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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耶茨 理查德·耶茨 9成员

《建筑工人》——《十一种孤独》压卷之作

放岛 2011-11-08
建筑工人

  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专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您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会把他叫做“克拉格”,但也可以保证他不幸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感性的人,但我们要跟他长期相处,您最好还是把他想得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如此。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雇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从事撰稿工作。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好差事,但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好像有点紧。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色费多拉帽(注:一种帽顶相当低并有纵长折痕且侧面帽沿可卷起或不卷起的软毡帽。)(要在以前我会说“一顶破帽子”,我很欣慰现在多少知道诚实地谴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在我紧张时无数次神经兮兮地捏拢、整理它的形状,整来整去;其实帽子...
建筑工人

  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专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您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会把他叫做“克拉格”,但也可以保证他不幸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感性的人,但我们要跟他长期相处,您最好还是把他想得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如此。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雇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从事撰稿工作。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好差事,但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好像有点紧。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色费多拉帽(注:一种帽顶相当低并有纵长折痕且侧面帽沿可卷起或不卷起的软毡帽。)(要在以前我会说“一顶破帽子”,我很欣慰现在多少知道诚实地谴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在我紧张时无数次神经兮兮地捏拢、整理它的形状,整来整去;其实帽子根本没有破)。我喜欢每天的那几分钟,走过地铁出口和新闻大楼之间最后几百码的斜坡,感觉自己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萨斯市星报》上班。

  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岁生日前就已从战场复员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没有受过伤、得过奖章,但本质一样。海明威有没有为上大学浪费时间、会耽误职业生涯之类问题烦心过?见鬼,没有;我也没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新闻事业?当然不是;这里有些微差别,你看,他在星报成功突破,而我则在财经新闻科按部就班地工作,郁闷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会是第一个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

  “今天,国内公司债券异常高涨,交易略显活跃……”这就是我每天为合众国际社电报写的文章,还有“节节攀升中的石油股价逐步进入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立鼎滚轴公司董事会宣布”——(苍天在上,什么叫做认购期权、什么叫认沽期权,什么是偿债基金债券?如果我知道就让我见鬼去),电报打字机嘎吱嘎吱,卡嗒作响;华尔街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滴答滴答,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讨论棒球;我则几百字几百字地写,虽然从来没搞明白过这是什么意思。谢天谢地,总算到下班时间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我总是很开心;在这点上我跟他一样。我妻子叫琼。我们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是三楼上一间大大的,有三个窗的房间,如果它不在左岸(注:Left Bank,法语 Rivedroite。塞纳河左岸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构成的,一个集中了咖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每晚,吃过晚饭后,在琼洗碗时,房间里是一片令人尊敬、甚至是虔诚的静谧。这是我在角落那三折屏风后的休息时间,那里摆了张桌子、上面放着学生台灯,手提式打字机。当然,就是在那儿,在台灯白色光芒的照耀下,我与海明威之间那点微弱的可比性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没有任何《密歇根湖上》这样的小说出自我的机器;我的打字机也没打出《三天大风》或《杀手们》(注:这三篇小说都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这样的小说;实际上,这部机器经常是什么小说也打不出,即使有什么被琼称为“非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总是、总归还是很糟糕的东西。

  许多个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风后发呆——读纸板火柴里印的每一个字,又或者,读《星期六文学评论》封底的广告——这年秋天,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无意中读到下面几行:

  为天才作家提供与众不同的自由撰稿机会。要求有丰富想象力。

  伯纳德·西维尔。

  ——下面还有电话号码,看上去是布朗克斯(注:Bronx,纽约五大区之一,纽约市最北端的黑人区。)的区号。

  那天晚上,我从屏风后走出来,琼从洗碗池边转过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摊开的杂志上。我不想用我和琼之间简单、诙谐的海明威式的对话来骚扰你们。我也会跳过我与伯纳德·西维尔之间礼貌的而无实质内容的电话交谈。我要跳过几天到后来的某个晚上,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最终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吗?”他问道。“你叫什么?鲍勃?好的,鲍勃,我是伯尼(注:伯纳德的昵称。)。进来吧,随便点。”

  我觉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在此仔细描述。他大约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比我矮得多,也壮实得多,穿着件看上去挺贵的灰蓝色运动衫,下摆没有塞到裤子里去。他的头大我一半,稀疏的黑发齐刷刷地梳到后脑勺上,好像他刚刚站着仰面洗了个淋浴;他的脸是我见过最坦率最自信的脸。

  公寓整洁、宽敞,奶白色调,整个地面全铺着地毯,到处是拱门。在靠近衣柜附近的狭窄壁龛处(“脱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挂在这个钩子上,我们就安顿好了;好。”),我看见一堆相框,全是一战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墙上却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只有几只精美的铁制灯架,还有几面镜子。走进房间,你不会再去注意有没有相片,因为你所有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唯一的一件令人惊异的家具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称呼它——壁橱?——不管它叫什么,它似乎连绵不绝没有尽头,有些地方齐胸高,有些地方又只到腰部,至少用了三种不同深浅的褐色装饰面板。有个地方用来放电视机,有一部分是无线电留声机;有个地方薄薄的,做得像个架子,放着盆栽或小雕像;有个地方全是镀铬把手和花里胡哨的滑动板,像个酒吧。

  “喝姜汁汽水吗?”他问。“我妻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给你倒杯姜汁汽水。”

  我想伯尼在晚上面试他的写作应聘者时,他妻子一定经常出去看电影;我后来倒是见过她,以后会说到的。不管怎样,那第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俩,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着姜汁汽水,谈的可完全是正事。

  “首先,”他说,“告诉我,鲍勃。你知道《载客中》(注:My Flag Is Down,纽约出租车司机James V Maresca的日记。)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他说的是什么,他已从壁橱的某个凹陷处抽出这本书,递过来——这是本纸面本的书,你可在药房(注:照药方配药,出售药品和其它杂货的商店,实际是一种杂货店。)这种地方买到,是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回忆录。接着他开始跟我说这本书的内容,而我则看着这本书,点着头,只希望自己没离开过家。

  伯纳德·西维尔也是个出租车司机。他干这行已经二十二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大,最近两三年,他开始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这小说难道不是一笔财富吗。“我想你看看这个,”他说。这次,壁橱里生出了一个干净的小盒子,三寸宽五寸长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诉我里面记录了几百条不同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他向我保证,至少每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真的。我能想象真正优秀的捉刀人会如何对待这样丰富的素材吗?或者说我能想象这样的作家将能从杂志销量、作品版税和随之而来的电影版权中赚取多么丰厚的回报吗?

  “嗯,我不知道,西维尔先生。这事我得考虑考虑。我想我得先读读这本书,再看看有什么——”

  “不,等等。你抢在我前面了,鲍勃。首先,我并没有要你读那本书,因为你从中学不到什么。那人写的全是黑帮、女人、性、酒这类东西。我完全不同。”我坐在那里,大口喝着姜汁汽水,好像渴得不行,其实只希望他快点讲完他究竟如何不同,我好离开。伯尼·西维尔是个热情的人,他跟我说;他是个普通、平凡的家伙,有颗博爱的心,有真正的人生观;我明白他的意思吗?

  我有个小花招,可以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很容易;你只要做到:双眼直盯着说话者的嘴巴,观察他说话的节奏,嘴唇、舌头无穷变幻的形状,你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正要这样做时,他又说道:

  “别误会我,鲍勃。我还从没要哪个作家为我写过一个字而不付钱的。你为我写作,你会得到你应得的报酬。当然,这场游戏目前这个阶段,还不会有大笔的钱,但你还是会得到报酬。够公平吧?来,我给你再添满。”

  这是他的建议:他从这些卡片里给我思路;我把它变成伯尼·西维尔以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长度大概一两千字,他保证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欢我写的东西,将会给我更多东西写——如果我能应付得过来,就一周一篇——除了每篇故事付的钱之外,当然,这些故事还会带来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期望获得相当大比例的分成。他神秘兮兮地看着我,提到他推广这些短篇小说的计划,虽然他极力暗示《读者文摘》可能对此感兴趣,但他还是坦白承认目前还没有与哪家出版商联系过最终将这些短篇小说汇集成书的事宜,但他说他可以向我提几个名字,保管我听后眼珠子都会掉出来。比如说,我有没有听说过曼尼·威德曼?

  “哦,也许,”他说,大笑起来,“也许说威德·曼莱你会更知道些。”这是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兰开斯特这样出名。威德·曼莱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区的小学同学。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到现在关系一直还很密切,有件事也让他们友谊常青,那便是曼莱再三说过想要将纽约出租车司机,这个粗鲁可爱的伯尼·西维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荧幕或拍成电视连续剧,由他来演伯尼·西维尔。“现在,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个名字,”他说。这次他说那个名字时特意斜眼瞧着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衡量我的综合教育水平。“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

  幸运的是,我还不是一脸茫然。准确地说,这名字虽不是如雷贯耳,但还不至于藉藉无名。这是《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的名字,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依稀有点印象,因为多年来我们经常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种名字被体面地提及。噢,这名字可能没有“莱昂内尔·特里林(注:(Lionel Trilling,1905-1975),犹太美国人,文学批评家、作家、教师。)”或“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注:(Reinhold Niebuhr,1892—1971)是本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那样的影响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你可能将它与“亨丁顿·哈特福(注:(Huntington Hartford,美国金融家,也是艺术赞助商。)”或“莱斯里?R?格罗夫斯(注:莱斯里?R?格罗夫斯(Leslie R.Groves.):美国陆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归为一类,比“纽博尔德·莫里斯(注:(Newbold Morris,1902-1966),美国政治家、律师、纽约市议会议长,曾两次被提名为纽约市市长竞选人。)”的知名度稍高一两个档次。

  “你说的那人,”我说。“是研究那什么儿童压力的人吗?”

  伯尼朝我神圣地点点头,原谅了我的粗鄙,再次正确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我是说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

  你看,早在科罗夫博士成名前,他曾是布朗克斯区一所小学的老师,正是两个最顽皮、可爱的淘气包伯尼·西维尔和那个电影明星曼莱·什么的老师。他一直温和地关注着这两个年轻人,如果能凭在出版界的影响促成他们的计划,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呢。看起来,他们三人已是万事俱备,现在缺的是最终要素,最捉摸不定的催化剂,执行这项工作的最佳作家。

  “鲍勃,”伯尼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又一个的作家来写,他们都不合适。有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我把他们写的东西拿给科罗夫博士看,他摇头,说,'伯尼,再试试。’”

  “你看,鲍勃,”他坐在椅子上,热切地倾身向前。“这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想法;我不会欺骗谁。这种事是一种建筑活动。曼莱、科罗夫博士和我自己——我们在建造这东西。噢,别担心,鲍勃,我知道——什么,我看上去有那么傻吗?——我知道他们建筑的方式和我的不一样。不过,凭什么他们就该和我的一样呢?一个电影明星?一个知名学者和作家?你以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可建之物吗?你以为他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做吗?当然有。但是鲍勃,说实话,他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他们的信,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好多次带着妻子坐在这间屋子里,我可以告诉你曼莱有多少次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连续几小时讨论不休。他们都很感兴趣,这你不用担心。所以你明白我跟你说的了吗,鲍勃?说实话,这事是一种建筑活动。”他开始比划着建筑的手势,两手从地毯开始,把一块块看不见的木板垒在那里,直到把它们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楼,我们的金钱和自由之楼,高到齐眉。

  我说听上去当然不错,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个故事马上能付多少钱。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他说。他又去壁橱那里——像书桌的某部分——从纸堆里清拣出一张个人支票。“我不仅要告诉你,”他说。“还要给你看。够公平吧?这是我给上个作家的。拿着,看看吧。”

  这是张作废的支票,上面写着伯纳德·西维尔见票即付给某人金额二十五美元整。“读一下!”他坚持道,仿佛那张支票本身就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散文作品。他看着我把支票翻过来,看着反面那个人的背书,这是在伯尼自己那模糊不清的签名下的某个签名,这是关于提前支付全部金额的,还有银行的橡皮图章。“你看还行吗?”他问道。“就这么说定了。现在清楚了吗?”

  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所以我把支票还给他,问他是不是现在可以给我看看那些卡片了,不论怎样,我们最好马上开始。

  “等一下,等一下!先别忙。”他的脸笑开了花。“你真是急性子,你知道吗?鲍勃?我是说我喜欢你这样的,但你不觉得我该对走到我这里来向我要支票,自称作家的人有点了解吗?不错,我知道你是个新闻人,但我知道你是作家吗?为什么不把你膝盖上的东西给我看看呢?”

  这是个淡黄色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的两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一生中写过的唯一拿得出手的两个短篇。

  “啊,”我说。“没问题。给。当然这与你说的那种——风格完全不同。”

  “不要紧,不要紧。它们当然会不同,”他说,打开信封。“你放松点,我来看看。”

  “我的意思是,它们是那种非常——嗯,文学性的,我想该这么说。我觉得它们不能让你真正了解我的——”

  “我说了,别紧张。”

  他从运动衫的口袋里取出无边眼镜,身子往后靠着费力地戴上眼镜,皱着眉头,开始看起来,用了很长时间才看完第一篇小说的第一页。我看着他,心想这可能是我文学生涯的最低谷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天啊!终于第一页翻了过去,接着第二页却很快翻了过去,明显看得出跳过去了。接着,第三页、第四页——一共有十二或十四页的小说——我紧紧握着温暖的空姜汁汽水杯,仿佛做好准备随时缩回手,将杯子狠狠砸向他的脑袋。

  开始看时,他微微点头,不太坚定,越往后看,点头越来越肯定,这样直看到最后。看完后,他满脸迷惑,又回过头再看最后一页;然后他放下这篇,拿起第二篇——没有读下去,只是检查一下长度。显然他一个晚上看这么多足够了。最后他取下眼镜,满脸堆笑。

  “嗯,很好,”他说。“我不再花时间看那篇了,第一篇就很好。当然,自然,正像你说的,你带来的东西风格完全不同,对我而言有点难——你知道——”他挥挥手,挥去了这个复杂句子的其余部分。“我跟你说,鲍勃。不光是读这些小说,我还要问你几个关于写作的问题。例如。”他闭上眼睛,指尖优雅地碰了碰上眼皮,陷入思考,也许为了加重他下一句话的份量,假装在思考。“例如,让我问问你:假设有人给你写信,说,'鲍勃,我今天没时间给你写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信算了。’你知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别担心,这个晚上我发挥得好极了。我可不想不做努力就让这二十五美元从我手中溜走;无论我的答案是多么严肃的胡说八道,毫无疑问在他脑海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位来应聘的作家知道文章浓缩的困难与价值。不管怎样,他看上去很满意。

  “好。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我刚才提到了'建筑’;嗯,你看,你知道写小说也是建造什么吗?就像建座房子?”他很满意自己创造的这个比喻,甚至等不及接受我奖励给他的认真的点头赞许。“我是说一栋房子得有屋顶,但如果你先建屋顶就麻烦了,是不是?在你建屋顶前,你得砌好墙。在你砌墙前,你得打好地基——我的意思是从头至尾。在你打好地基前,你还得用推土机平整土地,在正确的地点挖合适的坑。对不对?”

  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可他还是忽视了我全神贯注的、谄媚的凝视。他用手背蹭了蹭鼻梁;然后又洋洋得意地转向我。

  “那好,假设你为自己建造一座那样的房子。那会怎样?当房子建好后,你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我看得出他才不在乎我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没说出这个问题。他知道问题是什么,他迫不及待要告诉我。

  “窗户在哪里?”他摊开双手,迫切地问。“就是这个问题。光线从哪里进来?因为你明白我说的光线从哪里进来是什么意思,对吗,鲍勃?我是说小说的观点;文中蕴含的真理;还有——”

  “启示之类的,”我说,他用力地、快乐地弹了个响指,停止了对第三个名词的继续搜寻。

  “是它。就是它,鲍勃。你说对了。”

  就这么定了。我们又喝了杯姜汁汽水,敲定了,他用拇指翻着那堆思路卡片,想找一张做我的测试作业。他选的一次“经历”是伯尼·西维尔就在出租车里挽救了一对神经质夫妇的婚姻,他只在那对夫妇争吵时,通过后视镜打量他们,说了几句仔细斟酌的话。至少,大意如此。实际上卡片上是这样写的:

  上层男人和妻子(帕克大道)在车里开始争吵,情绪十分沮丧,夫人开始叫着要离婚。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我说了几句,不久我们都笑了。关于婚姻的小说等。

  伯尼显得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有能力把它写出来。

  在过道上,他小心翼翼地从衣柜里拿出我的防雨风衣,帮我穿上时,我有时间从容地看了看那些一战时的照片——长长一列,都是用镜框框住的泛黄快照,里面全是笑着的男人,胳膊搭着胳膊,中间的一张是阅兵场上的孤独号手,远处是灰蒙蒙的兵营,一面旗帜高高飘扬,这可能是某本旧《美国军团杂志》的封面照,标题写的像是“职责”——优秀的军人,挺拔笔直,立正站着的身影,连同他嘴上简单、嘹亮的长号一起,都增强了男子气十足的气慨,金星母亲们(注:一战结束后,美国成立了一个Gold Star Mother Club,该组织为在战争中失去子女的母亲们提供帮助。)如果看到一定会热泪盈眶。

  “我看你挺喜欢我那个小伙子,”伯尼怜爱地说。“我打赌你猜不出现在那个小伙子是谁了。”

  威德·曼莱?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莱昂内尔·特里林?可我想我真的知道,甚至在瞥见他脸红得意之前就知道了,那个小伙子就是伯尼自己。也许听上去有点傻,我得说当时我对他有点小小的,但真诚的敬意。“哦,我简直不敢相信,伯尼。你看上去——你看起来神气极了。”

  “总之,那时候瘦多了,”他说着,拍拍自己皮光肉滑的大肚子,送我到门口。我记得我低下头盯着他那张愚蠢而松弛的大脸,试着在那里寻找照片上的号手。

  回家的路上,地铁摇摇晃晃,我直打嗝,姜汁汽水的味道泛上来,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作家写几千字挣二十五美元也不错了,有些作家混得比这还差呢。二十五美元几乎是我在国内公司债券、偿债基金债券上耗去的四十个悲惨小时所挣的一半;如果伯尼喜欢这第一篇的话,如果我可以每周给他写一篇的话,就意味着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五十。七十九美元一周!如果有那么一笔收入,再加上琼当秘书每周挣的四十六元,根本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去巴黎(也许我们在那里碰不上格特鲁德·斯泰因(注:(Gertrude Stein, 1874-1946),生于匹次堡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家庭。一九○二年定居巴黎。她在巴黎创立了一个有名的沙龙,并不断写作。著有《地理与戏剧》(Geography and Plays, 1922);小说《露西高兴做礼拜》(Lucy Church Amiably, 1930);《三幕剧中四圣人》(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 1934)、《毕加索》(Picasso, 1938)等作品。)以斯拉·卢米斯(注:(1885-1972), 美国作家。他的诗作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未完稿的诗篇》 (1925-1960年),他向文学杂志大量投稿并对T·S·艾略特,詹姆斯·乔依斯和海明威等作家产生影响。),也许我写不出《太阳照常升起》,但对我的海明威计划而言,最初的自我放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可能十分有意思——至少告诉别人这个可能十分有趣:我将成为出租车司机的雇佣文人,建筑工的建筑工。

  不管如何,那个晚上我沿着西十二街一路跑回家,如果我没有大声笑着、叫着打断琼说话,围着她扮小丑,那不过因为是我强迫自己靠着楼下的邮箱站了好一会,好让自己呼吸平稳,让自己变得文雅、幽默,我打算用这样的表情告诉她这件事。

  “好了,但你觉得是谁来付这笔钱呢?”她问道。“他不可能自己掏腰包的,那会是谁?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付不起二十五块一周,不管持续多长时间,是不是?”

  这事我可没想过——只有她这样的人才会提出这样致命的逻辑问题——但我那可笑的浪漫念头占了上风,让她别管这问题。“谁知道?见鬼,谁又会关心?也许是威德·曼莱出钱。也许是什么博士出钱。问题是,反正有人掏钱。”

  “好了,”她说,“那么,好吧。你觉得写这样一个故事得花多少时间?”

  “噢,见鬼,根本用不了多久。周末我只要花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打发掉。”

  可是我没有做到。我花了整个周六下午和晚上来写一个又一个虚构的开头;我沉溺于那对吵嘴夫妇的对话上,从理论上说,我无法确定伯尼从后视镜中能看到多少,也怀疑在那种场合下,不管出租车司机能说出什么来,那个男人竟没有叫他住嘴,叫他只管看路开车。

  到星期天下午,我走来走去,折断铅笔,把它们扔进废纸篓,嘴里吼着见鬼去吧;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显然我甚至没法做一个该死的白痴笨蛋般的出租车司机的该死的捉刀人。

  “你努力过了头,”琼说。“噢,我知道会这样的。你太文绉绉,别人受不了,鲍勃。这太可笑了。你只要想想那些读过或听过的让人伤感掉泪的东西。想想欧文·伯林(注:Irving Berlin (1888-1989) 美国词曲作家。)。”

  我对她说,别管我,如果她还不做自己的事去,我就马上把她的欧文·伯林塞进她嘴里。

  但那个晚上,正如欧文·伯林自己曾说的,某种奇妙之事发生了。我编完了那个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坑,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着,我搬来木材,砰,砰、砰——墙砌起来了,屋顶也搭好了,可爱的小烟囱也竖在顶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户——大大的、四方的窗户——光线可以照进来,没有一丝阴影,阳光下的伯尼·西维尔是最聪明、最温柔、最勇敢和最可爱的人,他曾说“朋友们。”

  “写得太好了,”琼在吃早餐时跟我说,她读完了那篇东西。“噢,写得棒极了,鲍勃。我敢肯定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种东西。”

  确实如此。我忘不了伯尼坐在那里,一手端着姜汁汽水,一手拿着我那篇手稿读着,手还有点颤抖,在我为他建造的小房间里探索着所有感人而恰到好处的奇迹。我现在还敢打赌,他从没有读过那样的文章。我看着他一扇窗户一扇窗户地探索,看着他的脸因为它们的光芒显得十分神圣。读完后,他站了起来——我们都站了起来——他握着我的手。

  “美极了,”他说。“鲍勃,我开始就有种预感,你能写好,但说实话,我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现在你心里可能想要支票,可我告诉你。我不开什么支票了,我要直接付你现金。”

  从他那出租车司机靠得住的黑色钱夹里,他摸索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放到我手上。显然他想隆重地把钞票一张一张放到我手里,弄得像个仪式,因此我站在那里低头笑着,等着下一张钞票;我站在那里,摊开着手,抬起头,看见他把钱夹收起来了。

  才五块钱!直到现在我还希望我能冲着他咆哮,至少我要语带怒气,把那揪心的愤怒表达出来——这可以省却以后多少麻烦——可是当时我只是低声而谦卑地问:“五块钱?”

  “对!”他脚跟着地快活地向后晃了一下。

  “好了,可是伯尼,我说当初我们是怎么定的?我意思是,你给我看的那张支票,我——”

  他慢慢收回了笑容,脸上露出惊异和受伤的表情,仿佛我朝他脸上啐了口唾沫。“噢,鲍勃,”他说。“鲍勃,这是什么?看看,我们别再捉迷藏了。我知道我给你看过那张支票;我还可以再给你看一次。”他气得运动衫的折痕处都一起一伏,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走到壁橱那儿翻腾一通,把支票找出来。

  还是那张支票,没错。金额还是二十五美元整;但是背面在那人签名之上,伯尼皱巴巴的签名连同银行橡皮图章一起,现在都他妈的清晰可辨了。当然,上面写着:“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额。”

  所以我并没有被打劫——也许,只是被骗而已——现在让人恶心的姜汁汽水给我一种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我敢肯定这种感觉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一生中可能从没体会过。

  “我错了吗,鲍勃?”他问道。“我错了吗?”他让我再坐下,尽量微笑着跟我解释。我怎么可能以为他说的是一次二十五美元呢?难道我不知道出租车司机拿回家的是什么样的钱?噢,某些自己有车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但你们这些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这些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司机?一周只挣个四十、四十五,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个五十块。即使像他自己,没有孩子,老婆在电话公司上整班,也不容易。如果我不信,尽管去问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日子真不好过。“我是说,难道你觉得还有谁会为这样的文章买单呢?你会吗?你会吗?”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几乎要笑起来,好似在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一定是昨天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鲍勃,我对这个误会感到很抱歉,”他送我到门口时说,“但是我高兴的是我们现在把它说清楚了。因为我是说真的,你写得真好,我有种感觉我们会成功的。实话跟你说,鲍勃,这周晚些时候我会再联系你的,好吗?”

  我记得我是多么鄙视自己,因为我竟没有勇气说声别麻烦了,我只是在向门口走去时,甩掉他慈爱地搂着我脖子的沉重的手。在过道里,又一次面对那个年轻号手,我突然有种不安的想法,我可以预见到接下来我们要说些什么。我会说,“伯尼,你以前在军队里真是号手吗?还是只为了拍那张照?”

  而他则不会有丝毫羞愧,单纯的笑容里也不会有一丝变化,他会说,“只是为了照张相而已。”

  更糟的是:我知道头戴宽檐帽的号手会转过身,照片里精神抖擞的形象会慢慢松垮下来,从小号口上扭过脸去,那无声的,没有才华的两片嘴唇从来屁都吹不出一个,我知道它会装作没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冒这个险。我只说,“再见,伯尼,”然后我就离开那该死的地方,回家了。

  琼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说她在这事上对我“很体贴”,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那晚那种心情下几乎能杀死我;我意思是主要是她对伯尼宽容得多。

  贫穷、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着黄粱美梦——那种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些年他花了多少钱吗?有多少辛苦赚来的钱可怜就这样掉进了二流、三流甚至十流作家的无底洞里去了?他又多么幸运,用一张自己伪造的作废支票,终于钓到了个一流作家。多么感人,多么“甜蜜”啊,他说“我要直接付你现金”时,已经知道我与那些作家的差别了。

  “好了,看在上帝份上,”我对她说,谢天谢地,总算有一次我比她想问题更实际。“看在上帝份上,你知道他为什么给我现金吗?你知道吗?因为他打算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故事卖给该死的《读者文摘》,卖十五万美元,因为如果我有支票的复印件,就可以证明是我写的,他就有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付我现金。”

  “你愿意打赌吗?”她看着我问道,既同情我又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爱而难忘。“你愿意打赌如果他把这篇小说卖给《读者文摘》或什么别的地方,他还会坚持付你一半吗?”

  “是鲍勃·普林提斯吗?”三天后,电话里传来愉快的声音。“我是伯尼·西维尔。鲍勃,我刚从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家回来。我不想告诉你他跟都我说了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认为你棒极了。”

  无论我对此如何回答——“他真的这样说吗?”或者“你是说他真的喜欢那故事?”——都有点不好意思,也能够立即把琼吸引到我身边来,我现在还记得她一脸笑容,扯着我的衬衣袖子,好像在说,看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只好把她推到一边,摇着手让她安静点,我好继续跟伯尼说话。

  “他想把这篇小说给他在出版界的几个朋友看看,”伯尼说,“他还想让我再印一份寄给西海岸的曼莱。所以听着,鲍勃,我们一边等着看这篇小说能怎么样,同时我还想再给你几篇作业。或者等等——听着。”新想法让他的嗓音浑厚低沉。“听着,也许你自己写会更舒服。你愿不愿意那样做?你愿不愿意跳过这些卡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雨夜,曼哈顿上西区,两个混混钻进了伯尼的出租车。粗眼瞧上去,他们可能跟普通乘客没什么两样,但伯尼一下就看出来,因为“拿我来说,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开了二十二年出租车,多少有一手”。

  当然,两人中一个是典型的惯犯,另一个是有点受惊的男孩,可以说“只是个小阿飞。”

  “我不喜欢他们说话的方式,”伯尼通过我告诉他的读者,“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地址——曼哈顿最低级的夜总会——最糟糕的是,我不喜欢他们坐我的出租车。”

  那么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噢,别着急,他没有停车,没有绕过去,没有把他们从车后座拖出来,没有挨个朝他们胯下踢去——根本没有《载客中》里的胡说八道。首先,从他们的对话中看出他们并不是在逃亡;至少不是在今晚。今晚他们去那个下等小酒馆踩点(就是他们上车那里靠街角的小酒店);明晚十一点才动手。不管怎样,当他们到那个夜总会时,惯犯给小阿飞一些钱,“给,伙计;你就坐这辆车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见。”就在那当口,伯尼知道他得行动了。

  “那个小阿飞住在皇后区附近,这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谈话,所以我问他喜欢国家棒球联盟(注:National League,美国职业棒球组织之一,简称国联(NL),成立于1876年。)冠军队中的哪个球员。”从那时开始,伯尼运用代代相传的道理和完美沟通技巧,一直和那个男孩谈着健康、干净的生活,充满阳光、牛奶的话题,还没到皇后区大桥时,他已开始把那男孩从犯罪深渊里拖出来。他们在皇后大道上疾驰,好似一对热衷于警察体育联盟(注:Police Atheletic League,专为孩子们办的体育活动中心,其缩写为PAL,有好伙伴之意。)的人在喋喋不休,到达目的地时,伯尼的乘客已泪流满面了。

  “我看到他付钱的时候,咽了几口唾沫”,这是我为伯尼加上的说话方式,“我能感觉到这孩子身上有什么变了。我对此抱有希望,不管怎样,也许只是个心愿罢了。我知道我为他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回到市里,伯尼打电话给警察局,建议他们第二天晚上在那个小酒馆附近安排几个人。

  千真万确,确实有人试图抢劫那家小酒店,只不过被两个可爱的好警察给挫败了。也是千真万确,只有一个混混被抓进监狱——就是那个惯犯。“我不知道那晚那个男孩去哪里了,”伯尼最后说,“但我情愿相信他在家里,躺在床上,喝着牛奶,读体育专栏。”

  这里有屋顶,上面有烟囱;有窗户,光线照得进来;这又是一篇让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哈哈大笑的文章,又一篇可以向《读者文摘》投稿的文章;又一次机会的暗示:可以和西蒙舒斯特公司(注:Simon & Schuster,INC。1924年成立的一家大型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由威德·曼莱主演的三百万美元制作成本的电影。还有寄给我的又一个五美元。

  一天,在五十九街与第三大道交汇处,一位虚弱的小个子老绅士坐在出租车里哭了起来,伯尼说,“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接着我花了两页半纸写了我所能想象出来的最让人心碎、最不幸的故事。他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很久前就嫁了人并搬到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去了;他过了二十二年的孤独痛苦生活,可他都勇敢地活过来了,因为他有一份他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商业花房里照料天竺葵。可是这个上午,管理人员通知他,他必须走人:他太老了,不适合这种工作了。

  “只在那时,”根据伯尼·西维尔所说,“我才将他所说的一切与他给我的地址联系起来——布鲁克林大桥靠曼哈顿侧的一个僻静处。”

  当然,伯尼不太肯定,他的乘客是不是准备蹒跚着走到大桥中央,抬起那把老骨头,越过大桥栏杆一了百了;但他可不敢冒险。“我想这时我该说点什么”(对此伯尼的感觉是对的:若此处老人索然无味的哭诉再花去大半页纸,这个故事从地基处就会脱节断裂)。接下来是轻松活泼的一页,有一半的对话都是伯尼小心翼翼地问老人,为什么他不去密歇根跟女儿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可以给她写封信,这样她会邀请他过去住的;但是,噢,不,他只是一门心思不想成为女儿一家的负担。

  “负担?”我说,说话的神态仿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似的。“负担?像您这样和蔼的绅士怎么可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能给他们什么呢?”

  “当他这样问我时,幸好我们停在那里等红灯,所以我转过身来,直盯着他的眼睛。'先生,’我说,'难道您不觉得家里有人多少懂点天竺葵的栽培也不错吗?’”

  好了,当他们到达大桥时,老人已决定在自动售货机处下车,因为他说想喝杯茶,该死的砌墙就到此为止了。屋顶是这样的:六个月后,伯尼收到一个小小的,但很重的包裹,上面盖着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邮戳,收信地址是他所在出租车车队。你知道那包裹里是什么吗?你当然知道。天竺葵盆栽。这里还有烟囱:里面还有张便条,老人隽朗的笔迹在上面简单写着,“谢谢你。”我在故事里也是这么描述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挺讨厌这一篇,琼对它也没把握;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寄出去了,伯尼很爱这个故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说,他妻子罗丝也喜欢这故事。

  “鲍勃,我想起来,我打电话还有一件事;罗丝要我问问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来小聚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们四个,喝点东西,聊聊天而已。你们愿意来吗?”

  “哦,你们真是太好了,伯尼,我们当然愿意。只不过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安排——等等。”我捂住话筒,与琼紧急商量了一下,希望她给我提供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可是她想去,她想当晚就去,所以我们四人就凑在一起了。

  “哦,好啊,”当我挂上电话,她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要去。他们听上去真是好人。”

  “好了,你看。”我用食指指着她的脸。“如果你打算坐在那里,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在做'好人’,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可不想花什么晚上的时间充当慷慨大方的女慈善家的丈夫,坐在低等人中间,就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想把这事变成什么本宁顿姑娘们为仆人们准备的花园派对,你还是立即忘了这事吧。你听到了吗?”

  接着,她问我想不想知道一件事,不等我说想不想,她就告诉我了。她对我说,我是她这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势利鬼、最大的恶棍、最彻头彻尾、大嗓门的怪物。

  一事接一事;我们坐地铁去与西尔维夫妇小聚时,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交谈。我无法告诉你后来我发现西尔维夫妇自己喝姜汁汽水,却为他们的客人准备了一瓶黑麦威士忌时,我有多么感激。

  伯尼的妻子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穿着细高跟鞋,束着腰带,头上别着发卡,她那电话公司接线员的标准声音优雅得体,但却冷冰冰的(“你好,真高兴认识你们;请进;请坐;伯尼,帮帮她,她的外套脱不下来”);天知道是谁开的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晚上从让人不快的政治讨论开始。琼和我对杜鲁门、华莱士的意见不一,所以那年我们压根就没投票;西尔维夫妇都是杜威(注: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的信徒。更糟的是,由于从感情上说我俩是温和的自由派,罗丝为了寻找共同点,特意说了好几个悲惨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关于布朗克斯区有色人种、波多黎各人残忍而凶狠的侵犯,都有刻意描绘的令人不寒而栗之处。

  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好转了。首先他们都很喜欢琼——我得承认我还没遇到过谁不喜欢她的——其次,过了片刻话题就转到他们认识威德·曼莱这不可思议的事上来。这又引起了一系列骄傲的回忆。“伯尼从没从他那里拿过什么,可是别担心,”罗丝向我们保证。“伯尼,告诉他们那次他在这里,你要他坐下,闭嘴,你是怎么做的。他真的那样做了!真的!他就那样朝他胸口推了一把——朝这个电影明星!他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告诉他们呀,伯尼。”

  伯尼呢,快活得直不起腰来,站起来重演那场景。“噢,你知道,我们就坐在那里说笑着,”他说,“但不管怎样,我真那样做了。我就像那样推了他一把,我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

  “他做了!老天知道!把他推到那边那把椅子上!威德·曼莱!”

  没多久,我和伯尼坐到一起,饮料让我们精神振奋,开始了男人间的聊天。罗丝和琼则舒服地窝在双人沙发上,罗丝狡狯地看着我。“我不想让你丈夫自我膨胀,琼妮,但你知道科罗夫博士跟伯尼说什么吗?伯尼,我能告诉她吗?”

  “当然,告诉她!告诉她!”伯尼一手挥着姜汁酒瓶,另一只手抓着威士忌酒瓶,意思是今晚一切秘密都可公之于众。

  “好吧,”她说。“科罗夫博士说你丈夫是伯尼遇到的最棒的作家。”

  后来,我和伯尼挪到双人沙发上,女士们到壁橱那边去了,我开始意识到罗丝也是个建筑工人。也许她没有亲手建这个壁橱,可买这个几百美元的壁橱得分期付款,在内心说服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自己亲手做一个还多。那样的家具可是对未来的投资;现在,她一边跟琼说话,一边小心抚弄它,这里擦擦那里抹抹。我敢发誓,我知道她脑子里正在琢磨以后的一场聚会。不用说琼和我也会置身其中,(“这是罗伯特·普林提斯先生,我丈夫的助手,普林提斯先生”),其余客人的名单也可以提前确定:威德·曼莱和他妻子,当然,还有他们精心挑选的好莱坞朋友;沃特·温彻尔也会在那里,还有厄尔·威尔逊和图茨·绍尔及他们那群人;但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些雅士们,如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夫妇,以及他们这圈子里某些人也可能会出席。像莱昂内尔·特里林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们、亨丁顿·哈特福们和莱斯里?R?格罗夫斯们那样的人——如果纽博尔德·莫里斯先生夫人那样的人想来,你可以想得到他们为了获得邀请得玩多少花招。

  琼后来也承认那天晚上西尔维家里有点闷热;我现在说这个是为我自己后来做的事找个像样的借口——1948年时我很容易喝醉,现在好多了,相信我——我喝得酩酊大醉。不久我不但是唯一的那个大吼大叫的人,而且也是房间内唯一说话的人;看在老天份上,那时我正在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四个都是百万富翁。

  难道我们没有跳舞吗?噢,我们一直把莱昂内尔·特里林打得团团转,把他推到房间里的每一把椅子里——“还有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你这狂妄、伪善的老傻瓜!你的钱到哪去了?为什么不拿点出来看看?”

  伯尼咯咯直笑,看上去有点瞌睡了,琼因为我感到十分难堪,罗丝在一旁冷冷笑着,绝对理解丈夫们有时会有多烦人。我们站在过道上,每人至少往身上套了半打衣服,我又看到那张号手照片,心里想自己敢不敢把那烫手的问题提出来。可是这次我不敢肯定哪个答案让我更害怕:伯尼可能说,“就是照张相而已,”他也可能会说,“那当然是我!”然后走到衣橱或壁橱那里,翻腾一阵,找出那把生锈的军号,我们四个只能又走回去坐下,伯尼并拢双脚脚跟,绷直身体,为我们吹出纯洁忧伤的音乐。

  那时是十月。我记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写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维尔”的故事。我记得写过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有位胖胖的乘客,想更好地看街景风光,从出租车的天窗里探出身子,结果腰给卡住了。还有个很严肃的故事,伯尼就种族宽容长篇阔论了一番(我一想起在布朗克斯区棕色人种数量增加这个问题上他与罗丝总是夫唱妇随,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我记得那段日子,只要提到他,我和琼就会吵嘴。

  比如,琼说我们真的应该回请一下他们,我对她说别犯傻了。我说我敢打赌他们不会指望我们回请的,她问“为什么?”,我干脆不耐烦地简单说,我们之间层次上的差别无法逾越,假装西维尔夫妇能真正成为我们的朋友,或假装他们真的想与我们交朋友都是徒劳。

  还有一次,一个无聊之极的傍晚,我们去婚前最喜爱的餐馆吃饭,几乎有一个小时我们竟找不到可说的话题,琼努力想让对话继续下去,于是举起葡萄酒杯,十分浪漫地隔着餐桌靠向我。“为伯尼这次把你的小说卖给《读者文摘》干杯。”

  “是啊,”我说。“没错,这可是件大买卖。”

  “噢,别那么粗鲁。你明知道总有一天会成真的。我们就会挣上一大笔钱,去欧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她的话突然让我很恼火,任何一个二十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姑娘怎能如此容易上当受骗,这样一个女孩竟然是我妻子,我竟然同这种头脑简单、无知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情形,在那一刻似乎有点难以接受。“你怎么就不能长大一点呢?你不会真的以为他有机会卖掉那堆垃圾吧,你会吗?”我看她的眼神一定与那晚上伯尼看我的眼神有点像,那晚上他问我不会真的以为是二十五美元一次吧。他也说“你会吗”?

  “是的,我会,”她说,把手里酒杯放下。“至少,我相信。我以为你也相信。不然,继续为他干活不是有点可笑、有点虚伪吗,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她没有再同我说话。

  我想,真正的麻烦在于我们那时被两件更为严肃的事纠缠住了。一是我们刚刚发现琼怀孕了,另一件事是我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像偿债基金债券一样岌岌可危。

  我在财经新闻科上班成了缓慢的折磨,等着上司慢慢发现原来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无论现在我如何可怜地想要学习本应掌握的知识,现在再虚心求教也晚得太可笑了。我整天弓着腰趴在咔嗒作响的打字机上,腰弯得越来越低,因担心被炒而冷汗直流——助理财经主编的手和蔼而伤感地搭在我肩上(“我能跟你简单谈几句吗,鲍勃?”)——每天这事儿没发生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可卑的胜利。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从地铁出来往家走,像个七十岁的老头拖着自己的身子朝西十二街走下去。我发现一辆出租车像蜗牛般地在我身边慢慢爬行,跟着我走了一个街区。这是辆绿白相间的车,档风玻璃后我看到一张巨大的笑脸。

  “鲍勃!怎么回事,鲍勃?看你失魂落魄的,你住这儿吗?”

  他把车停在路边,走出来,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穿工作服的样子:一顶棒球长舌帽,开胸套头衫,腰上挂着个圆筒零钱包;我们握手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指尖因白天黑夜地收钱找钱变得灰亮灰亮的。走近看,不管他笑不笑,看上去跟我一样疲惫不堪。

  “请进,伯尼。”看到破破烂烂、门口肮脏的楼道,刷着白灰、贴着海报的墙壁,简陋的大单间,租金可能还不及他和罗丝在非中心区房屋租金的一半,这让他有点吃惊。我记得让他发现我家如此简陋反而令我有种波希米亚式的骄傲;我猜我有种自命不凡的想法,这不会伤害到伯尼,却能让他明白人们会贫穷与聪明兼而有之。

  我们可没能力为他端上姜汁汽水,他说一杯白水就好,因此这算不上什么正式的社交场合。后来让我不安的是,我记得他和琼之间是多么拘谨——我觉得整个拜访期间他都没正眼看过琼——我在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回请他们。有些事大家总觉得不该是丈夫的错,但如果真是丈夫错了,妻子十有八九要背黑锅,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伯尼只是觉得穿着出租车司机的制服出现在她面前很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还好一点。也许他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个美丽、有教养的姑娘会住在如此凄惨的环境里,因而局促不安。

  “我告诉你我今天来你这干什么,鲍勃。我想尝试新角度。”他说话时,我从他眼睛而不是话语里,看到我们这个长期建筑计划可能出了什么大问题。也许科罗夫博士出版界的朋友最终说了实话,我们那些可怜故事的出版希望渺茫;也许科罗夫博士自己变得脾气暴躁;也许从威德·曼莱那里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或者更令人受打击的是从威德·曼莱的经纪人那里传来的消息。或者仅仅是伯尼自己每天在那般劳累后一杯白水根本解不了乏,他十分疲劳,不管怎样,他想换个新角度。

  我可曾听说过文森特·J·波勒第?不过他说这个名字时好像很有把握我不会大吃一惊,他立即就告诉我以下信息:文森特·J·波勒第是来自伯尼自己所住的布朗克斯区的州民主党议员。

  “这个人,”他说,“是个不辞辛苦帮助别人的人。相信我,鲍勃,他可不是你那些低级竞选人。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而且,他新加入民主党,打算竞选下一届国会议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鲍勃。我们来拍张我的照片——我有个朋友会无偿做这个的——我们从出租车后座上拍,我手握方向盘扭过头来,脸带微笑的样子,像这样,明白吗?”他满脸笑容,转过身子,展示给我看照片应该像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把这张相片印在小册子的封面上。标题就叫”——这时他手在空中比划着黑体字母——“小册子的标题就叫'来自伯尼’,行不?好。在小册子里面我们有个故事——跟你写的那些故事没什么两样,只是有点小区别。这次我要讲个故事,说明为什么文森特·J·波勒第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我不是说一堆政治言论,鲍勃。我的意思是真实的小故事。”

  “伯尼,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用。你不能编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有人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

  “谁说不能?”

  “不管怎样,我以为你和罗丝都是共和党人。”

  “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是共和党人,但具体到地方上,我们不是。”

  “好吧,见鬼,伯尼,我们刚搞完选举。两年内不会再有别的选举了。”

  但是他只是拍拍他的头,做了个遥远的手势,意思是在政治上,人得有点远见。

  琼在房间那头的厨房区域,洗早餐的碗碟,准备做晚饭,我望着她向她求救,但她转过身去。

  “听上去不合适,伯尼。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又怎么样?懂?这种东西,谁又懂?你懂开出租车吗?”

  不懂;我也一点不懂什么华尔街——华尔街,什么鬼街!——但那是另一个让人沮丧的小故事。“我不知道,伯尼;现在一切都不确定。目前我还是什么活也不接的好。我是说我最近可能会——”但是我无法亲口说出我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有麻烦,我只好说,“首先琼有了孩子,每件事都——”

  “哇!好啊,那不是太棒了吗!”他腾地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那—不是—太棒了!祝贺你,鲍勃,我想这是——我想这真是太美好了。祝贺你,琼妮!”我那时觉得这种反应有点过头了,不过也许这种消息很容易打动人到中年膝下无子的男人。

  “噢,听着,鲍勃,”当我们重新坐下时,他说。“这个波勒第的事情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告诉你吧。既然这事只有一次,也不会有什么版权,我们就不是五块而是十块钱。这买卖怎么样?”

  “好吧,但是等等,伯尼。我要更多的材料。我意思是这家伙为人们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马上就看出来,原来伯尼对波勒第的了解也不会比我多多少。他是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仅此而已;他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噢,鲍勃,听着。这有什么不同?你的想象力跑哪去了?以前你从不需要什么帮助。听着。你只是告诉我,马上给我一个主题。我一直在开车;在妇产科医院门前,两个家伙朝我挥手,年轻的退伍军人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小鸡仔刚刚出生,才三天大,他们快活得像云雀。唯一的麻烦在于,这个小伙子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他们刚搬到这里,什么人也不认识,也许他们是波多黎各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的房子只租了一个礼拜,就这样。他们身无分文。所以我带他们回家,他们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一路聊天,我说,'听着,伙计们。我想带你们去见我的一个朋友。’”

  “文森特·J·波勒第议员。”

  “当然。只是我没告诉他们他的名字。我只是说'我的一个朋友’。当我们到他那里,我走进去,告诉波勒第这事情,他走出来,跟他们聊了几句,给了他们点钱什么的。明白吗?我刚才差不多说了你故事的一大部分了。”

  “嘿,等一等,伯尼。”我站起来,夸张地在房间里踱着步,这是好莱坞电影里人们开会时才有的样子。“等一会。在他给他们钱后,他钻进你的出租车,你把他载到大广场车站,那两个波多黎各人站在街边,对望着,那个姑娘说,'刚才那个男人是谁?’小伙子看上去很严肃,他说,'亲爱的,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没发现他带着面具吗?’她说,'哦,不,不可能是那个——’而他说,'是的,是的,就是他。亲爱的,就是那个独立国会议员。’听着!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听着!他们听到街区那边传来这个声音,你知道那声音在喊什么吗?”我单膝哆嗦着跪地,抖出了这个故事的包袱,“那声音在喊着'嘿,你,伯尼·西维尔——滚开!’”

  写出来似乎不太好笑,但那时几乎把我笑死了。我哈哈大笑了至少一分钟,直笑得我剧烈咳嗽,琼只好过来帮我拍背;我慢慢缓过来后,才发现伯尼根本没笑。在我这通发作中,他一脸茫然,礼貌性地打了几个哈哈。这时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本来镇静的脸羞得红一块白一块。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我记得我恨他如此容易受伤害,我恨琼又走回厨房,不帮我摆脱这尴尬局面,我也记得我开始觉得很内疚很抱歉了,好长时间房间里死一般寂静,最后我决定接受这份活,这是唯一体面的出路。果然,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试试时,他马上高兴起来。

  “我是说你不一定得用这个波多黎各人的故事,”他让我放心。“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或者你可按那种方式开头,再写点别的事情,越多越好。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来就行。”

  站在门口,又是握手(我们好像整个下午都在握手),我说,“就是说,这个故事十元,对吗,伯尼?”

  “对,鲍勃。”

  “你真的觉得你该告诉他你会这么做吗?”他刚走琼就问我。

  “为什么不?”

  “好吧,因为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不是吗?”

  “瞧,能不能行行好,别再啰里啰嗦?”

  她两手叉腰。“我搞不懂你,鲍勃。你为什么说你会写这个故事。”

  “你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们需要那十块钱,这就是为什么。”

  最后我建造了——噢,建造,所谓的建造。我花了一页、两页、三页写这架老机器,我写这个狗娘养的。我确实是从那几个波多黎各人开始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用不了几页就搞定了他们;然后我只好为文森特·J·波勒第找其他法子来证明他无与伦比的善良。

  当一个公务员真的想尽各种法子帮助人们时,他会怎么做呢?给他们钱,他就是那样做的;不久我笔下的波勒第给出去很多钱,多得他都数不清了。现在情况成了这样:在布朗克斯区,不管是谁,只要有点拮据,他只要钻进伯尼·西维尔的出租车,说一句,“去波勒第家,”他们的麻烦就解决了。最糟糕的是我无情地确信,我尽我所能地写了。

  琼没有看这篇文章,我写完时她已睡了,我直接把它塞进信封,寄了出去。大约有一周时间——伯尼那边没有传来片言只语——或者说在我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消息。接着,和他上次来访的时间一样,在一个烦躁劳累的傍晚,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他笑着站在门口,套头衫上洒着几点雨水,就知道麻烦来了。我知道我可没打算听任何废话。

  “鲍勃,”他说着坐下来,“我讨厌这么说,但这次我对你很失望。”他从衣服里抽出卷起来的那份手稿。“这东西——鲍勃,这什么都不是。”

  “它有六页半。那可不是什么都不是,伯尼。”

  “鲍勃,请不要给我六页半纸。我知道这里有六页半,但它什么都不是。你把这人写成了傻瓜,鲍勃。你让他一直不停地给钱给钱。”

  “你告诉我他给钱的,伯尼。”

  “关于那些波多黎各人,是我说的,没错,也许他可以给一点钱,好吧。可是你一路下来,你让他到处给钱,像个——像个醉醺醺的水手什么的。”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我说话的声音来得很低沉,控制得非常好。“伯尼,我可是问过你他还能做些什么的。我可是告诉过你我不知道他妈的他还会做些什么。如果你还想他做点什么别的,你早该说清楚。”

  “可是,鲍勃,”他说,为了强调,他站了起来,他接下来说的话,我后来回忆,好似腓力斯人(注:Philistine,中东古国人,现在多指俗气、庸俗、没文化的人。)最后绝望而永恒的哭泣。“鲍勃,你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

  我也站了起来,这样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知道我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我也知道我才二十二岁,可疲惫得像个老头,我知道工作就快丢了,孩子就快出生了,与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现在纽约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不值一提的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

  “十块钱,伯尼。”

  他笑着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接着他望向厨房,琼在那里,虽然我是想盯着他的,可我的眼睛一定也跟着他看过去了,因为我记得她在做什么。她在拧洗碗巾,眼睛直盯着它。

  “听着,鲍勃,”他说。“我不该说它什么也不是。你是对的!谁能说这样一篇六页半长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呢?也许这里面有许多好东西,鲍勃。你想要你的十块钱;好的,没问题,你会得到你的十块钱的。我的要求是,先把这篇东西拿回去,好好改改,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

  “十块钱,伯尼。现在就给。”

  他的笑容一下子没了生气,在他从钱夹里抽钞票,递给我时,笑容还僵在脸上,而我还来了场痛苦的表演,我仔细检查这张十美元的钞票,看看他妈的是不是真的十美元。

  “好吧,鲍勃,”他说。“那我们扯平了,对不?”

  “没错。”

  于是他走了,琼飞快地走到门边,开开门,大声叫道,“晚安,伯尼。”

  我觉得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停了一下,但我没听到他的诸如“晚安”之类的任何回应,所以我猜他可能转过身,朝她挥挥手,或者给她一个飞吻。接着从窗口我看到他从人行道上移过,钻进出租车,开走了。这过程中,我一直摆弄着那张钞票,折叠、摊开,再折叠、再摊开,我觉得手里握着的是我这一生中最不想要的东西。

  房间里很静,只有我们两个人走动的声音,厨房那块地方蒸汽弥漫、飘散着晚餐的迷人香味,我想我们两人都没胃口。“好了,”我说。“就那样。”

  “真的有必要吗?”她询问道,“对他那样不友好?”

  这时候,她的这句话,仿佛是她说过的话中最不忠诚的一句,最不体谅的一句。“对他不友好!对他不友好!如果你不介意,请告诉我,我他妈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该“友好地”坐在这里,让某个低级撒谎的吸血鬼般的出租车司机走进来,把我的血吸干?这就是你想要的?啊?这就是你想要的?!”

  此时,她做了这种时刻常做的动作,有时候我想我情愿牺牲生命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再看见这个动作:她转过身,背对着我,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

  这之后不到一周,助理财经编辑的手终于落在我的肩上,正好是我写到国内公司债券交投略微活跃这一段的中间。

  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时,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杂货店里当机械玩具的演示员,好歹可以让我们熬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就是在杂货店的日子里——给用锡和棉花做的小猫上好发条,小猫就会“喵!”的一声滚过去,“喵!”的一声又滚过来,“喵!”的一声滚过去——不管怎样,就是在那里的某个时候,我放弃了脑子里残留的一点要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

  新年后,我找了几份白痴活干;接着,四月时,像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并给人带来惊喜一样,我被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聘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里我在做些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份活相当轻松,每天我可以节省大量精力做自己的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顺利起来。海明威确实已被我抛弃,我转到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模式上来;那么,最起码,我已开始寻找代表自己风格的东西。冬天过去了,我和琼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些,初夏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我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篇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我现在想起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它写完后更加优秀。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听到:“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

  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着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高度羞涩的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的感情。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这样她就看得见我对他有多和善。

  但电话里首先询问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用异常正式,低沉的语调说,“您太太还好吗?”那感觉仿佛是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询问这所房子的女主人。

  在他的家里,她曾经是“琼”、“琼妮”和“甜心”,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已忘了琼的名字;唯一的猜想便是那晚他没听到她追出来向楼梯上的他道晚安——也许,他只记得她手里拿着洗碗巾站在那里的样子,可能埋怨她,认为是她怂恿我硬要那十美元的。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他,她很好。“你们怎么样,伯尼?”

  “嗯,”他说,“我还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像在病房里召开会议。“可就在几个月前,我差点失去了罗丝。”

  噢,不过现在好了。他安慰我说,她现在好多了,也出院回家了,现在感觉还好;但当他开始谈起“化检”和“化疗”时,冥冥之中无法说出口的癌症浮现出来,我有种可怕的死亡之感。

  “哦,伯尼,”我说,“她生病真是太让人难过了,请一定要向她转达我们的——”

  转达什么呢?问候?祝愿?无论是哪一种,我突然觉得,都带有一种无法原谅的纡尊降贵的姿态。“转达我们的爱,”我说。可话刚出口,我便恐惧得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恐怕这听上去是最最居高临下的措辞了。

  “我会的!我会的!我当然会转达的,鲍勃,”他说,所以我很高兴我那样说了。“噢,别担心,我不会谈政治。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找了一个真有才华的小伙子为我工作了,鲍勃。这个小伙子是个艺术家。”

  我的天啊,作家的心是多么讨厌、多么复杂!你们知道当我听他这么说时心里做何感想吗?我感到一阵嫉妒刺痛。“艺术家?”他是吗?我要给他们看看在这个小小的写作事业上谁才是该死的艺术家。

  可是伯尼马上又谈起了“草图”和“布局”,这样我才收回我那一争高下之心,原有的置身事外之感又占了上风,心里踏实好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真是一种解脱!

  “哦,艺术家,你是说,他是个连环漫画艺术家。”

  “是的。鲍勃,你该看看那小伙子画的画。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让我看起来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可又有点像威德·曼莱。你看过这些连环画吗?”

  “听上去很不错,伯尼。”现在这置身事外之感又来了,我看得出我得小心,防备着点。也许他不再需要什么故事——现在他可能有一整壁橱的草稿供艺术家创作——但他仍然需要一个作家“写对话和情节”,不管怎么说好,他需要一个作家把艺术家画的汽球对话框里的话填满,我只得尽量柔和、尽可能得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再干了。

  “鲍勃,”他说,“这可是真正的建筑。科罗夫博士看了一次这些连环画,他对我说,'伯尼,把杂志那事忘了吧,把书也忘了吧。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嗯。听上去很不错,伯尼。”

  “鲍勃,这便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很忙,但我还想也许你可以花点时间做一些——”

  “我没有在合众国际工作了,伯尼。”我告诉他现在的这份宣传工作。

  “好啊,”他说。“听起来你真的飞黄腾达了,鲍勃。恭喜你。”

  “谢谢。不管怎么说,伯尼,问题是我现在真没时间为你写东西了。我是说当然我很愿意,不是说我不;只是因为宝宝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我还有自己的活要干——我现在正写一部小说,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最好还是不再接别的活了。”

  “噢。好吧,那么,鲍勃;别担心。我只是说,你知道,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用上你的——你明白,你的写作天分,我的意思是我们会有大突破。”

  “我也很抱歉,伯尼,可我真的祝你好运。”

  我发誓,你们可能到现在也猜不出他打电话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别一个小时后才突然想到:这次伯尼根本就没想让我帮他写东西。只是他以为我还在合众国际工作,因此以为我跟这个辛迪加连环画企业的核心部门关系密切,想利用我的这层关系。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想到这个时我在做什么。我在给宝宝换尿布,我低头看着她圆圆美丽的眼睛,好像我盼望着她祝贺我,或感谢我,因为我又一次成功地做到没有让安全别针碰到她柔嫩的皮肤——我想起他说话时的方式时,正在给宝宝换尿布。他说“我们用得着你的——”时停顿了一下。

  无论这个精心设计的建筑计划是否取决于“你在合众国际的关系”,话语停顿的当口,他一定放弃了这个建筑计划(他不知道我被解雇了;他以为我在报纸行业上还有稳固的关系,就像以为科罗夫博士在心理学领域或威德·曼莱在电影事业上一样),他只好说“用得着你的写作才能”。我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害伯尼的感情,其实,最后,是伯尼努力避免伤害到我。

  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想起他。如果告诉你们我每次坐进出租车里都要凑近去看看司机后脑勺和侧面,这倒是神来之笔,可这不是事实。但有件事是真的,只不过我才意识到,在我为写微妙的私人信件,绞尽脑汁想一个恰当措词时,我会想起:“今天我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的吧。”

  无论我在说祝他的连环画好运时是否真心,我觉得在那一小时后我是真心真意的了。现在我衷心祝他好运。好笑的是,不管有无关系,他可能还是能把这些建成个什么东西。在美国比这傻得多的想法都建成了庞大的商业王国。无论如何,我希望他没有对此丧失兴趣,采取什么形式都好;但我最希望的是,天啊——这次我不是发誓——我希望,不论老天爷什么样,千万别让他失去罗丝。

  全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明白它建得还不好。它的横梁与托架、它的墙体有点不均衡,需要修缮,感觉地基有点脆弱,可能一开始我就没能挖出正确的坑。但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了,因为是时候给它封顶了——向你们交待其他建筑工人的情况。

  所有人都知道威德·曼莱后来怎么样。几年后他意外死在床上,死于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年轻女人的床上,这事足够刺激,够小报们忙上好几周的。你也能在电视上看到他演的老电影,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我都会吃惊,他是个好演员——太出色了,我猜,正因如此他无法扮演一个不谙世事,心胸开阔的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角色。

  至于科罗夫博士,有段时间人人也都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正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家电视台都建立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广告战役。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条声明,标明为、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情感缺失。所有其他儿童心理学家、所有能言善变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美国父母都对他口诛笔伐,当他们批完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名气可言了。从那时起,我可以说,随便哪一周《纽约时报》为了一个纽博尔德·莫里斯能给你六个亚历山大·科罗夫。

  接着该讲讲我和琼的故事,这是我给你们的烟囱。我只得告诉你们她和我所建的东西倒塌了,早在几年前就塌了。噢,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不会再有抚养费、监护权的法律之争,或那之类的事情——就到这里。

  那窗户在哪?光线从哪里进来?

  伯尼,老朋友,原谅我吧,我还没找到答案。我不敢肯定这间房子有没有窗户。也许光线打算从建筑工人马虎粗糙的手艺留下的那些缝隙、裂缝中钻进来,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肯定没人比我感觉更糟的了。老天爷知道,伯尼;老天爷知道,这儿总有个什么地方会有窗户的,一扇我们大家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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