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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经义述闻》的关系进展

豆瓣用户 2010-07-25
转贴而已,大家喜欢的话,还是去看原作者吧。
日记里有图,蛮清晰的。

http://www.douban.com/note/79562292/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经义述闻》的关系进展(一)2010-07-07 20:50:20

上次齐漱溟兄关于吕友仁的文章引出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经义述闻》的关系问题,日来没有专门翻检专书,虽此问题挂在心上,亦未有时间专门坐下想想,今日读书连续遇到两个与此相关的问题。1、王念孙在和朱彬的信中说:“《经义述闻》新刻者讹字甚多,又版在江西会垣,手头见无存者。此书年来又续添三、四百条,拟于都中再刻之。”可见王念孙对此书初版颇为不满,又读书日有所进陆续添加新的读书心得。抑或不入《校勘记》乃王氏之意?但无明文说明,《校勘记》引用了大量段玉裁的成果,没有道理不引用王念孙的(当时是王引之)。2,、《校勘记》引用《经义述闻》唯《礼记校勘记》(《礼运》)“地不爱其宝”一条,然我查家藏咸丰庚申补刊《清经解》本《校勘记》实无此条,而友人论文所引上海书店缩印本却有此条,我查询上海书店本,其底本系用学海堂原刻本(增入咸丰补刻的几种著述)即道光本,有此条。咸丰补刻本虽无此条,但在此条的位置上有“故无水旱昆虫之灾”一条的校勘记,学海堂原本无,明显是咸丰补...
转贴而已,大家喜欢的话,还是去看原作者吧。
日记里有图,蛮清晰的。

http://www.douban.com/note/79562292/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经义述闻》的关系进展(一)2010-07-07 20:50:20

上次齐漱溟兄关于吕友仁的文章引出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经义述闻》的关系问题,日来没有专门翻检专书,虽此问题挂在心上,亦未有时间专门坐下想想,今日读书连续遇到两个与此相关的问题。1、王念孙在和朱彬的信中说:“《经义述闻》新刻者讹字甚多,又版在江西会垣,手头见无存者。此书年来又续添三、四百条,拟于都中再刻之。”可见王念孙对此书初版颇为不满,又读书日有所进陆续添加新的读书心得。抑或不入《校勘记》乃王氏之意?但无明文说明,《校勘记》引用了大量段玉裁的成果,没有道理不引用王念孙的(当时是王引之)。2,、《校勘记》引用《经义述闻》唯《礼记校勘记》(《礼运》)“地不爱其宝”一条,然我查家藏咸丰庚申补刊《清经解》本《校勘记》实无此条,而友人论文所引上海书店缩印本却有此条,我查询上海书店本,其底本系用学海堂原刻本(增入咸丰补刻的几种著述)即道光本,有此条。咸丰补刻本虽无此条,但在此条的位置上有“故无水旱昆虫之灾”一条的校勘记,学海堂原本无,明显是咸丰补刊本将“地不爱其宝”一条挖改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以全版面。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版本都是《经解》本,最早的文选楼刻本我没有见到。(后悔当时大神传时我们有下载,因为文选楼刻本的电子版不清晰,还鼓动小宛过录文选楼到经解本上,自己都没看完)所以不晓得文选楼此处如何样子。待找到再作分析,此事亦不急,缓读缓解吧。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经义述闻》的关系进展(二)没有进展的老话重弹2010-07-08 20:25:31
说明:嘉庆十三年的初刻单行本《校勘记》有引用《经义述闻》一条记录。道光刻《经解》本《校勘记》也有此条,而咸丰补刊《经解》本《校勘记》却挖改了此条(用于替补此条的《校勘记》明显是候补,没有什么价值)。照理说后出的本子(咸丰补刊时,《经义述闻》的足本已经行世)本不当为据。但为什么挖改,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点线索。咸丰补刊时(咸丰补刊之议,是由于咸丰七年版片损毁,于咸丰十年至同治初年进行补刻)阮元已于道光二十九年去世,王念孙父子更早在道光中期就去世。《校勘》局诸人更不复有存世者。为什么庚申补刊本要替换这条唯一保存《经义述闻》的校勘记。王氏父子均未进入过《校勘》这项活动中,而前面我也提到最早的《校勘记》单行本(文选楼本)是在嘉庆十一年定稿,嘉庆十三年刊刻(即图中《续修四库》影印的本子),当时《经义述闻》的初刻不分卷本业已行世,我也提到在嘉庆十年冬,段玉裁(此时可能已经离开《校勘》局,即不再主持大局)和阮元得到了王氏赠的《经义述闻》,如果要安插《述闻》的内容不是没有可能的时间。我目前还没有看到阮元说要把《述闻》的内容加入到《校勘记》的明文,也没有看到王氏不愿意把这个未最后定稿的《经义述闻》作为《校勘记》资源的明文。下步怎么走,还是要多读点书,也许很多资料没发现,我看到在阮元和段玉裁得到初刊不分卷本《经义述闻》前,不少学者也已经得到并极度赞赏,也许分析他们和《校勘》局的关系能得到点什么。也许,也许走了一大圈,原因是在很常见的几封信里见到也说不定呢,那也只能怪我读书太少了,先解嘲而已。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经义述闻》的关系进展(三)希望没有走错路,理理思路2010-07-17 21:25:00

今日無事,於此事又思之。唯手邊無書太多,但可空想而已。
嘉慶十三年刊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禮記注疏校勘記》“地不愛其寶”條曰:“王引之云:‘不愛謂不隱藏也,愛之為隱,古之常訓。《廣雅》寶字注作地不藏其寶’說詳《經義述聞》”
嘉慶二十一年江西刊刻《禮記注疏》附《校勘記》全同。
道光《清經解》本《校勘記》全同。
咸豐庚申補刊《清經解》本《校勘記》無此條,替代此條的另一校勘記為“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校勘記》:“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烖云音災。”
手中沒有嘉慶二年初刻本的仍和資料,只是從其他文獻中獲取了一些東西,《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記載有嘉慶不分卷本二部,俱藏北京圖書館(一部為全本,一部殘缺)。從這部初刻不分卷本想要得到的信息:《禮記注疏校勘記》的分任是洪震煊,從《校勘記引用諸本》來看能和《經義述聞》扯上關係的是最後幾個今人校本,即盧文弨、段玉裁和孫志祖的校本,盧文弨去世於乾隆六十年左右,孫志祖去世於嘉慶六年,段玉裁不論。《經義述聞》的雛形即形成過程大略可以從乾隆五十幾年開始。
現在的關鍵有這麼一些問題:
一、阮元對《校勘記》是否或者說多大程度上親力親為,還是分任者自己在弄。從《校勘記》本身的情況來看,阮元對《校勘記》的內容有的并不很知情(有的阮元自己的校勘成果都沒有被吸收進去),有可能是分任者完全負責。
二、如果按照第一條的邏輯,那麼問題很可能出在洪震煊身上,他到底是見過《經義述聞》原書還是根據盧、孫、段幾家的校本(或者校本的過錄本)進行抄錄。
三、《校勘記》中的“廣雅”,在道光三十二卷本《經義述聞》作“廣韻”,檢《廣韻》“寶”字下確有此注,那麼初刻本《經義述聞》當有此條(說當有此條即我猜測也可能沒有,當然這種可能性還很小,也有從其他渠道獲得的可能。)不知道是作“廣雅”還是作“廣韻“。
四、如果初刻本作“廣韻”,那麼有沒有這種可能,洪震煊抄錄的這條校勘記是根據其他幾家的校本而來,而誤將手批的“廣韻”看成“廣雅”。
五、從“地不愛其寶”這條校勘記來看,似乎不是一條校勘記而是訓詁。反看庚申《清經解》本《校勘記》,雖然和《校勘記》體例相符,但這條校勘記似乎是急就章,根本沒什麽價值,似乎不作也可。
六、庚申《經解》本《校勘記》刻板時所有當事人(王氏父子、阮元、洪震煊、段玉裁等)都謝世很多年了,爲什麽庚申本要更改這條。
七、整部《校勘記》唯獨 這里一條引用《經義述聞》很是奇怪,似乎唯一的解释是转录他本的天头批校。
現在我打算從哪裡入手去找尋答案呢?
第一、能找到《經義述聞》的初刻本最好,這是最原始的證據,也只有對他進行分析才行。
第二、核對《校勘記》序言里的幾家校本,看是否引用了《經義述聞》的內容。幾家都有可能,但也都可能沒有可能。(段玉裁雖然在嘉慶十年才得到原書,但不能保證他在此之前沒有從其他渠道或者單獨獲取過這條的內容)
第三、對《經義述聞》的編撰刊刻過程作一個詳細的瞭解和分析。對著述、刊刻前後的傳播情況作一個分析。因為從最早的嘉慶十一年定稿的《校勘記》來看,已經是引用王引之的話了,那麼他的來源要認真分析。
第四、對幾個當時人洪震煊、阮元等要嚴格審查,主要的目的是看清該條校勘記的來源。


暫時想到這些,雖沒有什麽實質性的進步,大略希望找准方向,雖無意專門解釋此事,但作為一個偵探,還是想知道謎底的,無奈證據太少或者難以取證,幸好不作論文不必太過認真,閒暇之餘,有機會又再思考下吧。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经义述闻》的关系进展(四)今日想法2010-07-25 22:21:22

几天没想这事,怪想念他的。
反复看了这条校勘记“地不爱其宝”的这条唯一引用《经义述闻》的校勘记,发现他的确很不类,很不群。
“地不爱其宝”校勘记全文是:“王引之云:‘不愛謂不隱藏也,愛之為隱,古之常訓。《廣雅》寶字注作地不藏其寶’說詳《經義述聞》”这条校勘记根本不像校勘记,即使在同一人负责校勘的《礼记注疏校勘记》中来看,也是很不群的,按照《校勘记》的体例,一条校勘记首先要列出校勘的字句,次之则是罗列诸本异同,譬如“闽、监、毛本同,惠校本作某”什么的,然后如果要引用近人之说(《礼记注疏校勘记》引用了很多近人之说,譬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等)则表明某某曰之类的。
怪就怪在这里,首先,这条校勘记没有罗列诸本异同,实际上诸本没有异同,这条校勘记只是牵涉训诂,并不牵涉版本异同。按道理是不因该入校勘记的,我没有通览全部校勘记,但就我看到的部分来看,绝无这种体例。(也许以后读得多了,会否定这种观点)
第二、就算引用近人学说,一般都是作“段玉裁曰”“钱大昕曰”“戴震云”的,这里有“王引之云”很正常,但最后那一句“详《经义述闻》”就很不正常,因为《校勘记》引用诸家说法无论多长皆不云出自何书。譬如同卷《校勘记》的“故各统一日”条先列“闽监毛本同”,后列卢文弨校本改动情况,最后列了一大段“戴震云”,实际上出自戴震的《五经算术考正》,而校勘记绝不说“说详《五经算术考正》”,同样,引用钱大昕的说法的同卷《校勘记》也有一大段,却不说详某书。故《经义述闻》这条,实在非例。校勘记作者的画蛇添足十足让人感到作者没有亲眼看到《经义述闻》的原书,而是转引的,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
第三、《校勘记》引用诸家中曾有段玉裁校本一部,而臧庸曾代段玉裁校勘《礼记》深受段玉裁赞扬,而臧庸和洪震煊同在《经籍籑诂》和《校勘局》同事,臧庸和王引之父子也关系不一般,阮元和段玉裁虽然有明文证明他们分别在嘉庆九年和十年冬才得到纸本《经义述闻》的初刻本,但从他们的通信中来看,阮元在这之前就曾和王引之讨论过《述闻》内容。
要之,这条《述闻》的内容在嘉庆五年到嘉庆十一年大约这段时间进入了校勘记,我推测非《校勘记》的任职者见过原书,因为把《广韵》误看成《广雅》,错得太离谱。而且最后推荐读者去看原书,这种推荐语绝无仅有,可以看做任职者没见过原书的心理。(只是推测而已),就是说《述闻》该条进入《校勘记》是经过“介绍”的,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校勘记不参考《经义述闻》,按照吕友仁先生的说法,除开这一条外,绝无引用着(没读完《校勘记》,姑且以这评论为真)。
(注:以上问题是目前读书不广的情况下胡乱推想,如果以后我或者其他人发现这时候说的话是因为读书不多而造成的谬论,仅作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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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经义述闻》的关系进展(五)计划没有变化快,不读书的下场
    2010-07-26 01:04:49

    刚才翻阅《礼记注疏校勘记》,没想到在 《月令校勘记》检到二条引用《经义述闻》的例子,其中一条“雷始收声”以“王引之云”开始,以“详《经义述闻》结尾”。另外一条“蛰蟲咸俯在內”以王念孙云开始,没有明显说出自《经义述闻》,取今本核对,一字不差。看来《校勘记》并非没有引用《经义述闻》,而且不止一处,初刻本《述闻》《礼记》部分不过五六十条,相信《校勘记》所载还不止如此。(会继续阅读发现)这就是不读书的下场,开始相信了吕友仁先生的话,以为果真没有引用《经义述闻》(仅仅引用一条),但翻检吕先生整理的《礼记注疏》,却也明白引用了这两条,估计是后来发现了,却没有改正当初的观点吧。
    借用一下《新三国》的话“钓了几十年的鱼,自视也是个垂钓高手了,却上了诸葛亮的饵。”平生谨慎,怕露读书不多的馅,所以很少说话,没想到还是把无知给弄出来了,写了五道,竟然上了吕先生的当,“可天下哪有这样下钩的啊。”但我却没有恼火和很不好意思,而是更加激发起我想把整部阮本《注疏》和《校勘记》都仔仔细细的研读一遍的动力。再也不敢妄下雌黄了。
    以上是终结,和自我解嘲。当然如果以后再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发现还会说的。




    附录:这个事件的起因
    吕友仁::《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整理本平议(2005)(摘录)
    当代成果 有失吸收
    阮元在校勘《礼记注疏》时吸收了相当多的当代研究成果,如惠栋校宋本﹑卢文弨校本﹑孙志祖校本﹑段玉裁校本﹑《考文》宋板﹑浦镗校本等等,因而大大地提高了校勘质量,从而使阮刻得以跻身善本行列。这是应予肯定的。遗憾的是阮元在这方面还有重大遗漏,使人不免产生遗珠弃璧之叹。一般学者的校勘成果姑无论矣,最令人不解的是,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在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中仅被征引一次,即《礼运》之“地不爱其宝”句,阮校云:“王引之云:不爱,谓不隐藏也。爱之为隐,古人常训。《广韵》‘宝’字注作‘地不藏其宝’。说详《经义述闻》。”除此之外,再看不到第二处。可是我们知道,《经义述闻》32 卷,其中涉及《礼记》者3 卷,计202 条,其中多数关乎校勘,所取不应如此之少。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述闻》云:“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在校勘和训诂方面,许多难读或前人误解的文句,读了他便涣然冰释。王氏父子理解直凑单微,下判断极矜慎,所以能为一代所宗。”阮元为《述闻》作序,也亟称:“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八行本求之而不可得,那是条件所限,无可奈何,当事者还可以不任其咎。排斥抚本,拒用《考异》,盖事出有因,也情有可原。至于《述闻》,近在眼前,而视若不见,当事者难辞其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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