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他孩子

Nova
2007-07-22 看过
Lucien就是一个孩子,马勒的意图非常明确,在一个孩子身上进行道德审判是徒劳的,为善与行恶的界限与他而言是非常模糊的。而在电影推出的十年前,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爱希曼》里提出的纳粹功能主义论断成了她一生洗之不去的污点,其中最受苛责的就是有关“罪恶的平凡性”的说法(banality of evil),纳粹的凶徒只是机器上的齿轮,屠杀具有和其他工作一样的特性,此言一出,举世哗然。Lucien显然就是一个实例(Philip French的Malle on Malle里曾提到电影的最初设想来源于马勒自己在报上读到过的一篇报道),他的行为可以被理解,甚至被同情,这个观点的提出也正是电影推出之后马勒被迫远走美国的原因,在电影拍竣的1974年,人们的创伤还远未平复,更没有准备好去正视这种特例里所包含的困境,马勒去触碰这样的灰色地带,结果常常带有毁灭性。福柯在看过电影之后激烈地指责马勒是“看门狗”,用小资情调美化强权,马勒在1978年回应道,刻画抵抗运动是没有阶级之分的。
 电影终归是电影,马勒思考更多的或许是在战时究竟有多少Lucien,维希政府这一时期始终是法国人非常敏感的话题,此间青年人的投敌行为或多或少是受了舆论的牵制,这一部分人在战后的话语权被剥夺是否可取,对于他们的审判是否要区分开来,诚然这是一群犯下极大恶行的罪愆者,然而天真与邪恶有时往往相隔不远。马勒不是科斯塔-加夫拉斯,他并不是一个具政治敏感的导演,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实在过于辩证了,评论界无法接受这种暧昧,于是他只有出走。
 马勒是新浪潮时期非常特殊的一位,新浪潮阵营里马勒的角色也相对特殊,毕竟除了一部Zazie dans le métro,马勒极少在电影美学上进行革新,这大概因为他是新浪潮小将里唯一一位接受传统电影教育的人,并且做过布列松的助手。所以新浪潮里的多数人都只属于法国,马勒却属于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在英语世界里也能取得巨大的成功的原因。然而作者论在马勒身上却颇具体现,所以在90年代初改编自爱尔兰女作家Josephine Hart的作品Damage里,会看到非常明显的大而不当。关于马勒电影的争论往往围绕内容,比如《好奇心》和《毁灭》里的乱伦,然而每次却能将其处理得分寸得当,毫不偏失,力度的精妙在于将话题的敏感性严格局限在导演可控制的范围内。Lacombe Lucien也没有越界,然而话题本身是过于沉重了,马勒的中庸高估了三十年人们所受创伤的愈合程度,直到今天,在任何意识形态领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依然谨慎,所以到今天我们只需要一部Lacombe Lucien,而对《东京审判》的需求仍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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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孔布·吕西安 - 豆瓣

拉孔布·吕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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