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天涯
2007-09-01 看过
在中国,艾滋病这个话题,似乎只有12月1日那天官方才会提起。在河南,艾滋村这个话题,官方永远都不愿意提起。因为贫穷而卖血,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这是百分之百的中国特色,属于家丑不能外扬之事。当地政府在村外层层设卡,在村内处处盯梢,外人想要进入艾滋村采访或拍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尽管有国家免费提供的药品,那些贫困的农民也只能呆在家里等死,或者看着家人一个个的死去。外界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没人了解他们的述求,直到陈为军的出现。

为拍此片,陈为军四次被抓被软禁并受到严厉的询问警告和上层的政治压力,差点丢失赖以为生的工作岗位。为了完成这部影片,他不得不多次装扮成一个农民,用化肥袋子装著摄像机,步行十里,胆战心惊地潜入村子,在其他病人和村民的掩护下,偷偷地进入要拍摄的家庭,然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敢迈出这个农家小院半步。

发现这个片子纯属偶然,当时我本来是想下载那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片《颖州的孩子》,结果却找到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而后者带来的震憾远胜过前者。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死亡,尽管我只是一个旁观者。片子没有什么技巧,最大的特色是真实。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背景音乐,只有马深义一家的日常生活。拍摄者和被摄者朝夕相处,面对面的交流,历经盛夏、深秋、严冬,见证了雷妹从发病到去世的全过程,真实记录了艾滋病带给一个家庭的巨大痛苦和恐惧。也许只有在死亡面前,人才会明白生命的可贵。当死亡一天天临近,生命也就越发的沉重,直到无法承受。

陈为军这样讲述拍片的动机:“我想人们很少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人,更没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家庭,绝对没有机会进入到有这么多艾滋病人的一个家庭,看看他们怎么样地去度过一个春夏秋冬。我想用我的眼睛,用XL1的镜头,让很多没有经历过这种灾难的人,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陈为军这样评价自己的片子:“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是他没有,他还有孩子,他还要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他们也知道艾滋病会死,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他们只有对生命最简单的要求,像雷妹说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

最后,想说一下《颖州的孩子》。我发现国人惯于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公益,总觉得存在某种猫腻。《颖州的孩子》获奖后,最先看到的媒体报道是一个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写的,先说电影拍的不好,“看了不到30分钟,已经打了好几个盹。终于无法忍受,我提前离开了会场。像我这样打盹的中国同行,还有好几位,其中一个是从头睡到尾。”最后竟然说了这样的话“现在世界范围内,对艾滋病的资金投入巨大,而其中吃艾滋病饭的人也很多。从这部片子来看,的确如此。”且不说这位打了好几个盹的记者有什么资格评头论足,以这样险恶的用心去猜度别人,不免有小人之嫌。无独有偶,豆瓣上最受关注的一篇评论也有着类似的论调,只顾盯着未成年人的隐私,以此质疑摄制者的的职业道德,完全无视影片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好死不如赖活着》在国外获奖后,陈为军也受到过类似的质疑,以为有功利的色彩。

作为一个曾经参与过公益行动的志愿者,我觉得很悲哀。杨紫烨的“预防爱滋病宣传制作”机构和张颖的“阜爱协会”在爱滋病的宣传和防治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颖州的孩子》的获奖既是对他们的肯定与支持,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爱滋病问题的关注,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官方的缄默尚可理解,民间的质疑无法接受。在中国做好事为什么这么难呢?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2002年联合国发表《爱滋病:中国的铁达尼号危机》报告指出,爱滋病是让铁达尼号沉没的巨大冰山,问题是中国社会对如何解决这座冰山并无共识,且还习于用动机论质疑行善者。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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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死不如赖活着 - 豆瓣

好死不如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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