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OTE——人性与职业伦理

九段
2006-09-07 看过
在小友花花的力推下,终于看了电影Capote。说实话,我不太知道这厮,只知道他写过“第芬妮的早餐”,他最著名的“冷血”我也没有看过。因为花花算是个文青,所以很是起劲。

电影平实抑郁,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传记片,只是截取了Capote创作“冷血”的整个过程。所以,片子开始不久,我对花花说:拍这部片子的人大概也是文青,并且也是拍给你们文青看的。

从电影里,我知道这个说话有些girly的人是New Yorker的专栏作家,他去采访一起发生在堪萨斯州的灭门血案。Capote显然是一位很敬业的新闻人,他采访时细致认真。甚至为了接近被采访者,而把他那身女气却时髦的装束换成了一身传统的黑色。随着采访的深入中,Capote觉得用一两篇报道已经很难表达他想要说的东西了。于是他决定以这一事件写本小说。这在当时是有些惊世骇俗的,那时的美国可没有“报告文学”,小说就是小说,报道是报道,壁垒森严。所以,很自然地,Capote的想法受到了许多朋友的质疑。这本小说就是后来著名的《冷血》,Capote称其为non-fiction novel(非虚构小说),实际就是“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这一文体在中国流行日久,不用我多说。虽然我不太鸟这种东东。

Capote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我推测,是在他发现自己与凶犯Perry Smith的身世相似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之后。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个社会有两个世界”。

为了写好这本小说,Capote必须要更好地采访两名凶犯,所以他们不能马上就死掉。于是,Capote为他们请了律师做免于死刑的辩护。为了接近两名凶犯,他去贿赂典狱长。为了得到案件当晚的细节,他试图与Perry做心灵的交流,他照顾生病的Perry,给他喂婴儿食品,给他喂水。工作中的Capote可以称得上是有条不紊冷静而专业;业余时间,他喜欢在人群里高谈阔论,吹嘘自己与某某明星熟识,说着庸俗的笑话。这时的Capote是在于两名疑犯玩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或者说是交易。我接受你的采访,给你想要的,你帮我脱罪或是免死。但,如果想让我说出当晚的细节,这等于是让我自证其罪,一定是不能说的。其实这才是整部片子的焦点,所有问题也是由此而生的。双方的挤牙膏战术在这部电影平实的叙事下,精确而完整。

影片中,Capote终于得到了Perry的信任,也得到了案发当晚的细节,他的书基本可以完成了,这时的他只需要等待死刑的判决而为这本书写上一个结尾。而这时的Capote却完全陷入困境。他为两名疑犯请的律师依然在为免于死刑而上诉,并且这时的美国国内,呼吁废除死刑的呼声很高,所以,两犯的免死上诉有着极大的可能性。如果这样,Capote的这本小说,无疑就失去了意义。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时的Capote是从内心深处希望两人赶快被处死的,然而他自己却不敢承认,显然他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无法承受将自己的成功凌架于两条性命之上,道德与良心的自谴,终于使他崩溃了。

两人还是被执行了绞刑。刑前他们希望见见Capote。而这时的Capote几近崩溃,根本不敢面对,却马上飞到了堪萨斯。在旅馆里,他不敢接听PERRY打来的电话也不敢看他的电报。最终他还是出现在刑场,见了两人最后一面。这种矛盾与尴尬的行为无疑是CAPOTE心灵困境写照。

《冷血》终于出版了,并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书我没有看过,借用他人的评价:“它对暴力、人性充满悲哀和怜悯的探讨,引起令人发自骨髓的震动。”这之后,CAPOTE再也没有写出任何一部作品,直到他1984年因酗酒与服药过多而去世。

《冷血》创造了一种文体,也改变了CAPOTE的一生。虽然,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两人是罪有应得,而Capote也并没有做错,他只是在认真而理性的工作。没错,理性,Capote一直保持着理性的态度,直到他的书接近完成时。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冷血》,却又不愿让两名疑犯知道,因为这会打破他们之间的信任或交易。当Perry Smith还是从报纸上知道了书名后,质问Capote,很显然地,他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他的回答完美而迅速,使Perry无法产生丝毫的怀疑。

我们身边的一些人恐怕会这样认为:CAPOTE太脆弱了,他只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他的小说的意义远比这两个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他并没有做错。我不知道是我们太过理性,还是真正的冷血。也许我们的教育使我们对内心的力量已经视而不见已经感受不到了。朋友准翔在MSN上对我说:良心是上帝安置在人内心的律法。

这部片子让我想起了两个故事,一件是真实的,另一件是虚构的。

先说真实的。1993年,南非的摄影师Kevin Carter来到当时正处于饥荒的苏丹北部边界进行拍摄工作。在伊阿德村,Kevin Carter为了让自己从遍地饿殍的悲惨景象里放松一下,他走进村旁的灌木丛。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哭泣,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正当他举起相机时,一只秃鹰停在了小女孩的身边。Kevin Carter小心翼翼地选好角度,为了不让那只鹰受到惊吓,他静静地等待了20分钟。拍完照片后,Kevin Carter赶走了那只秃鹰,然后坐在树下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大哭。小女孩最终死去了。Kevin的照片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然而获奖后,Kevin却自杀了。连Kevin的母亲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没有帮助那个小女孩。

做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能够理解Kevin,他是严格地按照记者的信条来做的:观察,不要介入。这是新闻客观性的保证。并且,我也知道他照片的影响会救助更多的人。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疑问:当职业伦理与生命伦理发生碰撞时,我们该如何去做?

另一个故事来源于一篇科幻小说。人类发现了一个有智慧生命的星球,该星球的“人”和善而先进。于是,地球人派出了一队考察人员。在这队考察人员中,有一名神职人员,他的任务是调查该星球的“人”是否有灵魂。考察队很快到了外星,他们发现,外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人”们完全按照程序一般地生活,每个“人”充满了理性。然而,神父的报告发回了地球,他建议将该星列为不予接触的级别,因为这里的“人”没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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