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IFF#贾樟柯对话张艺谋“大师班”《秋菊打官司》部分
贾樟柯:拍完《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过了一两年,张导就拍了又一个截然不同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是非常强调造型,强调绘画性,《秋菊打官司》大家都看过,它可以说是一个最早用纪实的方法来生动展现现实生活的电影,故事也从过去的旧中国时代到了当下的中国。这个跳跃对于九十年代的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耳目一新,因为那个时候纪录美学还没有在中国有广泛的实验,过去纪录片可能也只是有一些新闻片里面使用,但作为故事片借用了纪录片的这种氛围、拍摄方法,可以说《秋菊打官司》是开风气之先,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想请张导说一下这个决策,当时是什么契机让你在美学上有这么大的改变?
张艺谋:秋菊这个故事是根据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的,我们当时请的是刘恒做编剧。当时也没多想,就是想故事,刘恒是一个现实主义功底非常深厚的作家,就开始给我们改编,写了好几个月,方向是有一点像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也有一些幽默,写得其实很好。但我自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性格,我就觉得这个不就是当年很多大同小异的作品吗,电影没特点,没有一个创新,就一直在想。
有一天我印象很深,我们几个主创坐下来,都已经开始筹备马上要开拍了,突然聊说拍一个纪录片的风格吧,完全像纪录片,大家就开始很兴奋,我记得刘恒也在。我马上就给投资我们的香港的马先生打电话,商量可不可以。他很支持我们,说马上换这个。大家根据自己以往看到的纪录片,开始迸出各种想法。当时摄影、美术这几个人都很兴奋,突然好像抓住了一个东西。我印象很深,整个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几个在这又蹦又跳的。要吃饭了,刘恒从床上坐起来,“那我这剧本就白写了”,很对不起他,确实完全就是另一种东西。后来果然没用刘恒的剧本,从此也没剧本了,就是一个大纲,几句话,每天就去偷拍。
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了,比狗仔队要早得多。各种藏,用16毫米的小摄影机,一卷片子上去转11分钟,所以它是可以长时间偷拍的。把两组摄影藏起来,在中国城乡结合部,在宝鸡农村,方方面面,藏到各种能藏的地方。我可能在亭子那搁一个纸箱子,大一点,把两个人藏进去,穿上尿不湿,拿上水和馒头。今天咱要开会,我要偷拍,我差不多半夜四点五点藏进去,开两个孔,那孔拿黑布挡着,然后等大家不注意掀开了拍。演员是八九点来了,穿上农村的衣服,反正是也认不出来,副导演带着一直在附件晃悠。差不多了,说可以了,副导演先走一遍位置,假装找人,然后让演员一看,走这啊,演员就过来了,就那样一直偷拍,很过瘾。但是完全掌握不了各种情况。怎么录音呢,弄个小麦克,当时城乡结合部就是有很多违建,都是把麦克风提前半夜挂在那。
除了这些在外边环境的偷拍之外,那在村里怎么办呢,老乡根本没见过这帮人。提前让巩俐装上一个假肚子,到村里去体验生活,跟村民在一起,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以为她怀孕了,就天天在村里转。这也不行,你还是要拍呀,在村里就得带点组织了,我就让我们的两个摄影拿两个摄影机,天天在村里转,空拍,没有胶片,对着所有人瞄,天天瞄,跟上班似的,每天八个小时,猪羊、老人孩子,天天转,熟悉。我印象中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两个摄影师回来报告,我说怎么样,效果怎么样。他们说现在没人看镜头,没人理,说连狗都不理了。
那时候我们是拿对讲机,偷拍的时候,如果两个摄影师钻在两个箱子里,他要钻一天的。我就只能在外头汽车上用对讲机,我根本不知道拍得怎么样。演员走位置,要拍几十遍,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剧组有一句流行话,这个电影要拍出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怎么样,拍成了吗,扑面吗?他们就说扑面。我就问有几个扑面?最少有两三个是扑面的。好,收工。就是这样子。
然后冲洗回来看样片,我们租了一个16毫米的放映机,你知道剧组看样片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全剧组都来,真的盼星星盼月亮。我们《秋菊打官司》的剧组后来看样片特别逗,剧组人全都走了,没一个人看了,就是摄影师放,我看,就我们俩人看一夜。为什么呢?16毫米的放映机,一本11分钟,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各种失误,各种不知道拍什么。剧组所有的人全是电影的专业人员,一开始看睡着了,后来连睡觉都不睡了,都回去了。我跟摄影就一晚上一晚上地看海量的素材。所以那时候全组就都弥漫着一种失败氛围,不敢明说,就在私下说,说这回艺谋砸了,肯定砸了。说这是什么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连人都找不着,很多焦点都是虚的。所以那时候是很胆大的。
今天看《秋菊打官司》的美学,当然可以把它系统地归纳到纪实纪录这样的风格上,那时候是很前卫的。当然那时候中国还在发展中,不像今天有严格的法治,今天你要这么大规模在街上偷拍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影是一个商品,你拍进去、发行,那就侵犯人家肖像权。当年我们也被人告了,吃棉花糖的大姐把我们告了,我们给她一个近景,大概两三秒钟,她说对她心理造成很大伤害。为什么?那时候正是上班时间,她不知道怎么出去了,吃棉花糖,被拍到电影里面。这证据确凿,告了我们好几年。现在这样的拍摄不允许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