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纪录片—吴文光

回昆明，去了趟老家屋子，尚义街6号，在文化宫广场后门那条街。老房子是我母亲房产，四十年代盖的。1957年，我一岁不到，在这个老房子和这条尚义街一起生活，长大，上的崇文幼儿园走路两分钟，读的明通小学走路十分钟，初中和高中都是昆六中，走路五分钟。 住在尚义街6号老房子一直到1988年，32岁，我离开云南去了北京。这30余年时间中，有三次我离开尚义街6号长点时间，一次是1969年，13岁，随我母亲下放“五·七干校”，一年多后返回。再一次是1974年，18岁，到农村当知青，四年后返城。第三次是1983年，27岁，我从任教的昆三中自动离职去了新疆一个牧场中学教了一年多书。 说尚义街6号这个老房子是和我正在剪辑的这个叫《治疗》的片子有关。 2000年前后，我回昆明，在城外买了房子，接我母亲过去住。以后这个城里的老房子就一直空着。2007年夏天，我88岁的母亲去世。料理完我母亲后事，我回到尚义街6号老家。回老房子是要找我20年前去世的父亲的墓穴证，去墓地给我父母安排合葬墓要用。 我是带着摄像机回去的。我有几年都这样，摄像机只是“影像日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流水账”一样记录。当然这也依心情而言。2007年夏天回尚义街6号老房子，是其中一次。为什么想起带着摄像机？我回忆当时大概是觉得我父亲那个墓穴证20年前安葬时看过，之后再没见过，也不确切会放在什么地方，印象中记得是放在我母亲一个专门搁照片和信的抽屉里。我想记录下找墓穴证这个过程，但完全没想到这些镜头以后会怎么用。剪辑《治疗》这个片子是两年多以后的事。 那天我回到尚义街6号。我有近两年没回来过，门锁生锈，死活开不开。去街上叫了个修锁的来撬开锁。看当时拍的素材，我的镜头就从这里开始。天已黑，撬开锁，开灯，没电。大概是因为常年没人住被掐电了。找看院子的借了个电筒，借着电筒光开始找，在我母亲抽屉里找到我父亲墓穴证之前，先看到一些我母亲的老照片，在一个旧相本里。这些老照片我很熟悉，我母亲摄于二十年代的幼儿期和三十年代的少女时期，照片上我母亲，来自“旧时家庭”，穿旗袍，烫头，优雅，别致。然后又看到一些信件，其中有我写给我母亲的，也有我在各地旅行时寄来的明信片。 我父亲的墓穴证找到了，但回看当时拍的素材，我的镜头没有就此停下了，还在找，抽屉里翻出我母亲的其它遗物：五十年代的工作证，毛主席像章，旧粮票……我的镜头离开抽屉，转向我母亲屋里其它地方：一个老式双人木床，床头印着“云南省食品公司”一排字，这是我母亲曾经工作的单位。墙角是一台华南牌缝纫机，我记得这是七十年代初买的，和我父亲的手表、自行车组合成我家当时的“三大件”。柜子上我发现我写的两本书，《流浪北京》和《革命现场1966》，九十年代台湾出版，出版后寄给我母亲。翻开《革命现场1966》，扉页有我的字：“妈妈，我写的这本书，有您和三个姐姐以及我们一家过去的生活。送给您此书，以此纪念。儿文光。1994年7月2日”。 我的镜头还在移动，出了我母亲屋子，去到我以前住的屋子，一些书、信件、照片……屋里黑暗，灰尘的味道，镜头跟着电筒光移动。在客厅里，镜头移向墙上的钟，它居然还在走着！七年没人在这里，它还在保持运动。 两年多后，2010年1月，我开始剪辑后来定名《治疗》的片子，这些镜头被用在影片开头段落。 我母亲去世两年多这期间，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总是缠绕我，内心似乎被催促着该做个什么动作对某种情绪作个了断。我想做个有关我母亲的影像，这是初衷。我重看影像素材库所有我拍的有我母亲的镜头，最早是12年前，1998年拍的，都是随性拍的，有些镜头还是买了新DV机，试机器拍的，都是我母亲很生活的镜头。 开始，我不敢直面母亲生前的这些画面，看着就揪心，想掉头跑掉。慢慢地，忘掉母亲已不在人世的事实，然后有和我母亲再次相守的感觉。在十年零散记录我母亲的这些画面中，一些早已忘掉、或之前没怎么留意的细微之处重新再现，一些往事重新恢复。 重新面对我母亲的这些活动影像，突然发现，一个已经消失人世的亲人在动，在说话，样子表情宛如昨天，就这么栩栩如生“活过来”了。还发现，做这个影像作品不仅是记忆和纪念，也是一次我和我母亲重逢并再次厮守的过程。 我从出生到中学毕业下乡当知青，18年时间里一直和我母亲在一起。这18年时间，有10年是我父亲空缺。我10岁那年，即1966年，文革开始，我父亲被送到单位农场，10年后回来。这期间和我父亲只见过几次面，相处很短。18岁以前，我的少年和青春成长记忆主要和我母亲有关，丝丝缕缕缠绕。 做这个影像的另外一个动机，是这些年我尤感需要自我治疗。有关母亲和自己的成长记忆，手术刀一样切开藏于自我内心的“肿瘤”。 剪辑顺着这条线索行进：母亲——医院——治疗——我的革命青春记忆——自身病症——疾病与死亡——自我治疗。 剪辑过程，不断有新想法突然蹦出来，击溃原来觉得不错的想法，思路不断被改变；或某天醒来，觉得应该补拍个什么特别的镜头，或是对着镜头讲些什么。似乎总有某个隐秘在暗中招手，诱惑我步步往前，但前面是什么，依然模糊。 这种剪辑经验我从未有过。我一直不确切到底要剪辑出个什么样的片子。“不确切”，是太多东西在内心涌动，那些往事中无数琐碎细节，那些徘徊缠绕的情绪，在找着出口排泄。从硬盘中1998年至2010年间数百小时的“真实影像材料”中，我渴望找到翅膀，渴望想象飞翔起来，渴望天马行空。 剪辑未结束，2010年初，我又回了一次昆明，去了老房子所在地尚义街。这条街正在准备拆迁。昆明要建地铁，尚义街位置是计划中的一个地铁站，周围上万平米都要拆迁。很快，尚义街六号就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现在，这条老尚义街还在，门牌1号到8号，5号和6号之间夹一个公共厕所。我还进了4号和5号，小院，狭窄，昏暗，一股霉味，楼梯踩上去吱咋响。40年前，我和这条街的男孩子一起玩大，游戏如“躲猫猫”、“打死救活”、“斗鸡”，蹲在街边赌香烟壳玻璃弹豆腐干子弹壳，讲鬼故事，把电影《地雷战》里的音乐填词唱成“松井的亮蛋滑溜溜滑溜溜”。其时是文革期间，我的少年和革命无关。以后我上中学了，要“学好”，要进步，积极入团，爱上篮球和诗歌，就和这条街上的男孩疏远了。我看不起他们唱黄歌抽烟讲女人，路过就绕开他们，招呼都不想打。 我拍了这条即将消失的尚义街，给它留下最后的影像。我80年代时期的文学朋友于坚有首著名的诗叫 “尚义街六号”，写了80年代初我们这些文学青年。诗结尾是：“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不久，可能“孩子们要来参观”，参观的是可能很现代的昆明地铁“文化宫站”。 片子的最后剪辑完成是在昆明。我待在城外新居10层楼，窗外远处是昆明老城，更远处是西山睡美人山，往事扑面而来。一个多月的剪辑，是和去世两年多的母亲继续相守的时间。我母亲在看报，讲我父亲1966年以后每月汇20元做我的生活费，讲她生我那天晚上的疼痛（这是1998年和1999年的镜头）；我母亲在沙发上发呆，睡着了（这是2006年、我母亲去世前一年的镜头）。我母亲还活着，和我相依为命。 影像进行中，一些有关或无关的画面顺势加入：我母亲幼时到临终前照片，那是她88年人生不同时期的定格；一座搬空等待拆迁的老楼，那是我2006年一个冬天在天津无意中拍下的画面；一些身体动作，那是《治疗》剧场作品在2009年的排练场景；尚义街6号老房子的旧物寻找；草场地2008年夏天的一场暴雨和2009年冬天的一次大雪；我的一次 “吃卫生纸”身体行为，那是2009年在排练场和演员排练《治疗》时，我的即兴练习动作记录…… 还有，我在看报，在发呆，在电脑前剪辑，在镜头前自语和我母亲的一段往事、以及我的内疚和悔恨…… 还有我的青春史记忆，那些我16岁至22岁写的日记和诗歌，20多本，非常“革命”的感情和语言，那是我当年“充满共产主义毛主席雷锋的精神史”。这些满篇理想、空洞无物、没有个人、甚至连闲话都没有、让我后来非常丢脸的“残酷革命青春证据”，在40年后打开，暴露在镜头前…… 还有我的一些声音，那是我2009年在录音棚的一次声音即兴发挥，从我对医院的印象说起，说到病，说到死…… 还有，影片的结尾是我的一首诗，这是我和诗歌情人告别近20年后的第一次重逢，2002年我在哥本哈根机场候机楼稀里糊涂划下这些句子：“在众人打盹的时候，什么都拦不住了，向你飞去……渴望向你飞行啊，只是飞行，没有终止的飞行，想象中开始，想象中继续，然后死在想象中……” 就这样，来自12年间的影像、声音和文字被装进80分钟的片子。组合，打断，延伸，切入，转换……移动鼠标，摁着键盘，我在做着这些动作。我眼睛盯着画面，思绪在远处。这时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作家，在用影像写作。 手术刀在划开。自我治疗进行中。创作是一次排泄，也许还是一种治疗。片名也在剪辑过程中确定，叫《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