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书人 爱书人 3743书友

数字化繁荣背后藏着深刻的危机

跛足道人 2011-11-09
[百道研究] 数字技术带来了文化产品的空前繁荣,也在酝酿着越来越深的危机。作为出版人,盲目乐观只会导致迷失,解决问题要从源头下手。在11月4日举行的“法国思想界新气象巡回演讲活动”上,百道新出版研究院受邀发表了专题演讲。发言全文整理如下:

出版业目前正处在向数字化转型的变革期。尽管世界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比如美国最快,其他国家相对落后很多,但这一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在欧洲,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国也都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以各自不同的特色拥抱数字化。在中国,从政府部门到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化也都被放在了决策的中心地带。

表面上看,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给中国的文化发展带来了空前繁荣。从以下3个方面略见一斑:

1.出版效率的提高和技术手段的革新,带来了文化产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中国的图书品种和电子书的品种逐年增长,被业内津津乐道。

2.网络文学的普及带来了创作的繁荣。网络文学是中国数字阅读的一大特色。作为世界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网络文学用户数已达2亿,原创网络文学每天的在线更新字数超过一亿,创作者的数量更是超过百万。

3.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传播平台的发展,使一些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实现了在更大范...
[百道研究] 数字技术带来了文化产品的空前繁荣,也在酝酿着越来越深的危机。作为出版人,盲目乐观只会导致迷失,解决问题要从源头下手。在11月4日举行的“法国思想界新气象巡回演讲活动”上,百道新出版研究院受邀发表了专题演讲。发言全文整理如下:

出版业目前正处在向数字化转型的变革期。尽管世界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比如美国最快,其他国家相对落后很多,但这一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在欧洲,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国也都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以各自不同的特色拥抱数字化。在中国,从政府部门到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化也都被放在了决策的中心地带。

表面上看,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给中国的文化发展带来了空前繁荣。从以下3个方面略见一斑:

1.出版效率的提高和技术手段的革新,带来了文化产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中国的图书品种和电子书的品种逐年增长,被业内津津乐道。

2.网络文学的普及带来了创作的繁荣。网络文学是中国数字阅读的一大特色。作为世界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网络文学用户数已达2亿,原创网络文学每天的在线更新字数超过一亿,创作者的数量更是超过百万。

3.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传播平台的发展,使一些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实现了在更大范围上被大众所知晓,所获取。比如一些旧版书,一些久远的文献资料,一些没机会或不可能被正式出版的个人文档和学习材料等等。

但如果冷静思考,在这些表面繁荣迹象的背后,我觉得隐含着深刻的、空前的危机。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1.劣质文化产品泛滥,表面的多样性掩盖了内容的匮乏。

我们的文化产品产量很大,但质量如何,不说大家心里也很清楚。

我更想谈的是多样性的问题。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资源的积累无比丰厚,但这只是“存量”。我们真正的“可支配”的、还活在当下的文化却并不丰富。这一点和欧美的差距很大。当然这有国情方面的原因。按理说,互联网的普及理应弥补这些不足,但我们看到的却仍旧是人云亦云的吵闹,大家忙于挑选和接受,罕见真正的独立思考。

中国的出版商一度几乎都是靠引进的方式来快速开发选题,以至于这些年,出版商对高质量的原创作者群体的培养和积累严重不足。

数字化的出版模式由于和互联网文化进一步融合,受到了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网络商业逻辑的侵蚀,真正注重品质的个性化原创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被边缘化了。

互联网和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弘扬文化的多样性,也可能打压多样性。在互联网民主、公平幌子背后,我们别忘了那是一个靠各种人为的“算法”支撑的筛选机器,算法既可以帮你找出一些东西,也可能掩盖一些东西。所谓“搜索引擎优化”(SEO)技术,不正意味着网络世界也有排序大战吗?我们不妨反思一下,当你在谷歌或者百度上搜索一个关键词时,你会翻到搜索结果的第10页吗?所以,虚拟世界是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指望它来弘扬文化多样性,就好比你买了一把好剑就以为自己是武林高手了。你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2.写作和发表门槛的降低,有可能抹杀创作的责任感和踏实心态。

如今,大家似乎都倾向于更“安全”、更省力的写作,企图以机智和想象力,以及对信息渠道的掌控,来取代踏实、艰辛的生活体验。

一部好的作品,有时需要作家花上数年深入体验生活。最近读了作家韩少功的短篇《怒目金刚》,痴迷于其语言的功力和细节的鲜活,不禁感叹,如果他安于享受,而不是回到湖南山村种地劳动,恐怕作品里不会有这样的地气。如他在《山南水北》中所言:“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没着没落的心慌?会不会在物产供养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会不会成为生命实践的局外人和游离者?连海德格尔也承认:‘静观’只能产生较为可疑的知识,‘操劳’才是了解事物最恰当的方式……”

但如今,很多人仅靠在网上获取资料就可以完成创作。有一些所谓的“Google作家”,把搜索作为写作素材之源,而不屑于走出书斋,面对更加细腻、真实、充满挑战的实体世界。今天的记者们甚至不用面对面采访,而仅靠跟踪“微博”就可以攒出颇具“收视率”的新闻稿。

媒体在宣传那些靠网络写作而致富的明星的同时,掩盖了不计其数的耗费了大量时间却毫无所获的文学梦想者。这是一种误导。互联网让太多的人误以为自己可能一夜成名,而白白耗费了本可以用来体味生活真相的时间。

就像人们都愿意把钱投在楼市股市上,却不愿意拿出来搞创业。我想说的是,数字媒体的兴盛,助长了这样一种以虚拟代替实际、少投入多敛财的投机风气。

另外,数字化也让作品的修改变得容易,创作者可以不留痕迹地修订内容,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删帖”。数字出版的这种对出错的无限度的宽容,让编辑们“如履薄冰”的谨慎没有了,让写作者敢于把半成品拿出来卖钱。换句话说,互联网降低了发表和创意的门槛,也使失败变得更“廉价”(代价更小,允许更多的尝试)。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3.中国出版业的转型可能进入死胡同。

出版业的扩展需要两个基础,一是读者出现增量,二是读者得到提升(消费能力的提高和习惯的转型)。

百道新出版研究院有一个立场,那就是中国的电子书市场要真正起步,需要出版商把心思放在传统纸书读者身上,他们是愿意掏钱的核心读者群。你不能指望原本不怎么读书的网民因为有了电子书就变得爱读书了。亚马逊(Amazon)的成功其实正是传统出版的读者群在捧场。电子书在开始阶段不会带来真正的读者增量,我们要把重心放在读者提升上,即让纸书时代的核心读者群养成消费电子书的习惯。

但目前的情况令人堪忧。网络文学靠着海量产出和海量的消费基础占据了人们的视野,它们以流量和点击论英雄的商业逻辑深度影响了电子书的商业模式。以价格为例,中国的电子书定价一般只有对应纸书的10%,这对出版商和作者来说,显然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这导致了令人尴尬的恶性循环:出版商不愿意把优质的内容数字化,阅读器和阅读平台因为缺少内容而无法吸引核心读者,核心读者的阅读习惯迟迟不能转型,于是出版商也就更没有动力快步转型了。

我一直没有提及盗版这个问题。很多人觉得它是个要命的大问题,我个人则认为抱怨盗版容易成为一个助长惰性的借口,我们不能因为怕抢劫就永远不走夜路。盗版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它反映了市场模式在某些方面的失灵。盗版问题靠教育解决不了,靠完善法治、靠技术也同样根除不了。打击盗版应该是一项长期的、常规的工作,我们不必把它列入当务之急,更不能把宝全押在它身上。

为了转危机为机遇,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提出两方面的建议,一个是针对行业外,一个是针对行业自身。

1.中国的基础教育需要进行更有效的改革。从孩子抓起是出版业持续繁荣的基础。

以美国为例,据有关统计数字,美国成年人识字率为99%,其中有28%是热爱阅读的人(每周读书时间超过5小时),按大约2.3亿成年人数量来算,美国的大众图书的核心阅读群体数量在6400万。这才是美国电子书腾飞的基础所在。而中国的这个群体有多大,我们没有统计数字,但可以推断的是,我们的差距会不小。

稳定的阅读需求更像是一种习惯,出版界和文化界乐于组织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阅读倡议活动(诸如读书节、阅读日等等)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中国国民的功利阅读仍占上风,阅读的选择普遍缺乏独立性,这和教育有关。基础教育跟不上,打造书香社会只能是空谈。

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非常失败。不要说问题百出的语文课文,教学方法也有问题。去年,在由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2009年度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阅读能力测试中,上海的学生得了全球最高分,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可骄傲的,别光比阅读应试,有本事就比比阅读量。有报告显示,中国小学生的阅读量还不到美国小学生的六分之一。这种重精读轻泛读的局面该改改了。中小学语文课,必须把培养阅读习惯和独立阅读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

美国有一位6年级女教师Donalyn Miller写了一本名为“The Book Whisperer”的书,记载了自己在学生中开展独立阅读活动的实践和体会。她辅导的孩子能在一年的时间里自主选择、轻松完成40本以上的阅读量。其中一位叫Tommy的孩子,只看科幻与奇幻,一年读了65种!

最近我9岁的儿子开始读《哈利•波特》。这书固然很火,但我的家人感觉它后面的情节越来越黑暗,缺乏《纳尼亚传奇》的那种美感。儿子看了电影也说有些恐怖,读完该系列的第一本就不准备再往后看了,我们非常鼓励他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把《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读了七遍(含英文版),他读了《吹小号的天鹅》(The Trumpet of the Swan)后主动要求学习吹小号。每次看到我们又给他新订了一批书,他都兴奋得欢呼。我坚信,阅读习惯是可以塑造的,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彩会给他的童年带来快乐,也会影响他的一生。

顺便提一句,现在热炒的“电子书包”项目也要慎之又慎。基础教育不同于高等教育,孩子们处在身心的成长期,提高教育活动的效率并不意味着就能提升教育成效,不可舍本求末。“电子书包”项目的规划往往很庞大,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即便要上,也要由教育专家、儿童问题专家和出版专家来主导,不可由技术商主导。

2.出版商必须要把打造内容放在第一位。

数字出版市场的发展依然遵循内容为王,出版者仍然要将核心资源放在打造内容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向数字出版转型的过程中,技术凌驾于内容之上的情况并不鲜见。但出版商们必须清楚,技术固然重要,内容才是本钱。在技术炫目的魔术展示面前,出版商要清醒自己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不要误读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通用化的工具本身替代不了个性化的艺术创作。

出版商们一向惯于声称自己有内容资源优势,但细看一下,真正有底气的又有几家?一方面,在所谓的内容资源中充斥着毫无长久价值的垃圾,另一方面,很多内容的版权归属还有问题。没有优质的海量资源,任何新技术,任何有创意的平台,都转不灵。这才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出版业还是一个过分看重营销的行业。大家热衷于市场运作技巧,却不愿多花时间钻研内容的筛选和把关。现在热卖的翻译版《乔布斯传》(Steve Jobs, by Walter Isaacson)一定会被很多人当做一个典型的营销案例,但却极少会有人来探讨传记的写作。为什么会是这样?很容易理解,因为谈营销门槛低,你就是不读书也能说上几句,而且表面上看有利益预期;后者门槛高,需要读进去,需要专业功底。但长此下去,编辑们会被肤浅绑架,会过于依赖运气,这很危险。

优质内容的生产首先要靠作者,出版社应在稿酬、版税等创作激励方式上积极思考,创新实践,切实将作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百道新出版研究院今年发布的《2011中国电子书产业研究报告》里提到了一个材料:500年前西方活字印刷文化兴起后的很长时间里,抄写员这一角色都一直存在。无独有偶,在中国,活字印刷发明很多年后,直到明清甚至民国,雕版印刷还大量盛行。历史告诉我们,冲突常常并不在新旧之间,而是在准确性和可靠性上。在数字时代,编辑的价值必须彰显。

当一个又一个出版集团成功上市的时候,别忘了把圈来的钱多用一些在选题开发上,在留住编辑人才上,而不要只想着技术、硬件和基建,以及那些名目繁多的面子工程。

最后,我想引用法国诗人斯特芳•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一句话,按英文表述是“Everything in the world exists in order to end up as a book”,大概意思是说,所有存在的一切最终都要被载入一本书里。借此表达一个期望,希望中国的出版界在任何时候都走在文化繁荣的最前列。新媒体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我们要谨防走入歧途。西方先进的商业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以参照的案例,但我们要学会用自己的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任何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之所以存在和发展,前提只可能是一个:我们是不可替代的。

作者:马学海;时间:2011年11月07日;来源:百道新出版研究院
1
显示全文

查看更多有趣的豆瓣小组

回应 (1条) 只看楼主

  • 难言知己
    好文,来推荐下。
添加回应

推荐小组

值得一读

    豆瓣
    我们的精神角落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