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命题专家 高考命题专家 1成员

南都,20多年仍看不到光明的矿工们

新右卫门大将军 2011-11-09
井下400米,风呼啸呜咽而过,原本因为走路干活满身大汗的薛伟,顿觉透心扉般冰凉起来。

  8月26日下午2点30分,矿井底下的缆车发出咕隆沉重的声音,移到薛伟面前,他紧紧拽住缆车的柱子,猛地蹿上去。速度在提升,重力在起降,把他从黑暗的深渊拉到光亮的地面上。

  这是晋北的黄土高原,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一个名叫井儿沟煤矿的地方。23年前的1989年,当时仅19岁的四川省金堂县少年薛伟,冲着高薪来到这里,成为店湾镇10多万矿工的一员。

  穿过矿井旁泥泞不堪的大工地,薛伟迈着疲惫虚缓的步伐,脱下工帽,搓了搓手,一步步,向工棚走去。

  这是一片用红砖和瓦片砌筑起来的棚屋。早些年每逢下雨,棚屋内常滴雨成灾。薛伟走到门前,用漆黑的手掌,拉开白色的塑料门把,这种黑与白的对比,是他每天上井后生活的开始。

  棚屋“毛巾架”上的黑白毛巾

  沾满黑色煤灰的门把手被拧开,薛伟的黑胶鞋,踏在棚屋的青砖上。早些年包工头在给薛伟和他的工友们盖棚屋的时候,除了用红砖砌墙、瓦片铺顶之外,就是在黄土地上简单铺了层青砖,缝隙里甚至连水泥都没糊。年月久远,加上长期没有清洗,青砖被踩成了黑砖,附了一层厚厚的煤泥灰垢。

  和薛伟一样在店湾镇挖煤的...
井下400米,风呼啸呜咽而过,原本因为走路干活满身大汗的薛伟,顿觉透心扉般冰凉起来。

  8月26日下午2点30分,矿井底下的缆车发出咕隆沉重的声音,移到薛伟面前,他紧紧拽住缆车的柱子,猛地蹿上去。速度在提升,重力在起降,把他从黑暗的深渊拉到光亮的地面上。

  这是晋北的黄土高原,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一个名叫井儿沟煤矿的地方。23年前的1989年,当时仅19岁的四川省金堂县少年薛伟,冲着高薪来到这里,成为店湾镇10多万矿工的一员。

  穿过矿井旁泥泞不堪的大工地,薛伟迈着疲惫虚缓的步伐,脱下工帽,搓了搓手,一步步,向工棚走去。

  这是一片用红砖和瓦片砌筑起来的棚屋。早些年每逢下雨,棚屋内常滴雨成灾。薛伟走到门前,用漆黑的手掌,拉开白色的塑料门把,这种黑与白的对比,是他每天上井后生活的开始。

  棚屋“毛巾架”上的黑白毛巾

  沾满黑色煤灰的门把手被拧开,薛伟的黑胶鞋,踏在棚屋的青砖上。早些年包工头在给薛伟和他的工友们盖棚屋的时候,除了用红砖砌墙、瓦片铺顶之外,就是在黄土地上简单铺了层青砖,缝隙里甚至连水泥都没糊。年月久远,加上长期没有清洗,青砖被踩成了黑砖,附了一层厚厚的煤泥灰垢。

  和薛伟一样在店湾镇挖煤的矿工,2008年以前,最高峰时曾达到10多万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恰逢国家放宽对煤炭行业的管理,并大力鼓励发展乡镇小煤矿之际。1984年和1985年,国家分别提出“有水快流”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大中小煤矿一起搞”的方针。借着这股东风,小煤窑在全国各地包括山西开始迅猛发展。受此影响,店湾,这个面积仅106 .7平方公里的小镇,一度密密麻麻分布着多达176个大矿和小煤窑,年产煤最高曾达500多万吨,并吸引了15万多外地人口在此常住。

  往常的下午,薛伟从矿井里上来,通常在洗脸洗澡后会休息一下,可是这个下午,他还有事要做。眼瞅离9月开学只有几天了,他要到镇上的银行,给老婆孩子汇家用和学费。

  约10平米的棚屋里,门口正对着的,是薛伟和工友用砖头和木板垒起来的“厨房”,放着做饭用的锅碗瓢盆,旁边是放电视机的木柜。另外一个角落,是同样用砖头垒筑、铺着木板的一张约3米长、2米宽的大通铺,一年365天,薛伟和他的两个工友,除了过年回家的短暂日子,其他时间都是一起挤睡在这张没有间隔的木板床上。

  脱下胶鞋,把换下的黑乎乎的棉服挂在墙上的铁钉,薛伟随手扯下一条毛巾。棚屋里用一条绳子拉起来的“毛巾架”上,共有6条毛巾,其中,3条黑的,3条白的。“黑的是我们刚从矿井上来时洗脸用的;白的是平时洗脸用的。”薛伟嘿嘿一笑,洗完脸,他还急着去给老婆寄钱。

  小镇:那时的店湾天天像赶集

  尽管正值8月,但这个下午,拂面的风中已裹挟着寒意。海拔近2000米的黄土高原上,薛伟搭了老乡的顺风摩托,迎着呼呼风声,来到店湾镇上。

  店湾,曾经是一个简陋却繁华的小镇。薛伟还记得,2008年山西开始大规模煤矿兼并重组前,镇上每天人来熙攘、摩肩接踵的热闹情景,“你见过赶集吗?那时候的店湾,天天都像是赶集,人来人往。”

  可如今繁华的记忆早已散去。薛伟揣着要寄给老婆的2000元钱,步子深浅不一地匆匆踏过小镇仅有的一条主干道,路早被运煤车碾轧得坑洼不平。刚下过雨,撒满了煤灰的小镇长街上到处黑灰腻稠,几个握着拐杖、闲来无事挨坐在长街旁的本地老人,呆滞的眼神因为薛伟的匆促掠过一丝扰动。他们身后,是曾经繁华的小镇长街,如今已关闭了多达2/3的商店,剩下一些褪色的广告牌。

  店湾的萧条,与煤矿兼并重组关联重大。2008年山西铁腕推行煤矿兼并重组,将全省最高峰时一度多达10971座的大小煤矿,关停裁并至2010年底的1053座。店湾的煤矿也骤减至24个,大量外来矿工陆续离开店湾,小镇人口急剧减至5万来人。

  在如今没落的景象中,薛伟想起1 9 8 9年他来店湾的原因。1988年,薛伟在内蒙古包头的一处小煤窑挖煤,但累死累活,每月只能拿到90元。次年他听从工友劝导,来到工资更高的店湾,“一个月下来,竟然有400多块,要知道那可是在1989年,猪肉一斤才5毛钱啊!”

  由于高薪,众多山西省内外的农民工如潮水般涌至店湾,工友张满林和老唐也在薛伟之后来到这里。只是他们都没想到,店湾,会以这么快的速度衰落下去。

  工友:下井喝酒都是同一群人

  寄完钱,就在长街上,薛伟遇见从矿井里下班出来的张满林和老唐。已经是下午4点多,虽说天色还早,可刚干完活的老唐饿了,挥手吆喝着要去吃饭。

  他们3个所在的井儿沟煤矿,也曾在店湾镇的煤矿停产关闭风潮中被迫停业整顿。而经历停产兼并后,井儿沟煤矿已从当初的私人小煤窑,摇身变成国企同煤集团同地益晟煤业旗下的子矿。

  来自四川德阳的老唐,2000年跟着老乡来店湾时已经32岁,尽管挖煤时间不长,但个子矮小、刺着文身的老唐能说会道,俨然是工友中的小带头人。

  老唐嚷着要吃川菜,三步并两步走,带着几个人来到一家德阳老乡开的川菜馆。由于生意清淡,川菜馆老板罗伟正躺在几张由凳子拼起来的“床”上睡觉,老唐们的到来,打扰了他的清梦。

  但罗伟很高兴,自打店湾煤矿大规模关闭以来,镇上的人流越发零落,生意也日见艰难,幸亏靠着一些老乡常客的捧场,川菜馆生意才勉强支撑。窜进饭店后,老唐拐身又溜进厨房,哗啦啦点了几个菜,几个人就坐的桌子上,“啪啪”几声,摆上了几瓶啤酒。

  矿难:每个人都有淌血的故事

  几杯酒下肚,老唐无意间提起曾同在井儿沟煤矿的德阳老乡王永辉。今年5月27日,王永辉在矿下干活时,被失控的巷道车撞成腰部骨折,出事后三个多月来,包工头仅仅赔付了2 .6万元,此后便放任不理。

  老唐又想起听说过的钟光伟。2006年11月,当时33岁的陕西紫阳县人钟光伟,在店湾附近的大同市南郊区云岗镇竹林寺煤矿,做了一年打岩石的风钻炮工后,验出患有尘肺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此后,钟光伟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在大同市流浪了整整3年,不断向竹林寺煤矿追诉索赔,为此女儿被迫失学长达一年之久。2010年11月份,钟光伟才拿到27万多元补偿,而当时,他早已负债累累。最终,在清偿10多万元的债务后,钟光伟带着仅剩的一点钱,到南京洗肺,随后又因为丧失劳动能力,被迫返回陕西紫阳老家调养身体,“其实就是被迫失业,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就在记者结束采访离开山西后,10月24日,王永辉的亲哥哥王永祥也在井儿沟煤矿出了事。作为炮工的他,当天被从巷道里掉下的石头砸断右膀骨。事发后,他被工友紧急送到医院,由于医院表示必须动手术,包工头又将他从医院拉了出来,扔在矿上宿舍不理不问。如今,这两个一起在山西各地辗转挖煤二十多年的亲兄弟同病相怜,他们以健康的身躯来到山西,却最终带着伤残的病体或无奈离去或留守煤矿,为了自己的权益苦苦挣扎。

  在老唐看来,尽管井儿沟煤矿已经重组成同煤集团的下属子矿,可这无异于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实际上还是在私人老板手下的包工队里干活,只是以前是小煤窑工人,现在身份则变成国企煤矿的临时工,但企业还是没有给我们购买任何保险。”以老唐为例,他所在的包工队实际由一名四川包工头控制,百来位工友则是分别来自四川、河北、湖北等地的农民工,与以前在小煤窑上并没有任何差异。

  七八瓶啤酒过后,大家还没喝够,又要了两瓶白酒干了起来。可能是酒精作用,工友张满林呜咽起来,老唐的一番话,让他想起十几个张家口老乡的悲惨命运。

  1993年,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孔家庄镇的23岁小伙张满林,在家乡开饭店赔本后,无奈来到大同市新荣区的小梁沟挖煤,“当时跟我一起来大同挖煤的,一共有十几个张家口老乡,18年来矿难死了两个,工伤残疾了几个,现在就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老乡还在这挖煤了。”想起因为矿难死去的老乡刘海清、因为工伤残疾的老乡崔广明和刘亮,张满林的脸不禁抽搐起来,喃喃中埋头自言自语了一句,“寒心哪!”

  生活:趁着买菜调戏下女老板

  谈起矿难,工友们觉得扫兴,不一会便纷纷离去。结完账,老唐和张满林步履有些蹒跚地出了餐馆,走到一处屋角,老唐摇摇摆摆地晃过去,拉开拉链对着墙角使劲撒了一泡尿,蹭了蹭身子,提起裤子继续在镇上晃荡。

  与矿上的山西本地人有专人做饭不同,包工头对老唐等外地工人的伙食是不管的。因此平日老唐和张满林、薛伟还要自己做饭,毕竟不可能天天下馆子,所以,他们准备买点菜再回去。

  就在店湾镇集贸市场对面,有家四川人开的蔬菜店。生意太差,卖菜的四川女老板见到老唐,赶紧用四川话搭讪,想招揽这个客人。老唐带着酒意“嘿嘿”地走上去,趁女老板不备把她抱住,引来女老板一阵尖叫和嬉骂。

  十来平米的蔬菜店内,摆着各种蔬菜和干货,张满林晃悠了一下,买了一大块五花肉和一捆空心菜、几个西红柿和几个辣椒,加在一起,41.5元。张满林嘟囔着,2002年时店湾的猪肉一斤只要2元多,现在涨到了16元钱,“工资十来年了,可一直没变,还是3000多块。”

  消遣:麻将电视和每月的欲望

  喝得有点多,老唐几个不敢开摩托车,张满林走到店湾车站叫车。在等候的空当,薛伟念叨起来,由于矿工们平时都爱喝酒,经常骑摩托车发生车祸,此后长了教训,出来喝酒后干脆打个车回去。

  花15元钱包了一辆破烂的小车,傍晚7时许,老唐几个人在山路上颠簸10多分钟后,转入一片泥泞的山地。在已被挖得黄土泥泞的矿区里,小车加大马力,“哼哼”地拐上山上的矿工棚户区。

  回到屋里没一会,张满林的老婆就打来电话。今年41岁的张满林,结婚已经11年,由于嫌“矿上生活苦,连上厕所的地方都没有”,老婆一共才跟着他在矿上呆了7天。张满林躺在床上跷着二郎腿,和老婆轻声细语地聊起家常,11岁的儿子马上要读五年级了,张满林想问问孩子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对此老唐很羡慕。由于长期和老婆孩子两地分离,他最终和前妻选择了离婚,孩子也跟了前妻。坐在局促的炕上,老唐有些尴尬,只有起身到薛伟的棚屋去串门。

  此时薛伟的棚屋里,已经聚集了六七位四川老乡。由于拖家带口在矿上开销太大,再加上担心井儿沟煤矿会被再次关停整顿,因此矿工们普遍都是单身在矿上生活,平日没事便聚在一起侃大山聊聊天;隔壁,也传来其他工友“哗啦啦”搓麻将的声音。

  见人多热闹,记者不禁问了一句:女人们不在身边,如何解决生理需求。大家顿时哄笑起来,薛伟带笑用手指比划了一下,“生理需要嘛,每个月至少3次。”老唐则一屁股坐到木板床上,一边在床边晃荡着腿,一边老练地介绍,少则3次,多则5次,“这店湾镇上的小姐,大部分都是东北过来的,还分档次咧,50、80、100的,都有。”

  可哄笑过后,大家又无聊起来。有的人躺在床上跷着腿,双手抱头不说话;有的则坐在小板凳上,托着腮帮安静地看起了电视。

  不一会,薛伟和老唐在一边又谈起养老的事。前几年,薛伟用攒了20多年的积蓄,花了25 .8万元,在老家四川金堂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他的梦想是,等老了干不动的时候,他要回家和老婆孩子一起养老。老唐也坚决地说,“我不想呆在大同,就想再干个十来年,回德阳老家买个养老保险,一个月哪怕有几百块钱养老都行。”

  未来:他们在店湾看不到明天

  说起不愿在店湾和山西久呆的原因,老唐很愤怒,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外地矿工,在店湾是没有明天的。

  老唐的印象中,2002年以前,山西的乡镇煤矿里,省外的农民工并不像现在这么多,“后来矿难工伤频发,煤老板们觉得外省矿工有力气能吃苦,出了事也不像本地人那么难缠,随便几万块钱就能打发了事,导致在山西的小煤窑里,我们外省矿工越来越多。”

  此后几天的一次谈话中,张满林向记者抱怨,“都是没技术、没办法才干矿工。我就对我儿子说了,哪怕在街上扫垃圾都行,就是不能当矿工。”张满林表示,即使是与矿上为数不多的本地矿工相比,尽管干着同样的活,但他们这些外省矿工的工资,仍然要少一半以上,“他们一个月能拿五六千,还有各种保险奖金;我们一个月却只有三千来块,并且没有任何保险,出了事也没有任何保障。死了人也是一样,我们一二十万就打发了,本地人起码几十万。”对此老唐愤愤不平,“本地人是人,我们就不是人?”

  而店湾,其实离不开老唐们。由于许多80后、90后年轻人不愿从事矿工这项“脏苦累险”的工作,如今店湾也与省内其他乡镇煤矿一样,出现了“招工难”。为留住老唐这些老矿工,井儿沟煤矿的四川包工头甚至想了一个办法,“扣大家一个月工资不发,怕你跑了不来。”

  但即使这样,也留不住老唐、薛伟和张满林的心。在针对442名外来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后,山西省总工会的姜生贵分析发现,仅有不到20%的人打算今后“长期留在城市”,其余多数农民工都认为“终归要回老家”,或是长期游离于城乡之间。

  山西省总工会工作人员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工的权益长期受到损害,加上生活艰苦,文化素质较低,及受限于落户难等制度障碍等。

  大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工作办公室的负责人也表示,与珠三角等地城市通过采取积分入户,鼓励农民工落户的做法不同,在大同,异地农民工要自行申请落户,“没有这个(落户)政策,几乎不可能”。

  对此薛伟想得倒也简单,等老了干不动的时候,就回四川老家。张满林也觉得,在大同的23年,从过去的小煤窑老板,到现在的国企大单位,连保险都从来没给他买过,更遑论遥远的入户,以及像本地人一样能买到400元一平方米的市区新房。

  起码在家乡,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干活,被当成外地人受尽歧视欺辱,或者最后惨死异乡。

  在薛伟眼中,他们,终究只是店湾和山西的一群过客而已。

  1993年,河北张家口市孔家庄镇的23岁小伙张满林,来到大同市新荣区的小梁沟挖煤,“当时跟我一起来的,一共有十几个张家口老乡,18年来矿难死了两个,工伤残疾了几个,现在就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老乡还在这挖煤了。”

  来自四川德阳的老唐,2000年跟着老乡来店湾时32岁,尽管井儿沟煤矿已经重组成同煤集团的下属子矿,可“实际上,还是在私人老板手下的包工队干活,企业还是没有给我们购买任何保险。”

  1989年,薛伟从内蒙古包头来到店湾。前几年,他用攒了20多年的积蓄,在老家四川金堂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

  大事记

  2000年7月,国家劳动保障部、国家计委等7家单位联合实施城乡统筹就业试点,随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发布,提出“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同时国家进一步放宽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户籍限制。

  2000年,安徽省正式启动“凤还巢”工程,引导“打工潮”向“创业潮”发展,把“走出去”的农民工视做凤凰,通过上门邀请、优化环境、优惠政策、全程服务等措施,建立起一套吸引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长效工作机制。

  2000年前后,江浙一带工厂猛增,需要大量熟工和技工甚至中下层管理人员,为大量长期积压在珠三角、练就一定技术专长的老民工提供了“炒工”和升迁的机会。

  从2000年开始,各农民工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较多的研讨与培训机会。这些机会不仅使它们加强了能力,扩展了视野,而且成了它们沟通交流的平台,使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孤岛式的组织能够形成网络,从而以整体的姿态在农民工的维权与服务中发挥作用,如2000年3月四川省金堂县妇联在外界支持下成立了“打工妹服务中心”。

  整理:赵璐

  样本意义

  改革开放后,与大量农民工奔向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沿海发达地区不同的是,在中国内陆,还有一批农民工转向山西这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内地省份打工。上世纪80年代初,为解决改革开放之初亟须的能源,国家放开对煤炭行业的管理,大力鼓励发展乡镇小煤矿,山西乡镇煤矿迅速崛起,并随之带来巨量的劳务需求。

  数以百万的四川、湖北、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农民工,纷纷选择了一条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农民工群体的迁徙路线:入晋挖煤或是从事与煤矿相关的众多服务行业。并在此后30多年间,为这个国家奉献输出高达数十亿吨的煤炭。

  在农民工迁徙的历史大潮中,他们为这个国家30多年的G D P发展史,注入了自己的青春和鲜血,甚至生命

0
显示全文

回应

还没人回应,我来添加

推荐小组

值得一读

    豆瓣
    我们的精神角落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
    App 内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