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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抗的身体”到“享乐的身体”——

呼吸阳光 2010-07-25
从“反抗的身体”到“享乐的身体”——百年中国文学的“身体话语

晚近以来,儒家伦理以其日趋僵化的道德戒条禁锢中国人的身体和心灵。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在反思近代文化时都认为,自清以降,中华民族丰沛的生命力消失了。在西方人看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中国也是一个无足轻重、被动消极的角色,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对它的臣民寄予厚望了。”[ 1 ]“种”的退化的事实与西方人的蔑视眼光使得现代知识分子敏感而焦虑,以至鲁迅有“无论爱什么, ——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 ——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 21 ]之语。“怨毒”之爱固然是生命力扩张的一种极端表达,但是它确实显现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以自由感性为标识的审美诉求的兴盛。
可以看到,“五四”一代知识人基本上皆认同重续审美/感性之维的文化策略。蔡元培念念不忘“美育”,周作人呼吁“人的文学”及至在“自己的园地”耕耘,其间皆显露对个体感性生命的推崇。用生命对抗伦理,以“身体书写”表达“人之解放”的反抗主题,是中国新文学实践的重要内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商业消费主义的兴起,标识着人之解放的“身体书写”从一开始就交织着从“反抗的身体”到“享乐的身体”的诡谲变异。“身体”,这个欲望
从“反抗的身体”到“享乐的身体”——百年中国文学的“身体话语

晚近以来,儒家伦理以其日趋僵化的道德戒条禁锢中国人的身体和心灵。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在反思近代文化时都认为,自清以降,中华民族丰沛的生命力消失了。在西方人看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中国也是一个无足轻重、被动消极的角色,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对它的臣民寄予厚望了。”[ 1 ]“种”的退化的事实与西方人的蔑视眼光使得现代知识分子敏感而焦虑,以至鲁迅有“无论爱什么, ——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 ——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 21 ]之语。“怨毒”之爱固然是生命力扩张的一种极端表达,但是它确实显现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以自由感性为标识的审美诉求的兴盛。
可以看到,“五四”一代知识人基本上皆认同重续审美/感性之维的文化策略。蔡元培念念不忘“美育”,周作人呼吁“人的文学”及至在“自己的园地”耕耘,其间皆显露对个体感性生命的推崇。用生命对抗伦理,以“身体书写”表达“人之解放”的反抗主题,是中国新文学实践的重要内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商业消费主义的兴起,标识着人之解放的“身体书写”从一开始就交织着从“反抗的身体”到“享乐的身体”的诡谲变异。“身体”,这个欲望自我实现之所,同时也是文化实践的领地,个性解放与商业消费主义皆在此施加影响,并决定文学实践中“身体话语”的表现形态。由此,确认“身体话语”在文学实践中的价值和位置,就成为我们考察百年中国文学时的一个有效途径。
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来看,在前五四时代的民初小说中,“身体”的自在冲动与时代解放风潮相激发,其间充满西方/本土、现代/传统的价值观念的竞争。其时小说作者认为文学与身体的关系是,“吾侪为小说, 不能不写情欲, 却不可专写情欲”。[ 3 ]传统的伦理束缚内化为写作者的自我克制,民初小说作者对于“身体/感性”书写的道德分寸拿捏得当,个人欲求的书写基本停留在“灵”的层面,很少涉及与身体相关的肉欲成分。
事实上,中国文学中的“身体自觉”于明代话本以及拟话本小说中已经发端。明代中期,“三言两拍”以及《金瓶梅》等世情小说在民间与士人中流行,这最能反映当时人们对于身体/情欲的态度,标明传统伦理的新变。但是,明亡的历史教训以及晚近以来社会时局的突变,使得纵情恣性的情欲沉溺遭受“经以致用”的理性力量的压抑,人们更多将目光专注于对外部世界的思考与批判,文学绝少正视描摹男女之情。虽然20世纪初有异域浪漫小说的激荡,更有西方/现代观念对人之自觉的催生,但是民初言情小说依旧“不是太淫荡,而是太圣洁——不但没有性挑逗的场面,连稍为肉欲一点的镜头都没有,至多只是男女主人公的一点‘非分之想’。”[ 4 ]
到了“五四”一代作家,随着新一轮文化实践的展开,对封建名教的反抗直指情的压抑与理的束缚,但是却与对民族积贫积弱处境的反抗奇妙的交织在一起。在以郁达夫为代表的现代抒情小说中,青春期的自在冲动成为书写重点,“非分之想”在《沉沦》中具体化为主人公的“自渎”与“偷窥”行为。民初小说“情”的呼求在五四小说中转而成为“欲”的沉溺———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道德争议。五四新文学阵营为《沉沦》争辩,认为它是对虚伪的士大夫伦理的拆解,但作者本人对于“身体/情欲”的书写策略更有意味。小说中,大胆的情欲书写指向的是对民族贫弱处境的抗议,“祖国呀,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 强起来吧! ”郁达夫在民族复兴的价值层面确立自己的身体叙述,而后来的文学史也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价值层面承认《沉沦》的意义。这不能不隐隐透露,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人们对于“身体”持有含混而迟疑的态度。
20世纪30年代,由于本土都市生活的现代化发展,在高速率的上海人们开始感受“流动的现代性”。刘呐鸥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患者》中借人物之口表达其现代观感,“在这都市一切都是暂时和方便,比较地不变的就算是这条街上竖起来的建筑物的断崖吧, 但这也不过是四五十年的存在呢”。这是一种现代敏感,面对变动不居的现代都市生活,什么才是可以把握的呢? 在《风景》中,刘呐鸥讲述一段萍水相逢的身体遇合,并且袒露,“人们只学著野蛮人赤裸裸地把真实的感情流露出来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快乐”。在海派文人刘呐鸥的小说中,“眼睛吃冰淇淋,心灵坐沙发椅”的别样“风景”开始彰显本己的身体经验,只有切己的生命感受才是最真切的。即便是以批判性为宗旨的左派小说家茅盾,当其笔墨触及上海的都市生活时,也不能不带着欣赏态度沉溺于身体/感性的恣肆。当《子夜》中的交际花徐曼丽在弹子台上旋舞时,其展露的丰艳腰腿成为30年代海派文学的身体象征。这种现代都市经验书写开始凸显“身体/感性”在人类存在中的核心位置。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新感觉”派与茅盾为代表的海派及海派左翼文学,是与上海都市的商业文明的高度发展紧密相关,及至海派末流就有了以“身体书写”迎合阅读恶趣、谋取商业利润的一面。这在秉持文化道德理想的京派作家看来自然是一种病态:一面是身体被当作肉来展览,一面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的生命力衰退,沈从文认为这是被现代物质文明和传统伦理教条共同“阉割过的仕宦”人格。沈从文要恢复人性的健康,只能在远离现代都市和传统儒家伦理的湘西边地,展现融入山水自然的人类生命的另一面。在《阿黑小史》、《雨》、《雨后》等一系列性爱小说中,自在的身体状态挣脱一切理念束缚,自然而自由的展现丰沛的生命本身。从内在理路上来看,沈从文的现代都市文明批判与刘呐鸥的现代都市经验书写在内在理路上其实是相通的,即都看重“身体/感觉”在人类存在中的核心位置。这是一种新的伦理观,“身体”在此开始具有本体论色彩。但是,沉溺于都市生活,以刘呐鸥为代表的海派作家的“身体/感觉”更多享受意味,而远离都市文明,沈从文的“身体书写”则表现为自觉的文化批判。
当战争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民族面临覆亡危险之际,“身体/感性”的张扬遂被看作是民族延续的必经之路,因为“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它一口”。[ 5 ]以萧红《生死场》式的身体书写探寻民族原始生命的强力成为其时很多作家的书写策略。但是,西南联大校园的文学实践却接续着“新感觉派”和沈从文彰显的、以推崇“身体/经验”为核心的感觉主义路线,对“身体”作出更具本体论意味的思考。
在战时谣诼不安的日常生活中,“身体/感性”的张扬不仅是民族延续的途径,也是确立自我存在的有效手段。因为死亡随时都会到来,一切外在理念都显得虚妄而不真实,只有个我感觉所把握到的才是最真切的。在40年代的实验性文本中,沈从文的“身体”书写从文化批判上升到自觉的哲思层面,质问“身体”此在在生命存在中的价值与位置。在《绿魇》中,面对自己的生命存在,面对人类疯狂的毁灭与自我毁灭,沈从文从自然生命的自在状态出发,对任由战争与暴力肆意毁灭的人类生命发问,“这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用处?”在《黑魇》中,沈从文对人类存在的文明方式产生怀疑,认为“我们得一切重新开始,重新想,重新作,重新爱和恨,重新信仰和怀疑⋯⋯”。这就是“一切活人素朴的心”,是未经理念污染的最切己、最本真的生命经验。而穆旦在经验同样的怀疑主义之后,则更确定的大声宣告:《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岩石/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是在这块岩石上,成立我们和世界的距离, /是在这块岩石上,自然寄托了它一点东西, /风雨和太阳,时间和空间,都由于它的大胆的网罗/而投在我们怀里。”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与立场,遵从个人的感觉与经验,“用身体思想”成为穆旦最主要的诗思方式,这确立了一种关于“身体”的新的伦理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中,对身体与感觉的推崇是对“爱而非强力”“是温存而非强力”的日常生活的要求,也是在浮泛而缺乏根基的现代生活中对生存根基的寻求。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体书写皆是在理念化的艺术场景中展开的。作为一种思想原则,身体理念并非指单纯的躯体,“所谓‘用身体去理解’,标明的是一种生活和思想取向:走向感性、贴近大地、肯定爱欲。⋯⋯身体性因此是一个社会位置”[ 6 ] 。无论是沈从文的身体本体论式的反思,还是穆旦式的对肉体的推崇,我们可以看到,对感觉与情欲的张扬都是一种对新的思考方式与生存方式的探索。在中国历久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掌控下,和现代中国尖锐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中,真正属于“人”本身的生老病死、七情六欲的日常生活从未被关怀与关注过。个体生存在遭受生命本己的死亡的侵害时,也遭受异族入侵和本族政争所带来的战争的侵害,而民族大义之类的宏大理念总是遮蔽人类个体所遭受的这一切。敏感于这一切伤害的知识分子(也即个体人)需要寻找表达这一切的方式,诉诸感觉、诉诸肉身的真切感受,成为审美主义张扬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基础。
在195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人生活的泛政治化,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审美主义诉求被作为资产阶级色情文艺的体现而加以清除,沈从文被指斥为“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7 ]的色情作家。革命正义取代传统伦理,掌控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表现个人“身体/感性”诉求的人性内容被作为资产阶级题材打入禁区。但是革命年代终究一去不返, 30年遮蔽之后,新一轮思想解放风潮推动人的解放要求。王安忆的“三恋小说”和众多作家笔下的情爱书写共同表达人之为人的个体化诉求。在池莉小说《来来往往》中,昔日革命女性不敌今日时尚女性的性诱惑,在爱情(身体)角逐中败下阵来,其对革命伦理的嘲讽与解构不言而喻。身体在经过30年遮蔽与禁锢之后,重新成为张扬个人生命诉求的文化实践领域。在上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书写中,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作家也运用身体话语,通过对个体感觉和情欲的张扬,以“感性的颠覆力量”拆解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女性不再是“被看”的尤物与单面的性符号,对女性主体的身体书写导向的是女性主体空间的建构,把被男性历史话语所造就的单向度的客体(女)人还原为圆融立体的主体(女)人。从“五四”到当代,文学中的“身体”话语总是承载着政治、伦理等文化内容。身体欲望的自我实现是人之存在的合理要求,身体不仅不是道德和政治禁忌,而且还成为反抗专制的工具。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感觉的解放将使自由成为它还不是的那种东西”。就此层面来看,文学中的身体书写是有其社会学基础,也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但是上述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们质询“身体书写”与感觉诉求在市场化文化环境中所导致的后果。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经济运作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以消费性文化追求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鼓动快感,人们对身体开始抱有强烈的消费主义态度。1990年代之后,市场化大潮下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哺育出大量“宝贝”、“乌鸦”式的“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成为迅速博取文学声名的最佳手段,而在此类小说中大量出现的酒吧、彩装、时尚、异国情爱则成为社会身份的标志。在商业资本的驱动下,快乐的身体不仅是美好生活的标志,更是文化资本的标识物。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身体话语”实践在拆解了一切理念之后,陷入前所未有、为所欲为的狂欢与放纵中。以“身体话语”的商业实践来谋取现世声名倒也不让人意外,这在30年代的“新感觉”派的末流已露端倪,让人意外的是,从“用身体写作”到“写作身体”的这一路下滑速度如此迅猛。如果说游荡在酒吧间的暧昧灯光和德国情人燠热怀抱里的“上海宝贝”还有依稀“灵”的惶惑的话,在南洋上空扑腾过的“乌鸦”则已不带一丝“灵”的气息,在九丹的《乌鸦》等小说中“身体”成为改善自身社会处境的实现手段,而此后更多以私密的个人生活细节为卖点的日记、自传等纪实类大量出现。情色小资、活色生鲜的身体书写充斥大众传媒组建的公共话语空间,现代中国的道德生活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新异生活诉求的挑战。
“身体”一直是文化实践的领地,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身体话语”实践曾经以“反抗的身体”表达对专制的拒绝,曾经也以“凝思的身体”在存在之思中进行自我寻求。但是今天它不仅被现代商业主义所占据,更表现出一种自性的冲动与快意。在短短十多年中,“身体”就迅速沦为现代商业主义的跑马场。如果说曾经是理念压抑了身体的话,那么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是身体对理念形成熔蚀之势:理想崇高是假道学,大胆展露私人生活才是真诚率真。面对“身体”与“理念”的紧张关系,占据“讲坛”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士,在这场没有边界的欲望游戏中,竟然也心襟摇荡成“美男作家”,这是对现代中国审美主义追求的最大背离。其原因何在? 我们可以看到,“身体”理念本身包含悖论,这是当代“身体话语”实践迅速从“反抗的身体”向“享乐的身体”滑落的根本原因。
从50年代以来,在感性解放的名义下,身体成为生命对抗伦理的角斗场。然而,无论身体对抗的是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还是革命正义观念,亦或是男权霸权观念,对身体与感觉的推崇总有一潜在设定,即理念不具真实性。当穆旦坦承《我歌颂肉体》之时,即已宣告“思想它不过是穿破的衣裳,越穿越薄弱/越褪色越不能保护它所要保护的”——真实的只有自己肉身所能感觉到的。这一潜设所造就的后果即是,“一旦文化制度或个体存在的意义奠定在身体之上,而这具身体又脱掉了理念的制服,就得服从身体的本然原则:自性的冲动和快乐或合意的自虐。”[ 8 ]《沙床》和《遗情书》身体书写的细节化和真实性正验证着学者的深刻洞见,“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的变化使现代生活的情欲化更为自由,精英文化的情欲化转为大众文化的情欲化;情欲自由不再只是艺术作品中的场面,而是日常生活的细节”。[ 9 ]“纵乐”成为当代中国“身体话语”实践的根本形式。
一个世纪以来,在传统伦理和革命正义对人的双重钳制下,反抗者谋求以生命对抗伦理,其目标是重建人(身体)的合理性的生存位置,以便使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现代消费社会却滑离反抗者的初衷,抛弃一切要约和承担。当身体不再是人的自我实现之所,而成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跑马场时,身体解放的政治学就逆转成精神奴役的政治学了。我们不能以严格规整的道德规范(理念)约束人评判人,但是确立道德自律做为欲望的最后边界,以批判理性揭示政治、金钱、包括以“审美”的名义加诸于人之上的奴役,却是每一个知识人的责任和权利。对于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身体话语”实践加以梳理与回顾,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作者简介:陈彦,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D•马克戈万. 尘埃. 脱启明译[M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 261.
〔2〕鲁迅. 杂感. 华盖集. 鲁迅全集[M ]. 第1卷.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575.
〔3〕树珏. 再答某君书. 小说月报[ J ]. 第7卷第3号. 1916.
〔4〕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M ]. 第1卷. 214.
〔5〕闻一多. 西南采风录•序. 闻一多全集. 第2卷[M ].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95.
〔6〕刘小枫. 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M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477.
〔7〕郭沫若. 斥反动文艺. 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 [ J ]. 1948年3月.
〔8〕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347.
〔9〕同上,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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