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2年生的金智英”的韩国,女性的处境与斗争

lejson
2019-10-26 看过

最近微信公众号、微博上似乎刮起了一股剖析韩国的风,这股风大概从李胜利事件开始兴起,到几天前雪莉自杀事件达到了顶峰,诸多大v或高流量公众号摇身一变成韩国问题专家,共同营造出一种高度雷同的韩国国家形象——一个“被财阀和美国操控蹂躏的傀儡国家”。其春秋笔法难免令读者产生幻觉,仿佛“财阀”或“美国”是解释所有韩国问题本质的终结理论,继而一改以前对韩国社会的漠不关心转向积极嘲讽。

视频链接:https://weibo.com/7060281712/IbTV7gQF9?pcfrom=msgbox&type=comment

几天前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名为“韩国娱乐圈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的视频,嘲讽韩国女性地位低下,中国还能讨论“什么是健康的两性关系”、“什么是直男癌”,而韩国人却毫无作为,因而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底下评论一片叫好赞同,“财阀”、“殖民地”再次成为高频词汇。如此权威平台发布如此低级视频,引来如此多共鸣,不难想象任由这股风气吹下去,中国普通民众将形成一种如何扭曲的韩国观。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之际,我决定谈谈韩国女性地位问题、近些年来韩国社会的厌女、仇女问题及女权运动,在铺天盖地的“伪真相”中,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亦为大家观影前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韩国女性地位为何低下?

讨论韩国女性地位问题,需追溯到韩国近代女性最初登场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转换期。随着近代开化思想传入朝鲜半岛,俞吉濬等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女性的教育问题,主张女性应接受教育,肩负起生产民族下一代、教育国民的责任,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也就是“贤母良妻”成为民族的一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贤母良妻”或“贤妻良母”常被误解为一种儒家传统女性美德,然而这却是一个现代概念。“贤妻良母”的革命性在于它承认妇女作为国家一员的政治权利,通过确立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将其从严格由男性主导的等级制度中扮演母亲、妻子、儿媳角色的前现代习俗中解放了出来。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眼中,“良妻”是男性的伴侣以及操持家务的主管,“贤母”是为了养育更好的国民,实现富国强兵。换言之,“贤妻良母”的核心理念是民族主义,而非儒家家庭伦理——这是“贤母良妻”与传统女性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两者的相似之处,则在于均将女性限定在家庭范围,并肯定父权。

1910年韩国进入日据时期后,“贤母良妻”论成为了殖民当局培养顺从统治的忠诚女性的手段。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思想驱使下,热衷于将女性推崇为民族的象征,在现实中却仍将后者捆绑在传统父权压迫地位,借此遮蔽殖民地“男性”的缺席与无能。

换句话说,在殖民地的特殊背景下,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在“保存民族固有主体性”的名义下被正当化了,这使得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帝国主义与父权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谋。“贤母良妻”仍是该时期韩国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规范,接受现代教育并日渐觉醒的新女性则令其产生抗拒感与反感,其反作用便是对传统女性的赞美,及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批判。在当时男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舆论界,后者时常被刻画成虚荣、轻浮、奢侈、堕落的形象。

图为日据时期韩国著名“新女性”舞蹈家崔承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韩国成为了“总后(方)”,多数韩国女性在“贤母良妻”的教诲下,遵循军国主义对母性的需求,期待通过将子女献给皇军、参与生产劳动、保障战争后勤来成为“帝国国民”的一份子,她们也因而被“尊称”为“总后夫人”。

光复后,尤其在由军事政权推动的现代化建设中,韩国对国民的动员是高度性别化的。在冷战对峙格局下,国家安保的重任压在每一个成年男性之上,他们通过义务兵役制、退伍后参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建设而直接成为了现代化的“主力军”,而女性则通过参与新村运动及计划生育运动,以家庭主妇的角色间接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性别化的动员机制形成了一种“保护者、抚养生计者=男性”与“家务劳动、养育子女者=女性”之性别社会分工,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

经由上述简要勾勒,可知韩国自近代以来,女性未曾有机会作为运动主体开展过妇女解放运动,从“贤母良妻”到“新女性”的污名化,从“总后夫人”到“家庭主妇”,女性主义从来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冷战、性别化的现代化动员机制所牢牢压制或统摄,其结果是,妇女解放一而再再二三地被“民族大义”、“大东亚共荣”、“经济建设大业”、“民主主义”等所谓“更重要”“更紧迫”的宏大议题所搁置——这便是当代韩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而绝非单一地出于儒家道德观念的禁锢。

当代韩国社会的厌女现象

回到当代韩国。

首先,厌女(misogyny)现象不是新鲜事,不是韩国特色,亦非东亚特产。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份时期,在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这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偏见。按照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定义,“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在上野《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一书的译后记中,译者用了一句民间俗语清晰地解释何为对女性的“他者化”,那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男性同为主体而结成“手足”同盟,而女性则是不可缺少却终究属于物品的“衣裳”。

在当代韩国社会, “厌女”超越意识范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兴起,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为了补偿义务服兵役的男性为国家的付出,自1961年起,政府曾对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多种重要考试中给予5%的加分,然而1999年12月23日,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正式将其撤销。

当时正值韩国刚走出金融危机、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初期,随着企业雇佣灵活化制度的推行,就业难、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常态。加分制度的取消,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部分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斥责后者借牺牲男性来追逐私利。此后,韩国相继出台了废除户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别法、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政策,愈发加深了男性“特权”的被剥夺感,厌女气氛因而弥漫开来。

厌女情绪最初盘踞在匿名的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颇为主流的叙事框架——“作为被害者的男性” vs “作为加害者与剥削者的女性”,前者辛苦服役、保家卫国,后者则安于享乐、过度争取女权。近两年“Me Too”运动兴起,女性对性骚扰、性暴力的反抗,复又激发了前者的被害意识,在反对me too的言论中,被侵犯女性时常被描绘成诱骗纯真男性犯罪的加害者。

臭名昭著的极右网络社区“日佳일베”是生产厌女情绪的大本营。该网络社区成员多为年轻男性,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多为店员、快递员、学生、无业人员等,其中不乏文静、彬彬有礼之士,然而在网络世界中,却化身为语言暴力分子,大肆发表歧视憎恶女性、左翼人士(尤其是已故总统卢武铉)、全罗道居民、外国劳工及一切社会弱势群体的言论。

有学者指出,在韩国这样一个尤为强调“男子气概”的文化中,身处霸权地位的男性角色一旦在竞争中落败,往往会转化为对比自己更为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愤怒。这种心理不难理解,用鲁迅的话来讲,便是“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上图中艾莎的手被电视台内部人员偷偷P成了“日佳”成员的专用认证手势,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随着“日佳”成员的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也从线上转向线下,制造了诸多超越常识、令人发指的“事迹”——光州民主化运动33周年前后,上传大量侮辱民主化运动牺牲者遗体的照片;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在绝食抗议的遇害者家属面前举办嘲弄式的“暴食行动”;将日据时期慰安妇斥为“性买卖婊”……

“日佳”成员的“暴食行动”

“日佳”最突出的倾向是厌女,并创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嫌恶网络用语,如上文视频中提到的“妈虫”(家庭主妇),以及各种“XX婊”:“大酱婊된장녀”(奢侈品爱好者)、“泡菜婊김치녀”(虚荣的女性)、“狗屎婊개똥녀”(自私的女性)、“啊不知道婊아몰랑녀”(无知无逻辑的女性)、“逼婊보지녀”(所有女性)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特产“绿茶婊”算得上小清新了)。

厌女情绪在2016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政权的烛光集会中再次发酵。作为韩国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朴槿惠本人并未成为推动韩国社会男女平等的践行者,反而由于崔顺实干政事件,印证并加固了“女人不能从政”的偏见。烛光集会上许多海报与歌曲对朴槿惠的批判,往往并不指向其作为“总统”的失职,而将其刻画为一个虚荣的整形美容爱好者、无理性的消费狂、放任世越号沉没的无脑且无责任心的“女人”——一个“日佳”成员口中典型的“泡菜婊”。

讽刺朴槿惠和崔顺实的海报“身着普拉达的顺实”

讽刺的是,“烛光革命”最初由韩国“最女权”的高等学府梨花女子大学学生的顽强斗争所引爆,然而在后来旷日持久的集会中,却频频爆出女性被趁乱性骚扰的问题,这令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宣布抵制集会,并单独辟出一块女性专属的场地集会——女性在呼吁民主主义的广场中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与外界划清界限,这是对民主主义本身的讽刺,广场革命终究仍是男性的专有物

“烛光革命”最终胜利了,2017年3月朴槿惠遭弹劾,在旋即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文在寅阵营格外着重刻画文在寅阳刚的男性气质,及其夫人金正淑女士贤内助的女性特质,这不得不说是又一种讽刺。

迟来却从未迟到的妇女解放运动

对于韩国而言,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迟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其抗争对象是近代以来未曾真正动摇的儒家礼教规范,是社会长久累积下来对女性日常的嫌恶与仇视,是排斥或边缘化女性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市场,以及消费女性的流行文化。

正如厌女情绪最初兴起于网络空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最初的战场也是网络。网络女权主义者活跃在与“日佳”战斗的第一线,展开了对网络上蔓延的厌女、仇女现象的抵抗性反击(strike back)。

女权主义运动在现实空间全面兴起的契机,是2016年发生的江南站杀人事件。一名20多岁女性在位于江南站10号出口附近商街的卫生间内,被一名陌生男性杀害,被杀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这一事件令长期潜伏在网络空间的厌女现象浮出水面,事后,江南站10号出口前贴满了呼吁正视厌女现象的海报与市民留言,女权主义也因而从线上走向街头,从精英讨论扩散至大众议题。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亦出版于此时。

2018年是女权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首先,兴起于美国的“Me Too”运动席卷韩国,从司法领域迅速蔓延至政界与文化艺术领域,并最终进入校园,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令公众重新审视从来被默认为“正常”的性骚扰,尤其是权力型性骚扰。

5月,弘大偷拍事件被披露后,6万余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游行抗议无处不在的偷拍,此次游行成为了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游行。反抗社会对女性外貌规范的“脱下塑身衣탈코르셋”、“不穿胸衣no bra”运动也同时兴起,许多年轻女性丢弃或毁坏化妆品、素颜、甚至不穿胸衣上街(已故的雪莉便是该运动的践行者)。

11月,受到两年前波兰女性反堕胎罪的黑色抗争的启示,为对抗保健福祉部宣布的对终止妊娠手术(堕胎)的处罚规定,首尔举行了大规模的“黑色示威”,示威者身穿黑色服装、举黑色标语牌“如果堕胎有罪,那么罪人是国家”,反对堕胎罪、捍卫女性权利。

这场席卷韩国的女权运动,展现了女性改变社会的力量,亦展现了年轻一代女性建立在共同经验之上的姐妹连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梨花女大毕业生声援在校生抗争时的那句:

“别害怕,姐姐来了。”

韩国社会亦随之悄然发生着变化。女性内衣广告开始采用不同身材的模特;卫生巾广告不再沿用以往对女性生理期隐晦的称谓(如,“魔法的那几天”),而直言“生理期”,并在示意视频中,放弃蓝色液体改用红色液体。

照片来源:유한킴벌리 화이트

新闻女主播在直播时戴起了框架眼镜,力图改变“男主播可以戴眼镜,女主播不可以”的偏见。

照片来源:MBC 뉴스

对于韩国而言,年轻一代女性的抵抗才刚刚开始,女权运动是当下的进行时,对于中国而言,也绝非完成时。

相对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更为彻底地推进男女平等,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期间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潮。因而中国近代的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男性主导女权主义”的特征,男性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妇女解放,源自其对传统女性所象征的作为“万恶之源”(傅斯年语)的儒家家庭制度与传统思想的不妥协态度,因而将女性从传统家庭中的解放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的指标,女性主义因此成为了民族现代化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在亡国危机中,中国女性在救亡图存的动员之下直接参与救国运动,解放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终将五四时期提出的“妇女解放”话语落实到现实。

以上历史过程难免令人产生“中国女权高于日韩”的幻觉,甚至沾沾自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被动”、而非“主动”发生的,是来自自上而下的精英、国家的推动与动员,而非自下而上的觉醒。这意味着,如果未来不再存在自上而下的动力(抑或这种动力发生转向),或面临经济危机,失业情况加剧,中国女性地位极有可能面临大幅崩塌。

回到最开始提到的视频。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与日、韩同属女性地位世界排名垫底的国家,我们有何立场嘲笑邻国?

“中国性别差距在全球排名第100名” 资料:《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上映了。金智英是80后韩国女性最常见的名字。

期待这部反映当代韩国女性所遭受的“无差别”性别歧视的作品,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作者申明:本文原创,原载微信公众号“闲话韩国学”,谢绝挪用。若转载此文,请文首尾标明作者姓名及原文链接,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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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少豆友对文末所列排名表格公平性的质疑,建议质疑之前,先移步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8/ 研究一下其测算标准、数据来源与权威性(顺便说一下,2018年的报告中国排名又掉了三位,排名第103位;韩国更低,排名第115位),莫仅依凭个人主观经验张口便说“这排名有问题”。另外,列举该表的目的,并非为了证明“中国女性地位低”,而是为了说明“中国女性地位并没有我们(或你们)所想得那么高”,尤其须反驳评论中出现的此种言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之一”。

对于质疑仅凭一个排名缺乏说服力的豆友,由于主题篇幅所限,我无意针对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展开进一步论述,相关学术论述汗牛充栋,权且推荐一篇今日读到的文章:《女性受害事件背后:暴力、权力与要求顺服的无形之网》https://m.jiemian.com/article/3768233.html在该文中,作者提到:“当只考虑男性自杀率时,中国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跌到146位,然而如果只对女性自杀比率排名,中国则跃身为全球第19位。此外,还有一个统计上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男性自杀比率都远远高于女性,唯独我国,女性自杀比例高于男性。对此学界的解释是,这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中的矛盾相关,包括婆媳冲突、男性家暴,以及性暴力等方面。”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不可怀着莫名优越感鄙视男女不平等之邻国,而应以后者为镜,照到我们未经审视与反省的性别偏见,以及居安思危,守住来之不易、业已获得的一些平等。

如同这部电影一样,本文无意挑起所谓“性别战争”,借用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何殷震(1886-?)的话,“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女权斗争并非追求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或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特权,而是为了让男性再无压迫女性的特权。

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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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生的金智英 - 豆瓣

82年生的金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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