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烈火中永生

柏邦妮
2006-11-07 看过
在烈火中永生

                                 柏邦妮


没有谁的一生比赵丹更像一出悲喜交叠,集中浓烈的戏了。伟大的演员有太多,但谁也不能像赵丹一样,贡献自己的全部生命,交付自己的所有激情,经历一切的苦难和折磨,只求得完美的演出,尊严地落幕。他的眼睛被殴打失明。他死的时候身上没有一块好肉,甚至包括耳朵。而他在医院里静躺着,癌症细胞吞噬了他的身体,那曾经是多么饱满青春充沛魅力的身体——悲欢荣辱都已经淡漠,暗自知道自己大限已尽,就像一个临近开机的演员一般,全力以赴地去演出最后一个角色——他自己。他那么温和,从容,有礼而谦卑。每一个去看望他的人,宛如他的观众,他得体答谢。

他跟自己的儿子说:“死亡是一场演出。”

曾经有人要给他的名片印三个头衔。一、全国政协委员;二、全国文联委员;三、全国影协常务理事。赵丹回答:“你忘了最重要的。” 对方连忙问:“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他说:“我是一个演员。首先,我是一个演员!”

那时候的上海才叫上海。一如那个时候的电影才叫电影。弄堂,市井,香云纱,百乐门。人情世故触手的凉和暖,可知可感。干菜,油纸,叫卖,宝石花。弄堂里的上海人从不绝望。就是在最动乱的时候,上海人的生活也在丰富从容紧张有序地进行。他们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并且波澜不惊,真实开放。这种底蕴,就是《马路天使》的底蕴,也是赵丹身上的可贵气质。

1932年的《马路天使》在我眼中,简直可算是最好的中国电影。拙劣的运镜,生涩的光线,早年戏剧痕迹明显的表演,故事模仿同时代的法国电影……可是这一切都遮掩不了那个时代,中国电影欣欣向荣的气息,以及影人们迫不及待的力气。尤其是赵丹,他所扮演的陈少平,活泼泼的就是要扑出银幕来。“小青年赵丹”。早年的电影观众眼中,赵丹就是一个追逐时髦,热情天真,意气风发的小青年。他有文艺青年的酸溜溜派头,比如出门前拿领带擦皮鞋;他也有他自作聪明的一面;但是青春的气息,善良的心灵,底层人的正直和高贵,都在他身上,像青凌凌爬满一面墙的爬山虎一样,自由自在地伸展。那些穷人,有着最感人的人情味,最可贵的良心,并且懂得“穷开心”,笑面生活。可惜的是,这种生活的质感,从此在中国电影中再难看见。我们很难看到再这样细致表现穷人的电影,不刻意关怀或者体恤,而仅仅是参与悲喜。

1937年,《十字街头》里,赵丹仍旧带着他自身的激情,再度扮演知识小青年。那年头的知识青年和现在一样,除了跟女孩子吊膀子之外,似乎其他的事都不值得干。“不是才子,就是流氓。”这一回赵丹用雄性的爆发力证明自己的爱情,他挥拳击碎了隔在自己和爱人之间的板壁。那时候的赵丹,和那些前进的影人们一起,像当时的中国电影,满怀着希望,道路正确,思想激进。他们没有蒙受狂风暴雨摧残,一心艺术,一心天真,没有政治管理他们,没有功利蒙蔽他们。回头看去,那样的一拳,那样的赵丹,在银幕上越是欢天喜地,不可阻挡,在我们眼中,便是越悲情。

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

赵丹就长在那片弄堂中间。事实上,当时的小青年赵丹确实也过着那样的生活。家里只有画画的石膏像和破床。演戏,恋爱,不顾一切的结婚。生活里除了爱情和艺术,还有激动人心的革命,再没有其他。第一次的婚姻是和女演员叶露茜。一回,赵丹在台下看叶露茜和别的男演员演爱情戏,竟然一把抓住她说:“从今以后,我不想看见你和别的男人做情人!即使是演戏,也只能和我。”朋友们起哄叫好。1936年4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三对影剧界的明星一起结婚。他们是赵丹与叶露茜,蓝苹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新婚燕尔,一团和气。谁也没有想到,其中那个叫篮苹的女人,便是后来为中国带来巨大浩劫的女人,也是不遗余力迫害赵丹的女人。她后来叫做江青。

第二次婚姻同样是和女演员。这一回是当时刚刚出名的“甜姐儿”黄宗英。1947年,拍摄《幸福狂想曲》结束,赵丹对黄宗英说:“我不能与你分开了。生活再也不能没有你。你必须做我的妻子。”这就是赵丹。他的爱情纯粹热烈,他表达爱的方式直接坦率。

作为一个艺术家,赵丹多才多艺。吴作人曾赠他一幅字:“一门歌舞,两代丹青。”八岁就能写匾额。十岁开始练拳,颇有根基。十五岁成立了“小小剧团”,自编自演。及长,到上海读大学。长辈叮嘱他学法律,不求人,人求己。可是,他偷偷去付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费。国画师从黄宾虹潘天寿。虽画着山水长卷,却最喜欢西班牙画家戈雅的油画。他接拍电影的时候,自己画过很多草图。别人十分诧异,他却淡淡一笑:“我是画画的呀!”他自己设计造型,亲手化妆。赵丹也写了一手好字。他唯一一次给自己家写字,则是在动乱年月,他题写了一副闻一多的座右铭,上书:“义所当为,毅然为之。”赵凤翱是他的本名。他给自己改名叫赵丹,是取“一片丹青照汗青”的意思。

作为一个人,赵丹有风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收养了周璇的儿子。听说上官云珠自杀了,他曾经想收养上官的女儿。是他在那样的年代,写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拍摄《青山恋》的时候,是他痛心疾首的说:“改,改,改剧本。好电影不是审出来的,也不是改出来的!”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也是一个沉默的年代。道理大家都懂,可是没有人敢说。赵丹敢说真话。或许,他就是有些傻:他学习不了妥协的智慧,不了解生存狡猾的用处。他的悲剧是他永远有一双不被玷污的眼睛,像孩子一样天真。孩子们都喜欢赵丹。他出门不带钱,对口袋里的钱永远没数。孩子们堆雪人,他弄了一堆胡萝卜,务必要把家里的雪人弄成最好看的。他大声唱歌,滑稽走路,在街上浩浩荡荡带领孩子们散步。孩子们说:“爸爸像妈妈的大孩子!”赵丹听了也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

赵丹做人,有点傻,有点颠。演戏则痴,疯。早年演《乌鸦与麻雀》,为了演好小广播肖老板,他学会了油腔滑调,他演的那个小市民,愚昧而又自作聪明;目光短浅而又野心勃勃;富于幻想而又无所事事;饱受欺凌却麻木不仁。演完了出不来。演《在烈火中永生》里的许云峰,电影拍完大家庆祝喝酒,他独自闷闷不乐,看众人欢腾竟勃然大怒:他还是个革命者呢!在他后来写的《地狱之门》中,一开始他就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赵丹说:“表演就是地狱之门。敢于做演员的人,敢于在这条路上走到底的人,都要有闯地狱的勇气。”

1933年至1949年赵丹拍片32部,而1950年至1965年他仅拍了8部戏。这是赵丹最大的痛苦——不能演戏。他说:“我快饿死了,我快憋疯了,哪怕是一个没有台词的群众也好,我要演戏!”可是上头不让他演。赵丹的问题大了。那部著名的反动大毒草《武训传》害惨了赵丹。他无意中所说:“我更适合演刘少奇,因为我的脸型和他更相似。”更是让赵丹死也无法翻身。他被关起来五年,整日以“139”号为名,重复又重复地写“罪行交代”和“思想汇报”,写了整整二十斤。被放出来以后,家人发现他时常在半夜自言自语,自问自答。问他是否有话要说,他说没有。后来他说:“在里头不让讲话,只让交代罪行。时间长了,就不会说话了。我就自己训练自己说话,我怕我不会说话,就不能演戏了。”

家人问他:“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想戏,没人打搅我时我就想戏。齐白石的电影剧本在我脑子里已经分好镜头了。山坡下,奔泉、溪流、短笛、牛群,牧牛的孩子们站在牛背上过河,小白石……当然,还想着演鲁迅、李白,还有阿Q、黄省三……”赵丹说的是曹禺《日出》里的黄省三。

赵丹活得太粗糙了,也活得太精致了。他是精致地把自己当作一部作品来演。他说:“或许有许多败笔,但好在真实。”作为一个演员,他有许多缺憾,这不是因为他的才华不够,而是时代的错误。在泯灭希望的年代,他没有熄灭自己内心对表演的热望,他始终是一团光,他为自己设计了远大的演出计划,在内心盛大演出。我们评价一个艺术家,我想,并不全看他所做的成就,而要看他对自己的期许。他勾画的所要扮演的伟大灵魂,铸造了他的灵魂。他始终激情彭湃。他始终壮志满怀。即使残破之躯体,他仍旧有青春之精神。正因为如此,在多少年后,我们观看那些蒙着灰尘的电影,那些电影如今看来都如此之差,只有赵丹,无愧于经典,不老不死,他的精神,弥补了一切老电影的欠缺,自己灼灼发光。他不是戏子,不仅仅是明星,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艺术家”,或者“苦难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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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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