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小札九

从小札八郭世英的诗中可以看出一种“体制内反抗”的向度。这正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诗坛的主流。 食指，原名郭路生。算得上是“朦胧派”先驱。 《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968年 北京 这首名作写于郭路生20岁时，当时受到Jiangqing的点名批评，但在知青间迅速流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叫作《Boxilai的一席话，彻底惊动中*南*海》，大意是说一个体制内官僚对现行体制弊端提出的一些反思和批评，终极目的是：通过改革，为了祖国好、为了人民好，他好我也好··· 这首诗流露出来的倾向是类似的，不同的只是二者所处的地位。但忧国忧民、情深意切、目光炯炯、眺望远方的姿态是相同的。 来自体制内的反抗——这是我对知青诗歌（比如白洋淀诗派）的理解。 白洋淀诗派算是“朦胧派”的前身，多多、芒克、北岛···这些朦胧派中的重要人物皆出自此。白洋淀是他们插队的地方。 《阳光中的向日葵》 芒克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就好象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你看到它了吗 你看到那棵昂着头 怒视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 它的头几乎已把太阳遮住 它的头即使是在没有太阳的时候 也依然在闪耀着光芒 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应该走近它 你走近它便会发现 它脚下的那片泥土 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攥出血来 瞧，多么苦逼的一种情怀；多么悲壮的一种情怀。 当然，北岛就更宏大叙事了。 《结局或开始》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 看的出来，从食指到北岛，反抗的声音是越来越强烈了、英雄主义的情怀是越来越浓重了、变革突围的声音也越来越迫切了。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这和当时的启蒙思潮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思想界主流倾向于把所有问题归结在“左”的错误上——当然这在当时是很有根据的。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适当靠右一些、自由主义一些、市场化一些··· 所以当时的启蒙运动主要是一场自由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倾向的变革思潮。 而北岛他们构成了这个思潮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和控诉，构想了一个美好的、田园诗式的“未来”。而此时，舒婷顾城等人也开始加入了进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之类正是当时的合景之作。 我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朦胧派”诗歌是中国现代诗歌几十年一现的高峰。当然它有着很强的时代性，这同时也是它的命门！ 在我国搞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市场经济以来，涌现出相当多问题，神马信仰缺失啊拜金主义啊等等等等（这个大家普遍知道，我就不一一指出了，和谐。） 于是包括朦胧派诗人在内的那些当时的启蒙者（中的很多人），觉得自己一开始设想的乌托邦失落了，当初对他人及自己允诺下的田园诗被碾得粉碎。 “启蒙”完成了，而理想却失落了。于是，很自然地，他们开始陷入纠结与痛苦的状态里面。 于诗人而言，即是失语。 多多是个特例，因为他向来沉溺于自己的手艺之中，写“纯诗”——虽然在我看来，“纯诗”即是逃避的一种。 北岛也是。虽然一直在写，但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的绝大多数诗作都散发出一种象牙塔的光泽，开始成了多多第二，甚至远比多多更接近梦呓。 其实不光是朦胧派众将，那些鼓吹着“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本质上就是北岛精神的继承人，怀着现代主义式的失落理想在暗淡的街角慷慨悲歌。 只是人们在经历了北岛时代的诗歌（精神）热病后，迅速驶入了“现实主义”的高速公路，所以这些人的悲歌必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钻入象牙塔，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 这样一来，诗的“纯度”，就必然成为诗的评价体系。于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建构，就这样被生产出来。塔尖是纯净水，塔底是黄河。而这是可笑的。 可笑之处在于：它把因策略性撤退所造成的病态后果当作了标准。事实上，这反而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再次失落。所谓倒果为因、本末反置，即是如此。 好吧，在连北岛都写起散文并和作协主席同坐吃饭的年代，精英式的理想主义注定难以突围。 但这种突围的渴望，却远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