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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明:中国学问要建立在“感通”和“修行”基础上

临终的眼 2014-11-16

薛仁明:中国学问要建立在“感通”和“修行”基础上


演讲人:薛仁明(台湾学者)
主题:学问与生命之间
时间:2014年4月29日
主办:北京大学宗教哲学研究会


人世间有许多的东西,一开始看来,似乎很好,也很吸引人,然后,你会对它产生一种想象,可当你越接近它,越深入,常常会发现越不是这么一回事,等深入到一定程度时,你就可能深陷其中,再也出不来了。最好的一个例子,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个主题——“学问”,学问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陷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里面陷进去,这辈子就再也爬不出来了。
我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一般学者所说的“反智论”,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这里头的的确确有很大的陷阱。今天,如果你知道这个陷阱,因此戒慎恐惧、步步为营,那么,你就可能在“学问”里面获得益处,否则,你不明就里、傻愣傻愣地一头栽进去,稍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无底深渊,从此万劫不复了。
学校呆得越久,暮气越重
去年3月我到台大讲座,一开始,我就先提醒他们,到台大的前一个礼拜,台大才刚刚跳了一个,这几年来,台大每年差不多都有一个学生自杀。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往下蔓延,因此台湾最牛的建国中学(也是马英九的母校)这几年也...

薛仁明:中国学问要建立在“感通”和“修行”基础上


演讲人:薛仁明(台湾学者)
主题:学问与生命之间
时间:2014年4月29日
主办:北京大学宗教哲学研究会


人世间有许多的东西,一开始看来,似乎很好,也很吸引人,然后,你会对它产生一种想象,可当你越接近它,越深入,常常会发现越不是这么一回事,等深入到一定程度时,你就可能深陷其中,再也出不来了。最好的一个例子,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个主题——“学问”,学问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陷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里面陷进去,这辈子就再也爬不出来了。
我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一般学者所说的“反智论”,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这里头的的确确有很大的陷阱。今天,如果你知道这个陷阱,因此戒慎恐惧、步步为营,那么,你就可能在“学问”里面获得益处,否则,你不明就里、傻愣傻愣地一头栽进去,稍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无底深渊,从此万劫不复了。
学校呆得越久,暮气越重
去年3月我到台大讲座,一开始,我就先提醒他们,到台大的前一个礼拜,台大才刚刚跳了一个,这几年来,台大每年差不多都有一个学生自杀。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往下蔓延,因此台湾最牛的建国中学(也是马英九的母校)这几年也几乎每年自杀一个。每年自杀一个,当然跟学问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可是,为什么恰恰是台大、恰恰是建中,而不是其他学校呢?
从这个角度看,北大当然也属于高危险区。所谓高危险区,不是说大家可能会去跳楼,而是相较起来,大家心理更容易出现问题和障碍。老实说,北大处处都是聪明有才情的人,可是,能够活得自在安然的,却不算多。换句话说,北大人的聪明与才情,常常是妨碍他们自在安然的关键原因。还记得,去年有个朋友,带他哥哥去我住的台湾台东池上乡下住了一宿;他哥哥长我一岁,他之所以要带哥哥去我那边,只有一个目的,是因为他哥哥这几年忧郁症越来越严重。他哥哥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我看到他哥哥的第一眼印象,就三个字:“聪明人”,啧啧!真是聪明的一张脸呀!但谈了几句话之后,我的感觉是,他哥哥的忧郁症大概是救不了了。
古人有一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太聪明的人,有时候特别执着,一旦特别执着,就任谁都救不了,为什么?因为他聪明,所以会有一套很完整的自圆其说的说法,你怎么样都说不过他,也动不了他,然后,你就会看着他把自己给团团困住,最后,他种种的说法、一道道的防线,简直就成了铜墙铁壁。这铜墙铁壁本来是要防御别人的,到最后,却会把自己困死在里面。
各位不妨检验自己是不是也属于这种高危险群,检验的标准,是自己会不会老强调“真理”,总觉得自己是 “择善固执”?自己会不会太爱说理、太好争辩?说理时,是否滔滔不绝?争论时,是否容易动气?一旦滔滔不绝又容易动气,时间一久,你的生命状态大概就会慢慢变化了。一般来讲,在大学里面,尤其在北大这种好说理、喜争辩的地方,本科生脸上都还比较干净、比较清爽,到了硕士生,就开始有点暮气,到了博士生,暮气就更重了。换言之,北大是一个容易让人有暮气的地方。譬如我这位朋友的哥哥,暮气就重;我朋友跟我说,他哥一定要凌晨4点才会睡,这是通常我快起床的时候了。
几点睡觉其实不重要,但是,如果有暮气,就很麻烦。今天的学问,为什么会搞到这个地步呢?最直接的原因,就因为我们在做学问时,生活已失去比较有朝气、有兴发力量的那样一个状态了。
我们在这种地方过生活,但凡认真的好老师,都巴不得我们一天可以读书读十六个小时,越用功越好;最好就整天窝在图书馆、研究室或实验室。可很少有老师想办法让我们活得更有力气、更有朝气,也更能意兴扬扬。中国文化很强调的一个字眼叫做“兴”,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那个“兴”字,我们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习,几乎没办法培养这个“兴”字。生活如果没有这个“兴”字,你待得越久,暮气就会越重。
学问跟生命是脱节的状态
所谓教育,原来不是要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吗?可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学里,却很难变得越来越有朝气,反而会开始暮气沉沉,那么,这样的教育,是不是根本就出了问题?正因如此,此前我才会提出,必须要把所有中国学问的学科,不管是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甚至中国美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医药大学,只要跟中国学问有连接的这些东西全部撤出大学,另外成立一个学问系统。中国的学问,原本是要让人兴起、让人有朝气的,但是,只要继续留在大学里面,跟大学这个体制美其名是融合,实际上是一定会被异化,最后,就会在这个机制里面不断地被消磨,中国学问那个“兴”的特质就会完全消失殆尽。
这其实就是现在大学体制的病灶,这病灶,就是我们的学问与生命是处于脱节的状态。为什么会脱节呢?因为今天我们所求的学问,学校都教我们要客观,要冷静分析,不能有自己“主观”的想法。于是,我们在做这种学问时,生命会被抽离开来,只剩一个干枯的大脑在学院里面搏斗,其他的感官则全部被搁置,只有一个大脑被极致地发挥,我们的生命便迅速地陷入一个失衡状态。在这样的系统里,只要你大脑够发达,其他的东西有没有都无所谓,于是,我们就开始会对旁边的事物一天天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此一来,你的生命要如何“兴”得起来?
今天不只是北大,也不只是大学,其实已彻头彻尾贯彻到我们的小学教育,都是同样的教育方式。我们总不断地强调知识的追求,可我们的教育里面都没有教学生怎么样对旁边的事物有感受,更别说还要有能力感受得精准,感受到可以进入那个事物的真正状态,用《易经》的说法,叫做“感而遂通”。我们所有的学习里,都没有这一块,没有人教你好好地看一朵花、好好地感觉旁边的声音、好好地体会旁人的感受。他不断地在教你知识的建构,知识的组织,不断地在分析,不断地在思考,不断地在思辨,不断在想有没有符合逻辑,你的论据是什么,你的知识有没有硬伤,不断地在讲这些东西,可是,你生命的感觉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跟你讲。
到最后,我们整个学问就变成彻底地异化,这异化导致即使所谓的文史哲,看来是生命的学问,可每读一本经典,他们总要教你有多少版本,有多少解释,讲《老子》,就开始要教你老子的形上学、宇宙论,讲得天花乱坠,问题是,我们学这些干嘛?!我们知道老子的形上学,到底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不幸的是,我们所有大学都在教老子的形上学。
事实上,我们为什么学老子的学问?不就是为了获得智慧,让我们日子过得好一点,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读老子,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有能力化解事物,能够活得自在,能够慢慢产生一种通透的能力,对不对?!但你教这些版本问题、讲那些形上学,好像都跟这个沾不上边嘛!
今天学院的整个分析系统,从一开始,就逼你得离开生命,去“客观”地谈许多跟生命不太相干的问题。这样子做学问,难怪越做离生命越远,最后当然会搞得自己很不痛快。
千百年来,《论语》、《老子》、《六祖坛经》这些经典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后人不断地受这些话语启发,不断地被这样的大生命给打动,但今天学院里很少有老师问你,读了这句话你被打动了没有?他们几乎都不教你要被感动,而是教你要越冷静越好,这样才能把学问分析得最好,才可以顺利拿到学位,也才能够写得好论文。事实上,这样的学问是违背人性,是和我们的生命相冲突的。当然,今天在座诸位在这边拿学位,做这样的学问,是不得不然;换成我待在这样的体系,我也只能这么做。可是,我们仍必需知道,就生命的学问而言,这其实是种伪学问,除了这,还另有一种真学问。我们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做了一辈子伪学问,最后还告诉人家这才是真学问。
上个月在上海,有一个记者采访我,后来刊出的题目就叫做“我们太缺乏一门叫做生命的学问”。我喜欢这个题目。采访时,她告诉我,在复旦读研究生时,只有一门课让她受益最深,那一门课老师每次上课就只是读经典,读得很慢,不做任何学术分析,就先让大家读,然后问大家有什么感觉。后来我问她:“这门课学校允许开吗?”她说,那个老师似乎跟学校搏斗很久,学校基本不赞成。我说,这个老师有办法升等吗?结果她说,那个老师已经放弃升等的念头了。我心想,这个老师怎么那么特殊?结果她告诉我,这个老师是南怀瑾的学生。
老实说,这样的教法,离最根本的受益,当然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是,我觉得这位老师还是很了不起,他身在学院,能不纠结于学术,能不光谈道理,而是直接诉诸学生的感受,这就不容易了。
中国学问先建立“感通”和“修行”
今天学院谈的中国学问,一来纠结于学术,二来又老爱说道理。事实上,很多事情不是道理懂了,问题就能解决了。中国的学问,除了说理,向来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修行,修行这词,若用儒家的话语,就是修身。《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论语》里头,讲来讲去,也都在讲修身。
修身首重真切,只要不真切,身就修不了。因此,《论语》里有几次孔子批评子贡,都是因为子贡爱说大道理,不真切。但是,中国的读书人,越到后代,越爱说大道理,口气也越来越大,譬如最有名的宋代张载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年轻时读,佩服得不得了,简直要五体投地。而今有了一点阅历,有了一点生命实感,就难免要感慨:亏你说得出来,你做得到吗?“为万世开太平”,可能吗?事实上,什么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是做不到的,就千万别说。在中国的学问里,做不到的,你又偏爱说,那就叫“戏论”。
今天我们的大学里,就弥漫着戏论。这不止是因为整个源于西方的学院体制本来就有主客对立、理论与实践落为两截的根本问题,其实也是因为中国从宋代以后读书人就不断有一堆戏论,尤其那些越正经、越严肃的儒者越爱说戏论,老是讲一些自己做不到的话。
大家回头去翻翻《论语》,会发现孔子不爱标榜、不谈戏论,他所讲的志向,都是可以操作的,很具体,很平实,像家常菜一样,这正是孔子了不起的地方,这也才是真正生命的学问。反之,那种听起来伟大得不得了的东西,多少都有假象;乍听之下,很迷人,但久而久之,人就会异化。所谓学问,必需要接地气,回到我们具体的情境,回到具体的感受。因此,我们读书得要有种警觉:我读这个东西干嘛?我去讨论宇宙论,去争辩形上学,这跟我的生命真的有多大关系吗?时时刻刻得要检查:读了这个东西之后,生命的状态到底有没有比较安稳?
今天整个学问的体制要重新做个澄清,我们今天强调大脑的这种学问体制是建立在西方思维强调逻辑客观、强调科学论证的体系下的产物,但中国的学问不是这回事,中国学问要先建立在“感通”和“修行”基础上。
修行其实很具体,孔子在《论语》里面讲他的修行法,譬如说“孝”,孝顺与修身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孝首先是先感通父母亲的心意,你在家里要学会察言观色,对父母亲的状态要能够随时感觉得到。
中国人对父母亲的感通,如果继续往上追溯,就会牵扯到祭祖的问题。《论语》除了礼、乐,最强调祭祀,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到现在还认为祭祀时早晚拿三柱香是一件很愚蠢、很愚昧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不知修行为何物。今天我祭的是祖先,我拿三柱香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想念着、感通着祖先。今天如果我祭祀的对象是天地,我就是在感通着天地。能感通到甚么程度,是一回事,可最少在那一刹那,整个人是在一种虔诚的、平静的状态,这就是中国人的修身。
中国人透过祭祀,透过礼乐,透过种种的人伦关系,慢慢培养自己“感而遂通”的能力,这既是修行,也是大学问。因此《红楼梦》说,“世事洞明皆学问”。准确地说,这种“感而遂通”,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当你的感通能力越强,眼力越够,你跟事情就越不会隔阂。当我们对事物没有隔阂,就可以深入到事物的最核心,然后就可以进入《大学》所说的第二个阶段,致知。
致知是在格物的基础上,把所格的物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当你可以说出所以然之后,你的感悟就可长可久,不容易迷失,也不容易异化。当有了格物的基础,有了修行的基础,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知道这么一个所以然,你就会做的心安理得,正正堂堂,这样的学问就可以让你越走越稳。所以,真正的学问是养人的。真正的学问是让一个人越来越有朝气,不会让你越来越有暮气。当你觉得暮气沉沉,那是你的学问的体质已经出问题了。
人世之间,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养人的。有个年轻朋友跟我说,他现在住在北京鼓楼附近,二环内,房子很小,小到连一个写书法的地方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卫生间。但他十年来搬来搬去,却始终是住在二环内,这是因为住在那个地方他觉得特别养人,那地方特别有生活气息。在那个地方走,你会感觉到历史底蕴;在那个地方,你跟旁人的互动状态可能跟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北京人的状态没有太大改变。可你如果住到四环、五环,或者更外面,只见高楼林立,走在街上,但觉一片荒凉,感觉不到一点点人的温暖。那种地方是没办法养人的,那种地方你待久了,会觉得无趣得很。
这就好比我去广州的一些新区,马路很宽,人行道也铺得很好,但我总觉得没有情味,无聊死了。可一到老广州,虽然许多人行道忽宽忽窄,破破烂烂,走着走着还窟窿一个,可我觉得老广州太有意思了,随便走走,那种南国繁茂的气息,充满了情味,这种地方是可以养人的。事实上,我们的衣食住行,跟人来往,包括听的东西,看的东西,读的书,做的学问,追根究底,不就是为了要养人吗?
如果读书读到后来,不仅养不了人,反而伤人,那么,除了是工作所需,确实万不得已之外,否则,真是不读也罢。学问这事,本来就充满了误区。当我们明白了这些误区,知道要跨越过去,时时刻刻拉回到学问的原点,那么,我们的生命状态,才会因为你的学问而越来越饱满。
【现场问答】
问:孔子主张我们积极入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是公安大学的学生,属于行政类的学校,我们应该如何将他生命的学问融合到行政中来呢?
薛仁明:首先我要提一下,大家讲孔子时,不要太过强调他的积极入世,最少,不要把他想成只是“积极入世”。事实上,孔子更接近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形。所谓原形,是指庄子《天下》篇讲“道术为天下裂”之前、还没有出现诸子百家之前,中国文明还在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浑沌的状态,孔子其实是比较接近这种状态的。换言之,你固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很多后来儒家的特质,但你也可以在《论语》、《史记‧孔子世家》里面读到很多跟道家相通的地方。对他而言,入世当然重要,但也并非那么地“积极”,那么地“非如此不可”,许多时候,他其实是在两可之间,若用他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
正因如此,孔子到了晚年,回返鲁国,决定不再参政,他一样可以活得很安然。我常讲,任何时代,尤其我们今天,只要你活得安然,其实就是一种“最积极的入世”了。今天这时代不缺乏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更不缺乏想要改造社会的人,却最缺乏一个个安稳的人。今天中国只要出现千千万万个自在安然的人,好好过日子,好好尽本分,好好把身旁的人也安顿好,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一半了。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核心,所有的一切,都要回归到自身的修行,都要指向生命的安稳。这看似没太多作为,可这种没作为,实际上却是最大的作为。恰恰相反的,当你一天到晚特别想做这做那时,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本末倒置、异化颠倒。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当大家讲到这个时,尤其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太容易忽略根本的「修身、齐家」,一下子,就跳到最后面的「治国平天下」去了。
事实上,单单修身这件事情,就得忙一辈子了。孔子讲来讲去,大家感觉他积极入世,可他与那些国君的对话,更多都还是谈个人修身的状态。最后说治国平天下,其实不过是把修身状态再延伸一点,把自己安然的状态很自然地延伸出来罢了。换句话说,当你能够感通到别人的不安在哪里,因此有办法也让别人心安,这就是最高级的政治了。
问:我是一名警察,上了五年班之后,又考回来,我想问您,我平时除了自己去看书,去跟一些有学问的人交流,怎么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更高层次的修养,让自己保持一种纯粹的身心?
薛仁明:我的想法是,身心不一定要纯粹,但是要平衡。太过纯粹,有时反而容易失衡。有了平衡,生命才容易安稳。
我的建议是,看书或者是与有学问的人交流,当然可以。但身心真要平衡、生命真要安稳,更直接的方法,则是直接和生活周遭那些身心平衡、生命安稳的人多多亲近、多多来往。他们书读得多不多、学问大不大,都不要紧。只要是平衡安稳,接近久了,对我们的生命就有帮助,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就有道而正焉”。这种身心平衡的人,其实民间挺多的。
我最近在(北京昌平)辛庄乡下待了七八天,现在有几位老先生、老太太,看到我,都会打个招呼。那一种温润感,不比我在台湾民间感觉的差。台湾民间非常养人,我每一本书都强调,我父亲工人,母亲工人,两人均未受学校教育,他们都没有读过书。我强调这点,是为了说明他们不识字、没读过经典,纯粹是民间长出来的人,但我年纪越大,却越感觉到他们生命的安稳程度,其实是我许多满腹诗书的朋友望尘莫及的。
民间有民间修身的方式,民间的邻里关系就非常养人。我小儿子刚出生时,住在老家,每天早上只要我父母亲抱他出来,顿时间就成为街坊的中心,所有人都要过来抱抱他,拧他一下,对着他笑一下。他在老家这一年半的经验,对他后来整个生命状态、身上特别明显的一种光明喜气,肯定是有影响的。
中国民间本来到处都有这样的邻里乡党,都有一种很淳厚、很温润、很养人的气氛,直接就能培养出许多平衡与安稳的生命。除了邻里关系之外,台湾民间几十年来没断过的祭祀传统,也值得一谈。我那本《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开篇写〈先格物,后致知〉,接着两篇则接着谈祭祀。祭祀是台湾民间最重要的格物之事。现今两岸有许多儒者,每天讲天下国家,具体操作却从来不谈,既不听戏,也不祭祀,也不讲礼乐,孔子讲来讲去都在讲礼乐,可这些孔子信徒生活里却没有礼乐,这点很奇怪。
事实上,台湾民间,或者说,过去整个中国的民间,一向都是在祭祀、在礼乐的生活里过日子的。大家知道,所有重要的祭祀,一定要有音乐。庙宇但凡有祭祀,前面进行着典礼,对面戏台演着戏,旁边奏着音乐,这就是中国的礼乐风景。我结婚时,有个很高规格的祭祀,祭天(台湾民间称之为“拜天公”),全身得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还要换一套全新的衣物,后来我才知道这等于是斋戒沐浴,斋戒沐浴之后,我跟父亲、弟弟在半夜十一点多(子时)行三跪九叩大礼,旁边演着傀儡戏,吹着唢呐,我突然意识到婚礼真是一件大事,有种庄严感,有种与上天产生联系的真实感。
民间的每个人,都是透过类似的方式,一点一滴,把整个安稳的生命状态给培养出来,这就是他们的修身。他们没有特别去想修身的事,可透过这些事情,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修出来。又譬如遇到人际冲突,遇到烦恼痛苦,他们都知道人生就是修行,包括夫妻相处,都得相互体谅,当忍则忍,这就是修行。如此一来,就会慢慢地改变自己,而不是老讲那些大道理。中国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人人都可具体操作的基础上,无论是像孔子那样有大智慧的人,或者像我父母亲这样的文盲,都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具体去受惠,这样做,不仅你自己可以受益,整个社会、国家也因此可以有一种安定,这才是真正中国式的内圣外王。
总地来说,修身这事别想得太难,也别想得太远。如果你够谦虚,也够好学,单单你生活周遭之人,就可以给你很多的启发。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问: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把古代的书院与现代的大学兼容并蓄的学校?
薛仁明:我必须先强调一下,这百余年来,不论是中西文化,或者是传统跟现代,我们都花太多时间、太多心力来强调如何融合与汇通。但现在最大的尴尬是,我们连到底甚么是“中国文化”,其实都早已说不清楚了。如果我们连“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都搞不明白,却整天忙着想“融合汇通”这些宏大的命题,你会不会觉得这种“宏大”其实是很不现实呢?
就像你所说的书院,现今整个中国,书院几乎是不计其数,可真正具体操作得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能够将生命与学问有机绾合的,却是少之又少,几乎就找不出来。换句话说,当我们连书院怎么操作都搞不清楚时,就又着急怎么与现代的大学兼容并蓄,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太不真切了?
因此,真正的当务之急,其实我们得弄明白甚么是“中国文化”,得搞清楚书院该怎么操作,到了那时,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有些东西的确能相通,但有些东西则确实通不了。这些通不了的东西,不妨就各行其是吧!因此,我在前天的讲座才会特别提出,就让大学还给西方与现代的学问吧!至于中国的学问,则必须在现今的大学体系之外另外成立一个迥然有别、能够真正将生命与学问结合的书院体系。我们不必好高骛远,也别着急,我们先打通生命与学问的任督二脉再说。
(本文经作者审订后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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