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 弗里达 8.7分

弗里达·卡洛:一位女性艺术家的肖像

阿涅斯
2007-08-06 看过
真正艺术性的死亡本质上只有两种:要么死于水,要么死于火。
奥菲莉亚是死于水的,水的深度与人的深度是紧密联系的。对那些溺死在他们的自我中,他们的情感中,他们的疯狂中,他们的内省和混乱中的人来说,水就是他们致死的环境。维吉尼亚·伍尔芙在五十岁上不堪神经衰弱的折磨,自沉于索塞克斯郡罗德梅尔的住处附近。敏感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三十岁时在伦敦家中开煤气自杀:一个晦涩的隐喻。她终于还是淹死在自己心灵的洪水中。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提到死于水,人们想到的会是精卫,是屈原,是王国维,是沈从文湘西传奇中沉潭的女子,这则又是另一层的文化喻意了。
另一方面,圣女贞德或是布鲁诺决不可能窒息于冰冷、阴郁的水中,而只能死于火刑柱。他们的生命因此变成了信号灯、灯塔、火炬,照耀着许多世纪。因为肉体是短暂的,思想是永恒的,闪烁着光芒的实体是思想的形象。那个有着一头红发的荷兰人凡高用他扭曲的星空和肆意伸展的向日葵花瓣点亮了身后的整个画坛。吉姆·莫里森吟唱着“点燃我的火”,终于成为一种神话。
而弗里达·卡洛显然属于后者。
弗里达,就像她谈及《墨西哥的四个居民》中那个怀孕的黏土玩偶时所说的,“即使是死去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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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艺术性的死亡本质上只有两种:要么死于水,要么死于火。
奥菲莉亚是死于水的,水的深度与人的深度是紧密联系的。对那些溺死在他们的自我中,他们的情感中,他们的疯狂中,他们的内省和混乱中的人来说,水就是他们致死的环境。维吉尼亚·伍尔芙在五十岁上不堪神经衰弱的折磨,自沉于索塞克斯郡罗德梅尔的住处附近。敏感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三十岁时在伦敦家中开煤气自杀:一个晦涩的隐喻。她终于还是淹死在自己心灵的洪水中。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提到死于水,人们想到的会是精卫,是屈原,是王国维,是沈从文湘西传奇中沉潭的女子,这则又是另一层的文化喻意了。
另一方面,圣女贞德或是布鲁诺决不可能窒息于冰冷、阴郁的水中,而只能死于火刑柱。他们的生命因此变成了信号灯、灯塔、火炬,照耀着许多世纪。因为肉体是短暂的,思想是永恒的,闪烁着光芒的实体是思想的形象。那个有着一头红发的荷兰人凡高用他扭曲的星空和肆意伸展的向日葵花瓣点亮了身后的整个画坛。吉姆·莫里森吟唱着“点燃我的火”,终于成为一种神话。
而弗里达·卡洛显然属于后者。
弗里达,就像她谈及《墨西哥的四个居民》中那个怀孕的黏土玩偶时所说的,“即使是死去了,她的体内也能迸发出生命的火焰。”
弗里达·卡洛,墨西哥最受欢迎的现代女画家,1907年7月6日出生于墨西哥市市郊。身为摄影师的父亲威廉·卡洛是匈牙利裔犹太人,母亲玛蒂尔德·卡尔德隆则兼有西班牙与印第安血统。18岁时,弗里达与男友阿列詹德罗·阿里亚斯在放学途中遭遇车祸。他们乘坐的巴士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数名乘客丧生。弗里达裸体出现在铁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某人携带的一瓶涂料洒在她身上,她全身涂满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体、鲜血和金子制作的痛苦雕像。撞车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盖骨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但弗里达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并在不久之后得以过上一种基本正常的生活。痛苦和坚毅从此成为她生命和作品的绝对主题。
弗里达回到世上后不久,便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意外”——与壁画家迪戈·里维拉的结合。他当时42岁,体重136公斤,结过两次婚并经历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创作鸿篇巨制的大幅壁画;她则年仅22岁,体态娇小并且身体虚弱,画几乎可以算是微型的画架画。弗里达的母亲对这段姻缘颇有微词,称其为“大象与鸽子的婚姻”。婚后,里维拉一如既往的不忠行为和自己无法生育的残酷事实带给她双重的打击,弗里达成为公开的双性恋者并拥有许多知名的情人。两人就这样彼此深爱并狠狠伤害对方,直到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蓝屋(这也正是她出生的地方)与世长辞。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弗里达被挂在器械上,脚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锁在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从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紧身胸衣)。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兰地。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术。仅仅从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术;在刚缝好线的部位给她缝上了石膏,当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时,她发现自己的伤口正在腐烂。从1944年起她遭受极其钻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赖上吗啡。她的右脚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以下被截肢。
可就是这个弗里达,为我们留下了将近两百幅不同寻常的画作(其中大部分为自画像)。这些作品“坚硬如钢铁,脆弱如蝶翼,欢欣如醇酒,悲伤如人生中的苦难。”
确实,弗里达曲折的人生经历本身即是一封扣人心弦的推荐信。也难怪这位一字眉,有一撇小胡子的女画家虽然在中国尚未广为人知,却早已成为欧美人的文化偶像:Jean Paul Gaultier称她为“我的艺术女神”,流行天后Madonna更是对她推崇备至,不惜重金买下《诞生》一画,并将其作为自己评判他人的“试金石”。
或许正是由于个人经历太过丰富多彩的缘故,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弗里达的作品看作一篇篇对苦难生活的注解:作于1926年的《自画像》是赠送给初恋男友阿列詹德罗的礼物,公主般纤细优雅的弗里达摆出令人伤心的波提切利式手型,希望挽回已逝的爱情;《稍稍掐了几下》取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一个男人乱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当被法官问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却满不在乎地答道:“只是些小伤口罢了。”但这幅作品画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发生暧昧关系后不久,所以实际上是她内心痛苦的真情流露。而那幅著名的《断裂的脊柱》显然是弗里达一生的最好写照,她将自己描绘为融圣塞巴斯蒂安与悲叹圣母为一体、着铁质胸衣的圣徒形象,原本是脊柱的地方却为一根裂成三截的爱奥尼亚式圆柱所填满,生活就这样被飞来横祸击得粉碎。
甚至弗里达的静物画都被认为折射着她的人生。我们被告知,《剖开的水果》一画表现的是她具有侵略性的性欲,以及生育能力对她的困扰,就像在她自画像中出现的猴子一样,即使她只是把它们视作宠物(显然,她经常画的宠物狗则没有这种内涵)。
茱莉·泰默2002年拍摄的电影在所有关于弗里达的品类芜杂的传记作品中未必是最有深度的,也未必是最有特色的,但她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显然是明智的。当电影中的弗里达说自己的绘画值不了几个钱,“它们只对我自己有意义”时,导演却以同位女性艺术家的敏感借托洛茨基之口指出:“不,弗里达,人都是孤独痛苦的,而你的作品无疑为他们带去了黑暗中的一道光芒。
国人在分析艺术家的作品时,每每强调要“知人论世”也不乏生搬硬套,硬生生地把艺术作品理解为影射历史,或是表现作者生活经历的可笑例子。现在看来,这倒是一条全球通用的公理了。从米开朗琪罗到凡高,从但丁到兰波,似乎一个艺术家就必须经历各种磨难,并将这种磨难隐晦地表达在这些作品的背后。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而这样的一种成见,在女性艺术家身上似乎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喜欢视她们为平静受难的女性典范: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家丁托列托的女儿玛丽埃塔·罗巴斯蒂的名字流传至今,却并非因为她不朽的作品,而是因为她悲剧性的死亡。19世纪的艺术家将这位天才改写成了“一个患结核病的人,在临终之前,她还激励她的父亲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雕塑家卡蜜尔·克洛岱尔作为罗丹的情人和家庭冷漠的牺牲品而广为人知。同样的,当人们谈起摇滚歌手特里·安莫斯时,更为津津乐道的是她早年被朋友强奸的不幸经历,而非其晦涩难懂的另类歌曲。
了解艺术家的生平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作品,但生平经历却绝非作品背后的全部;关于艺术家的传记作品好比一个个敬献在其墓碑上的花圈,他们引领我们走向伟大的艺术家,却不能够真正重现已逝艺术家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到艺术家的作品本身中去寻找。是什么让年幼无知的孩子听到莫扎特乐曲时全神贯注,是什么让金发碧眼的欧洲绅士与衣衫褴褛的非洲老妇一同为《罗密欧与茱丽叶》落下眼泪?正如一切伟大艺术家所应该具备的禀赋一样,弗里达的作品应当不仅仅是自传,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主题。
电影对弗里达生平重大事件的刻画可谓不温不火,恰到好处。但导演也绝没有放过任何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影片构思精巧,色彩明艳,通片弥漫着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气息(弗里达当年几乎被包括到这场运动当中,但她从未承认自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比如关于那场改变弗里达一生的车祸的描述。
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回忆,那是一次奇怪、缓慢、几乎无声的车祸,有轨电车无法停止,一点一点地,以噩梦的可塑性压碎了巴士的侧部。电影中,事故发生前弗里达曾久久注视里维拉作于预科学校的壁画《创世纪》——画面中央的男人伸开双臂,表示牺牲与付出——却被阿列詹德罗一把拉走,这竟成为弗里达生命的一个隐喻。当阿列詹德罗劝说弗里达乘坐下一班巴士时,她却拉着他疾速追赶上去——一种投入自己命运怀抱的可悲愿望。而在有轨电车撞上巴士的那一刻,一只青鸟从一位戴礼帽的乘客手中振翅而飞,穿过整个混乱的车厢——关于捉摸不定的命运的一个象征?
此外,片中对于《断裂的脊柱》、《两个弗里达》等作品的解析也令人印象深刻。只是导演把1926年那幅《自画像》中挽回爱人的感伤手势变成了对里维拉的诚挚邀请,多少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从电影情节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本来也无可厚非。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墨西哥风情浓郁的原声也值得一听,尤其是由导演茱莉·泰默参与作词的片尾曲《Burn It Blue》,从某种程度上与Don McLean怀念凡高的绝唱《Vincent》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到这里,弗里达大概要以她众所周知的玩世不恭态度对我抱以讥诮的微笑了吧。毕竟我人微言轻,所以不妨在最后引经据典来结束这篇文章。以下是苏珊·桑塔格关于西蒙娜·薇伊的部分论述。这段论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弗里达·卡洛:

我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文化英雄是反自由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他们是一群曝光率高、令人着迷而又具有反文明倾向的作家,常常给人一种文化暴力的印象——不仅表现为他们具有个人权威色彩的声音、知识分子的激情,而且表现在他们极度个人化和极度知识分子化的偏执情绪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自觉地追求健康的时代,但更是一个认可病态的时代。我们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与痛苦经验紧密相关的事实。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则根据其受难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真理为判断依据。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
撇开一些表面的现象,认识到我们为什么会去阅读和赞美像西蒙娜·薇伊这样的作家是必要的。西蒙娜·薇伊由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集和随笔短章而赢得了上千万读者的拥趸,但我相信,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也没有必要去分担西蒙娜·薇伊因信仰天主教所承受的痛苦、她未实现的爱,或是去接受她关于上帝缺席的诺斯替派神学,赞成她弃绝肉身的宗教理想,认同她对罗马文明和犹太人极端不公正的憎恨。类似的状况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身上同样存在,他们大多数的追随者并没有理解他们,更不会把他们的思想当作信条。我们读着尖锐的言论,是因为他们个人具有权威性,他们堪称严肃的典范,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强烈意愿,还有——只有很少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如背德者亚西比德追随苏格拉底的脚步,尽管他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他的个人命运,但却使他的意识深处唤起了一种感动和满足,心中充满着爱;正是以这种方式,敏感的现代读者对某个不为他所有,也不可能为他所有的精神层面致以他的敬意。
我们在对这样一类模范人物表示敬意时,其实也承认了有神秘之物存在于世——而此种神秘之物也正是真理(一种客观真实)的可靠把握的对立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认为现实世界只是表面现象,而真理的部分(不完全)变形,人生中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癫狂、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病态、}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弃绝则创造了真理,提供了心理和生理健康以及提高人生境界的另一套标准。

参考书目
海登·埃雷拉 《弗里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罗莎·蒙特罗 《弗里达·卡洛——世界是一张床》 南海出版公司
河西 《弗里达——一位女神的画像》新星出版社
570 有用
25 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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