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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古代不受禅佛影响的六大诗人

临终的眼 2014-11-16

中国诗与佛发生关系者固多,而不发生关系者亦能成诗人,且为大诗人。

东汉、魏、六朝人多信禅,诗人不在佛教禅宗之内者,数人。其中之大诗人,首推陶渊明。

陶不受外来思想影响。人皆赏其冲淡,而陶之精神实不在冲淡,自冲淡学陶者多貌似而神非。

陶诗第一能担荷。其表现:

l、躬耕(力耕):凡有生者皆须求生,人亦然。故陶诗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而佛但坐菩提树下冥想,盖印度生产丰富,不费力即可得食。若乃严寒不毛之地,但坐冥想,非冻死即饿死。

2、固穷:躬耕不足则固穷。孔子曰:“君子固穷”。躬耕乃求饱暖,而人力已尽天命不来之时,亦唯甘之而已。

躬耕是积极担荷,固穷是消极担荷,与后之诗酒流连的诗人不同,乃儒家思想,非佛家思想。

陶诗第二能解脱。

陶又颇有解脱思想,对人生之苦担荷,对生死之苦解脱,然亦非佛家思想,而为中国老庄思想(此乃勉强说)。有生必有死乃天理,好生而恶死为人情。后之道家皆失老庄原意,尤其与庄子不合。求长生乃贪,但有贪生恶死之人情,而无必生必死之天理。陶则不求长生,看破生死。陶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大化者,天地间并无“常”,佛所谓“常”...

中国诗与佛发生关系者固多,而不发生关系者亦能成诗人,且为大诗人。

东汉、魏、六朝人多信禅,诗人不在佛教禅宗之内者,数人。其中之大诗人,首推陶渊明。

陶不受外来思想影响。人皆赏其冲淡,而陶之精神实不在冲淡,自冲淡学陶者多貌似而神非。

陶诗第一能担荷。其表现:

l、躬耕(力耕):凡有生者皆须求生,人亦然。故陶诗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而佛但坐菩提树下冥想,盖印度生产丰富,不费力即可得食。若乃严寒不毛之地,但坐冥想,非冻死即饿死。

2、固穷:躬耕不足则固穷。孔子曰:“君子固穷”。躬耕乃求饱暖,而人力已尽天命不来之时,亦唯甘之而已。

躬耕是积极担荷,固穷是消极担荷,与后之诗酒流连的诗人不同,乃儒家思想,非佛家思想。

陶诗第二能解脱。

陶又颇有解脱思想,对人生之苦担荷,对生死之苦解脱,然亦非佛家思想,而为中国老庄思想(此乃勉强说)。有生必有死乃天理,好生而恶死为人情。后之道家皆失老庄原意,尤其与庄子不合。求长生乃贪,但有贪生恶死之人情,而无必生必死之天理。陶则不求长生,看破生死。陶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大化者,天地间并无“常”,佛所谓“常”乃出世法,世法则无所不变。佛说:“有成必有坏。”不必假人力摧残而自然变 化,此所谓大化。如水之流,前波非后波。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说“物化”。“化”有两种解释,一为由有到无,一为由新而旧或由旧而新。故 陶曰“应尽便须尽”,即所谓时至即行。此解脱决非佛家,顶多是老庄。

至于唐,大诗人中不受佛教影响者:

一为太白。

太白号为仙才,近于道家,又与陶之老庄不同。李所近乃汉方士之道,老庄是哲理,秦汉方士则有“服食求神仙”之道。太白之乌烟瘴气,忽而九天,忽而九渊,纵横变化,恰如道家之腾云驾雾。或谓出于《离骚》,非也。盖《离骚》之开合变化有中心,“吾将上下而求索”,乃为求索而上下,非为上下而求索,乃有所追求故有中心。李则为上下而上下,非有所求,不过好玩而已,无中心目的,故不免令学道者讥之为玩物丧志。治学切不可有好玩思想,因如此则不易有进步。太白不但风格近道家,诗中亦常谈到方士神仙;虽亦有时谈及佛家,乃因受别人影响,非真谈禅、懂禅。

二为工部。

杜工部不懂禅亦不爱禅,乃人,非仙非佛。而其诗中亦有时谈到佛教,也不过偶而谈及而已,盖亦受当时一般思想影响,亦如今之言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然。

杜不但非佛,乃老小孩,说喜就喜,说悲就悲,真而且真,纯而且纯,乃地地道道活人。庄子有所谓“真人”,指得道之人,我今所谓真人乃真正的人。世人多不免做作,老杜则不然,“处世无奇但率真”。“传家有道唯存厚”,厚乃损己利人。为真人需有勇气,不怕碰钉子。老杜当面骂人,可爱亦在此处,绝不受禅宗影响。

三为退之。

韩退之绝不信佛,可自《原道》、《谏迎佛骨表》看出。而韩信道,谓延生可求,食硫磺而死。(与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不同,韩服食硫磺死比老杜饫死可靠。)退之虽为有心人,但“客气”不除,清明之气不生。“客气”即佛所谓“无明”,清明之气即孟子所谓平旦之气。谓韩为近道,而其诗又有“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钟山”(《纪梦》),可见韩并不一定近道,而自食硫磺一点看又似近道。

一个人随波逐流固然不可,而成见太深则不能容受外来意见,截长补短。韩即病在成见太深,有时强不知以为知,故谓其“客气”不除。

其后不受佛教与禅宗影响者,两宋有:欧阳修。

欧与退之颇近。退之以孟子自命,“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韩在唐亦欲正人心,见邪说,欧则颇以退之自命,亦辟佛。

在诗史上,欧阳氏与宋诗的成立关系甚深,盖当时欧阳地位甚高,登高一呼,易成一种运动,一种风气。任何一种文学的改变皆如此。欧阳当时亦欲倡诗之革新运动,于是有苏、黄辈出。而以客观眼光观之,欧诗上既不能比唐诗,下又不能比苏、黄,反而是其词了不得,吾人对其诗可存而不论。

之后不受佛教影响之大诗人甚少,而词家中则甚多。而词又多无中心思想,见鸡说鸡,见狗说狗。其有中心思想而又未受佛教禅宗影响者则有:辛弃疾。

辛词甚好,诗不甚佳。今列入者乃就诗之广义言之,散文尚可称诗,况韵文之词?胡适之以为宋之词即宋人之新诗,则辛稼轩自可归入六大诗人之内。

辛既不成佛作祖,亦不腾云驾雾,与老杜皆为真人、活人的生活。且别人入世仅为思想之入世,辛则入世有其成绩在、事业在。治兵、理财,说办就办,皆有成绩可考。这一点比老杜高。老杜虽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此乃说说而已。老杜有时尚有“无明”、“客气”,辛则不然,干什么是什么,颇近于陶公。陶公亲为田园生活,后之田园诗人乃立于客观地位,欣赏歌咏,并不为田园中一员。陶则自己实行,必真实行始为真的入世。稼轩乃真实行者。可惜陶未曾当权,不知其办政事能否亦确切实行。

稼轩词对陶公诗再三赞美。后之称陶者甚多,白乐天效陶,苏东坡和陶,皆不能得陶公精神。辛虽非田园诗人,而其词中对陶公之赞美,非人云亦云。辛之看陶盖另 有看法,精神上有相通处,即真正入世精神。辛有词曰:“岁岁有黄菊,千古一东篱”(《水调歌头》),可见其佩服陶公。

辛不信佛,有词谑佛。如:“不饮便康强,佛寿须千百。八十余年入涅槃——且进杯中物!”(《卜算子》)又如:“人沉下土,我上天,难!”(《柳梢青》)孔 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近于辛此二句词之意。佛出世非圣人之意。

辛虽非纯粹儒家,而其入世之思想出于儒家,绝非佛道。

陶渊明、李太白、杜工部、韩退之、欧阳修、辛弃疾,六人中陶乃晋人,不在唐宋诗人之内,欧阳修诗不足论,所余四人各人有各人风格,作风不同,吾人欲求其共同点,则是——开合变化。

就一篇作品言之曰开合变化,此自非单纯而为复杂;就其全集论则产量丰富。这就是他们不与禅、佛发生关系之最大证明、最大效果。盖入禅愈深则产量、变化愈少,故王、孟、韦、柳作品皆少。佛乃万殊归于一本,是“反约”,故易成为单纯。而“反约”亦有其优点,虽不易变化丰富而易有精美作品;变化丰富则易有壮美作品,有海立云垂气象,风雷俱出,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王、孟、韦、柳集中无此种表现,其作品偏于优美。如孟浩然之“微云淡河汉”,王维之“高馆落疏桐”,“反约”工夫太深,故缺少壮美。

可本此语研究此数家诗,看其是否与之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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