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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形虫病学和心理学

Hans 2010-07-25
一场猫鼠游戏的背后

有诱人的证据表明,一种常见寄生虫或可影响人类行为
2010年6月3日|《经济学人》印刷版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06775/108950


如果一种外来全新虫子侵入半数人口的大脑,劫持他们的神经化学网络,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并驱使其中部分人变得疯狂,那么你尽可以拭目以待一些激动人心的标题出现在媒体上。然而,侵扰程度类似于此的事情可能实际正在发生,而全世界都没有给予关注。

兔弓形虫并非陌生来客;它是疟疾实际致病病原体疟原虫的一个近亲。它很普通:世界某些地区多达60%的人口都受到感染。它会损害胎儿以及艾滋病人,因为这两类人群的免疫系统无法应付它。不过对于其他人群来说,被感染症状一般不会比轻微流感严重。于是也就不用为他们过份担心。除非有越来越多身体症状表明某些感染人群的行为已被永久性改变。

做此怀疑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一个国家的弓形虫感染水平似乎与其人口所表现的神经质水平相关联。另一个原因是,受感染者似乎反应能力低下而且更容易被卷入交通事故中。第三个原因是,他们在探求新鲜事物方面专注度有限并且兴趣寥寥。第四个原因可能最令人担忧,那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正常人更易于受弓形虫感染。

以上任何一种原因都并不真正令人惊讶...
一场猫鼠游戏的背后

有诱人的证据表明,一种常见寄生虫或可影响人类行为
2010年6月3日|《经济学人》印刷版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06775/108950


如果一种外来全新虫子侵入半数人口的大脑,劫持他们的神经化学网络,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并驱使其中部分人变得疯狂,那么你尽可以拭目以待一些激动人心的标题出现在媒体上。然而,侵扰程度类似于此的事情可能实际正在发生,而全世界都没有给予关注。

兔弓形虫并非陌生来客;它是疟疾实际致病病原体疟原虫的一个近亲。它很普通:世界某些地区多达60%的人口都受到感染。它会损害胎儿以及艾滋病人,因为这两类人群的免疫系统无法应付它。不过对于其他人群来说,被感染症状一般不会比轻微流感严重。于是也就不用为他们过份担心。除非有越来越多身体症状表明某些感染人群的行为已被永久性改变。

做此怀疑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一个国家的弓形虫感染水平似乎与其人口所表现的神经质水平相关联。另一个原因是,受感染者似乎反应能力低下而且更容易被卷入交通事故中。第三个原因是,他们在探求新鲜事物方面专注度有限并且兴趣寥寥。第四个原因可能最令人担忧,那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正常人更易于受弓形虫感染。

以上任何一种原因都并不真正令人惊讶。因为,除人类以外,弓形虫通常有两种宿主:啮齿动物和猫科动物。弓形虫对啮齿类的影响才是真正令人称奇。

猫科动物致命诱惑

伦敦帝国学院的乔安妮·韦伯斯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弓形虫研究。像疟原虫在蚊子和人之间循环一样,弓形虫的循环界于其啮齿类和猫科宿主之间,在不同宿主体内活出不同的生存阶段。在猫科动物体内时它驻留在小肠壁,并随其粪便排出宿主体外。然后被鼠类(以及其他哺乳动物物种,包括人类在内)摄入体内,在其大脑、肝脏和肌肉组织中形成囊肿。最终,如果这些寄生虫足够幸运,它们的鼠类宿主被猫吃了,整个循环就会再次启动。

但是,不同于那些依赖蚊子天然行为得以传播的疟原虫,弓形虫的鼠类宿主强烈抵触帮助它去到下一个家中(猫肚子里!)。用韦伯斯特博士的优雅短语来说,也就是猫科动物致命诱惑的来源地。感染弓形虫的鼠类开始四处游荡并自我招摇,换句话说,采用会吸引猫注意力的行为方式。韦伯斯特博士的研究工作表明,它们甚至会受到猫气味的吸引。

直到最近,这些变异行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都一直真相不明。但在2009年,英国利兹大学的格伦·麦科基分析了弓形虫的DNA。当他把结果与其他物种对比时,他发现该寄生虫的两种基因编码酶卷入到一种名为多巴胺的分子制作过程中。在具备神经系统的动物体内,多巴胺分子表现为神经细胞之间的化学信使。但是,在单细胞生物中它们不具备任何已知功能。此外,多巴胺尤其与精神分裂症相关。安定药物氟哌啶醇的作用原理就是阻断多巴胺受体。

有趣的是,韦伯斯特博士发现氟哌啶醇对鼠类来说有逆转猫科动物致命诱惑的作用。这表明寄生虫的确干扰了大脑的多巴胺系统——因此它对人类也可能起到相同作用。麦科基博士正在制作弓形虫剥离多巴胺基因的版本,要看看感染这种变化后寄生虫的鼠类是否能免受那种致命诱惑。

文化俱乐部

必须要指出的是,说人类弓形虫病症实际上比乍看上去更多,其证据相当分散。但它确实耐人寻味,也许值得跟进。

将其与精神分裂症相关联的建议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但直到2003年由华盛顿附近斯坦利医学研究院的富勒·托里恢复该项研究后才真正得以起步。在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鲍勃·约肯的合作中,富勒博士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具备弓形虫抗体的几率几乎是一般人口的三倍。

当然,这并不表明弓形虫会导致精神分裂症。正如每一个学生在科学课一开始就学到的那样,相关性并非因果关系。也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容易受到感染,或第三种涉及尚未识别变数的可能性。

不过,另一项有趣的关联性已经被布拉格查理大学的雅罗斯拉夫·弗莱格发现。弗莱格博士研究过弓形虫问题的诸多方面。在一个研究实例中,他着重关注卷入交通意外人群的被感染率。事故中无论司机还是行人其感染率都比未发生事故个体高几乎三倍。在土耳其马尼萨,杰拉鲁巴亚尔大学的Kor Yereli也发现了类似结果。弗莱格博士还发现了感染者的其他异常。包括反应次数降低还有专注度有限——两者都有助于解释交通意外统计数字——以及“新鲜事物追逐度”方面的降低。

后者令人好奇。啮齿类动物所表现的行为是——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新鲜事物追求度的提高。要点在于,新鲜事物追求度受神经细胞控制,而神经细胞对多巴胺做出响应。就弓形虫而言人类是终宿主,所以其确切影响效果并不会通过自然选择的磨练,因此可能有别于对于寄生虫有用的动物体内的情形。

所有这些都表明,弓形虫对于被涉及个体来说具有明显不良的影响,而一些研究者则更进一步并主张整个社会都在受到弓形虫的改变。加州圣巴巴拉大学学者凯文·拉弗蒂200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不同国家调查的神经质水平及孕妇(常规测试人群)感染弓形虫在录水平之间的关联性。他所关注的地区从冷淡的英国——神经质得分-0.8、孕妇弓形虫感染率6.6%——到热血的法国:神经质得分1.8、孕妇弓形虫感染率45%。如此说来,跨海峡的偏见可能有着意想不到的起源。

重申一下,相关性并非因果关系,所以仍需做大量工作来证明以上观点。但是,塑造全球文化的正是一条寄生虫期待被猫吃掉的热望,这确实是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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