荒谬世界里的面团宝宝嫌犯

Hirsch
2020-01-25 看过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 前一阵观看了这部影片,叙事结构和主角形象塑造非常惊艳,细节上层层铺垫,结尾克制且意味深长,在不经意的微小高潮间渐趋平静。”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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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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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小说,但随着情节的不断进展,真实的故事却和加缪的《局外人》一书有惊人的重合。

在《局外人》的上半场,“炫目的阳光”带来了不经意的罪恶;《哀歌》影片中,一场年轻人随意的酒后胡闹,暴露了一个暗藏的炸弹隐患。

在下半场,书中和电影里主人公都面临同样的“审判”——书中的主人公默尔索(Meursault)因为“上帝已死”的观念,以及他在参加完母亲葬礼后第二天和女友约会、沙滩度假的非常态化行为,而被判处了“个体”的死刑。

而电影主人公理查德·朱维尔,一个肥胖、迟钝、和妈妈生活在一块的单身“面团宝宝”,偷税外加收藏了一屋子的枪,有着出人意料的精准枪法,以及之前执法时的不良记录,加上对成为警察的极度渴望,让他被媒体借着未定论的证据塑造成了一个脸谱化的炸弹犯形象。

在书中,审判的最后,默尔索枪杀阿拉伯人一事已无人关注,法官、牧师、陪审团和围观群众联合一致,将这种“未普适化的个人”,即不遵守普遍社会习俗和规范的“他者”送上了断头台。

在电影中,媒体、联邦调查局和被舆论引导的人群,怀揣着私欲、无意识的猎奇与随波逐流的心态,仅仅三天后就将这位在炸弹危机出现时第一时间做出了正确的反应,将灾难的后果降低到最小、拯救了多人性命的国民英雄从赞美台上拉下,换上了长枪短炮与另一副面孔,对其围追堵截。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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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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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主人公的哀歌都是基于一个荒谬的背景:在一个普遍必然的道德定律至上、绝对价值占统治地位的“合理性”社会,“异化”的主人公的特定行动被关联到这套价值体系当中,由这套体系对人进行评断、审判。

没有人去思考主人公行为背后的意义——

《局外人》中的默尔索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哭泣,是他知道死亡是必然且无可挽回的事实,但众人眼里他作为“儿子”是不称职的;他不会给伴侣任何爱的承诺,因为他觉得谈及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存在并享受当下的物理世界才是意义所在,但“显然”他作为“恋人”是不称职的;他拒绝接见神父,拒绝向上帝忏悔,因为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事,“人所需要的乃是重新发现他自己,同时了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他本身中拯救他”,而旁人眼中,他作为“正直良善的上帝的子民”是不称职的。一个在最后一刻坚持真实,拒绝伪装表现自己未曾有过的感情的“局外人”,就这样被司法机构判处了死刑。加缪,作为一个外界广泛认为的存在主义学者(尽管他自己否认),是向那觉得世界为荒谬的人说话,是向那觉得人类历史和存在没有任何固定意义或目的但仍然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中从事活动的人说话。

《哀歌》中理查德·朱维尔,因为多管闲事,因为尽职尽责,即使在受到怀疑感到愤怒时还是积极配合联邦探员的工作,因为“警察对警察”,需要相互理解,即使那些人在背后对他极尽嘲笑,他甚至用这样的道理去安慰自己濒临崩溃的母亲。在和他的律师出现争执时,朱维尔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信任你,是因为你尊重我,不会嘲笑我,只有你把我当人(human being)来看待,可是现在,你又为什么让我放弃原本的自己,去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另外一个人”,无疑是更强硬、不屈从于权威机构、也更符合英雄形象的朱维尔,可是,那只是公众眼中的英雄,并不是真正的朱维尔。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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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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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疏离感也是人物的共同经历,所谓的疏离,即指:当我们遇到周围世界的挑战时,便会深刻体会到我们存在的有限性以及所有人类的奋斗与成就的外在限制。

萨特的书中,任这种疏离性消极地发展着,书的内容很是短小精悍,前半部分讲述了主角的母亲去世,他去奔丧,到他在“炫目的阳光下”,因视线模糊在沙滩上枪杀了一名阿拉伯人;书的后半段在讲述他受审直到被处决的过程。整本书则充满了巨大的荒谬感,主人公从始至终都随波逐流,毫不反抗,你会惊诧于他经历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怎样在最后时刻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

电影中,朱维尔做出了一些积极的改变,在影片最后和联邦探员的交锋中,他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向权威机构提出了质疑,并在危难之中继续坚忍下去,直到真相大白后、平静的那一天的到来。海德格尔对荒谬感有过这样的解释:“我们会了解到我们被抛入到一个并非经由自己选择的地方和境遇中,唯有果敢的‘决断’中,将这不安定的存在所具有的种种危难放在自己身上,才能超越这疏离带来的惶恐。”影片中最令我感动的,是在爆炸案发生六年后,律师前去告知朱维尔,案件的真凶已经落网,此时朱维尔正穿着自己梦想中的制服继续从事着警察的职业。荒谬的世界和疏离感是促成这一段波折的因素,但是朱维尔依旧做出了自由的选择,他创造了自己的价值和道德律,为这些负完全的责任,不从外界为其选择找任何理由。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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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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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已经提及,影片中的人物都处于荒谬的情境之下,“人一开始被抛向世界,必须面临这个世界的偶然性、有限性、被弃感以及注定死亡等模糊不清的基本处境。为了逃避这个事实,我们将自我化归于社会,将个性转化为普遍性,我们融入了“一般人”当中。在这种境况下,我们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起责任,因为死亡种种只是对于“某人”的说法,故而我们无法自由地承担他作为这个世界的一个存在者的境遇,所谓“自由”的选择也就不复存在。这样的人生,就存在主义者来说,是“不真实的”存在。然而,如果人致力于完成那些此时此地展开在他面前也只有他能完成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真实的”人生便会在他面前展开。

朱维尔的境遇即是如此,他的魅力也体现于此,作为一个一直都显得格格不入的面团宝宝,这个角色得到了导演严重的偏爱(在影片中,只有他的形象是无比丰满的立体的,充满矛盾却又合情合理,能让人在他身上看到熟悉的影子:那肥胖的体格,腼腆的性格,带着不自信表现出的拙笨的友善,这在物理世界上凸显了他与旁人的格格不入。再加上他对cop事业的迷恋以及“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权威”,让他作为一名普通的后勤安保人员,具备了出色的专业素养和执着较真的工作态度。与之相比,“嗓门大”的律师、坚强的母亲,靠容貌换取内部新闻,渴望成名的女记者,冷酷固执的联邦探员,都是一个固定且单面的人形立牌,是荒谬世界温情和残酷一面的存在。)

然而就算在这个意像不到的境遇中,他依然真实得那样令人瞩目,依然是那个在使自己成为了英雄的爆炸案现场偷偷藏起一块椅子碎片的“面团宝宝”,是那个在六年后终于实现警察梦想的“雷达”,也是拯救了无数人却在洗雪冤屈四年后逝去的“国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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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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