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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回忆银杏文学社与张文勋先生

Aineias 2010-07-25
我是一个不喜欢怀旧的人,也许青年时代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我总是很强调生活在当下,在现场。春天的时候,稼文告诉我,到七月,张文勋先生就八十了。心里一动,啊,老师已经这么老了,强烈地思念起来。

  好几年没见到先生了,只是有时在书店见到他的著作。某日在南屏街书店看到精装的《张文勋文集》,一位智者六十年间沉思默想淘到的金玉良言。说的是关于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想,审美观念的个人心得、真知灼见。蒋孔阳先生评价说:“像张文勋同志这样,专门从儒、道、佛三家的异同及其关系中,来探讨我国民族的审美观念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从而写出这样全面而系统的专著的,确实少见。因此,我不能不说,张文勋同志这本书,具有开拓之功,扩大了美学研究的新领域。”煌煌六卷巨著,犹如电脑时代的手写体毛笔字,在五彩缤纷流水线般生产出来的当代读物中,很是孤独。

  作为中国今天屈指可数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研究的权威、国学大师之一,文勋先生被这个时代所遮蔽。今天,如果所有严肃的作者都要遭遇被时尚文化所遮蔽的共同命运的话,那么文勋先生面临的遮蔽是双重的,他既被时尚所遮蔽,又被知识界20世纪以来日益正统、几乎成为常识的“西方知识一切正确”的论调所遮蔽。在专业的会议上,他是全体...
我是一个不喜欢怀旧的人,也许青年时代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我总是很强调生活在当下,在现场。春天的时候,稼文告诉我,到七月,张文勋先生就八十了。心里一动,啊,老师已经这么老了,强烈地思念起来。

  好几年没见到先生了,只是有时在书店见到他的著作。某日在南屏街书店看到精装的《张文勋文集》,一位智者六十年间沉思默想淘到的金玉良言。说的是关于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想,审美观念的个人心得、真知灼见。蒋孔阳先生评价说:“像张文勋同志这样,专门从儒、道、佛三家的异同及其关系中,来探讨我国民族的审美观念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从而写出这样全面而系统的专著的,确实少见。因此,我不能不说,张文勋同志这本书,具有开拓之功,扩大了美学研究的新领域。”煌煌六卷巨著,犹如电脑时代的手写体毛笔字,在五彩缤纷流水线般生产出来的当代读物中,很是孤独。

  作为中国今天屈指可数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研究的权威、国学大师之一,文勋先生被这个时代所遮蔽。今天,如果所有严肃的作者都要遭遇被时尚文化所遮蔽的共同命运的话,那么文勋先生面临的遮蔽是双重的,他既被时尚所遮蔽,又被知识界20世纪以来日益正统、几乎成为常识的“西方知识一切正确”的论调所遮蔽。在专业的会议上,他是全体起立脱帽致敬的人物,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不知道他。知识分子知道重新解释法国疯癫史的福柯,却不认识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一直在阐释刘勰的张文勋。他毕生的研究澄明了一位几被历史轻视的伟大作者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使人们重新意识到刘勰的意义所在,而他本人的研究工作,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

  20世纪的新文化,使我们成为为自己的传统感到自卑的民族。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妄自菲薄的时代里,默默坚持着对民族文化的信仰,这种信仰之路在20世纪之悲壮与坎坷,我以为可以比喻为摩西之路。我如此说,文勋先生一笑置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个时代知识界对西方思想的顶礼膜拜已经夸张得可笑了,那里本来是有皇帝的,但在这种没完没了的已经到了“复制”程度的“拿来”中,那新衣里面的皇帝也早就逃之夭夭了。

  《易经》说,否极泰来。最近几年,国学有些热,也许大家发现,在文化上,“向前看”已经是水至清则无鱼了,向后看,我们赫然发现那里有一片我们疏远已久的巨大丰富的文明古原在黑暗中肥沃着。我曾经说,在这个传统文化已经被“彼岸化”的时代,《论语》就像黑暗中重新升起的圣经。我听说最近张先生在云大开了几次讲座,爆满,窗户上都塞着人。真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啊。想起从前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样子,朴素、平静,很慢。没有什么自我表现,就是一位普通的、热爱自己专业、对学生负责的老师。对那些崇拜口若悬河、哗众取宠、妙语连珠的听众,是一种折磨。时代居然坐下来,老老实实听一位儒生说话了。“人之初,性本善”。

  春天某日,我们相约去拜望先生。门开处,忽然看见先生满头银发,一愣,他是黑头发的啊。依然是谦和的笑容,稍微了解各人的情况,就谈起国学来,拿出去年发表的论文《“自我”的“超越性”——以萨特读老庄》给我们看,头发是白尽了,智慧依然年轻。如果说20年前,先生有些话我听起来不明白,现在听得明白些了。其实20年前他在课堂上说的那些东西,我一直都在想。我记得他上课的那段时间,存在主义等西方思想刚刚被引进中国,令我们心有灵犀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在张先生的课堂上,我听到的是与思想界的时髦不同的声音,他在讲中国的刘勰。讲“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洪流边的一股清溪,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这就是。他的课是一棵树,会在时间中生长起来。

  我时常与知识分子有些交往,现在的话题大多是汽车,房子。而春天的昆明,在郊区的一个房间里,一位老者与几个学生在谈论国学,我相信这是那个时段中宇宙里惟一的谈话。时代滔滔不绝,这样稀罕的话题完全是做梦,确实是梦。谈笑间,小区停电,我们点起蜡烛,继续说着,直到世界重新来电。辞别先生,下楼回家的时候,往事忽然涌来。大学时代,我们的古代文艺理论课是张文勋先生讲授,主讲的是《文心雕龙》。那是1982年,正是文革后中国的复兴时期,这个复兴的方向与通常我们说到复兴一词时会想到欧洲的文艺复兴不同,那个复兴回到希腊,从过去解放未来。我们的这个复兴却是对“未来的”崇拜,是“对外开放”。

  时代趋之若鹜的思想解放是向外的、维新的、思想解放的方向决不朝着古代中国的文化思想传统,大学里讲到思想,斩钉截铁指的只是西方泊来的思想。当时大学里最热门的一课是西方哲学。文勋先生的这门课很寂寞,冷门,教育的例行公事。我记得他走进教室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布衣平民,还有些私塾先生的味道。安静平凡,完全没有惊动我们。有的老师走进教室是很引人注目的,尤其是热门课的老师,衣冠楚楚,“大师或者教父般地走进课堂”。那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更是一个执着于思想学问的时代,老师与庸人无关,我们真诚地肃然起敬。我记得某位老师的讲稿是1960年代他本人用蘸水钢笔写下的,纸已经发黄了,旁边新注释着红色的钢笔字。我对这种讲义很信任,就像老鞋匠铺子里的修鞋工具。

  文革时代的残渣余孽逐渐复活了,传统死灰复燃,老师们逐渐恢复了教育的19世纪的形象,重新称他们为先生毫不勉强。我们上课的教室在云南大学的会泽院,古老的法式建筑,设计得就像巴黎索邦大学的某个部分。70多年,已经苍老斑驳。感觉里面已经出入过无数高人,刘文典是个经常被提到的名字。高大的希腊式圆柱上面总是蓝天,教室的窗子外面有一棵老海棠,一到春天,花色映得满室生辉。我听说现在的教师竟然在上课的时候接打手机,真是难以置信啊。文勋先生好像一直呆在教室里,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时代风起云涌,有些老师上课,风尘仆仆的样子,给我的感觉总是刚刚从时代中进来。

  文勋先生一开讲,世界就安静了,鸟鸣起来,风吹过,语言之川向后退去,离开这时代的浮词亮句,向着汉语的古原,那真是灿烂的汉语啊!在文革的大地震后,那被打入冷宫的一切已经被时间储藏得够年代,成为彻底的美玉、黄金、老酒。文勋先生讲课总是有一种自信,不卑不亢,娓娓道来。他会沉迷于其中,他是那种真正热爱自己所讲授的知识的老师,他确实是刘勰的崇拜者。当他讲到出神入化之际,眼神中仿佛刘勰已经来到课堂。他讲课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引领你到那些伟大的人物身边去。他总是有一种无我的境界。大学四年,许多东西我忘记了,也许还记得几位老师讲课的个人形象。文勋先生讲课是什么样子我真是已经模糊了,但我记住了刘勰。记住了“贲象穷白,贵乎返本”,对我日后的写作有重大的影响。

  当时云南大学中文系才子云集,许多人做着作家梦。学生迫切需要文学社团来开展文学上的活动,但那时候文革的影响还非常大,由于有过总是怀疑作家们的创作如果不是歌功颂德的话那必然是含沙射影别有用心的传统,对热衷文学的学生很不信任。云大中文系78级的李勃、费嘉等几个办了云南大学文革后第一个学生文学刊物,油印的,叫做《犁》,才出了一期就勒令停刊了。那上面刊登了我的诗《滇池月夜》,当时我还没有考进大学,在工厂做工,已经和大学诗人认识了。

  后来我进入云大,有一天全系大会上领导批判我这首诗,说是比孙冉翁的大观楼长联还消极。其实那些作品今天看来,完全是热爱生活的风花雪月。我进校的时候大学空气很沉闷,谈论文学是大学宿舍里熄灯后的事情,我们秘密地讨论萨特、卡夫卡、存在主义以及现代派诗歌,秘密地写,没有地方发表。谈论文学经常彻夜不眠,影响其他同学休息,而且有点鬼鬼祟祟,谈论荒诞派戏剧的话题都会有人打小报告,而同时,这些书已经在新华书店上架了。

  中文系没有文学社团在我看来不可思议,我上大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冲着文学社团来的。一群才子秘密谈论文学是令人发疯的事情,我们已经自命将写出不朽的作品,却成天躲躲闪闪像地下工作者似的。到1983年,终于忍不住了,我发誓在我毕业之前一定要在中文系搞个文学社。尚义街六号吴文光家的秘密文学沙龙已经解散,78级的几个文学才子在毕业的时候因为学习期间不务正业搞文学被分配到条件最差的单位,写小说的李勃、写诗的费嘉被流放郊区。“犁”的成员只剩我一个,相当孤独。

新一代的才子进校,81级有朱洪东、蔡毅、82级有张稼文、文润生等等。有一天我在图书馆见到蔡毅,我是于坚。我是蔡毅。相视一笑,搞个文学社嘛,不然大学太难玩了。又去找张稼文,大理州云龙县农民家庭的儿子,总是背着柴禾的样子,他正蠢蠢欲动在班上搞文学社。别搞了,要搞就搞大的,秘密串联后,取名银杏文学社。就去找系里主管思想战线的领导谈,要求成立,遭严辞拒绝。而且又传出话来,这个于坚,思想有问题,毕业时要弄到基层去好好改造。

  不准搞文学,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根本不在乎。当时,文勋先生担任系主任,主管教务,管思想的领导不同意,我们就去找他。文勋先生当即表示支持,并同意当文学社的顾问。我们感动得一塌糊涂。我记得我们是在他家客厅谈的,他住的房子很小,所谓客厅,也就仅容大家促膝而已,家里却腾出个房间,独成一个小图书馆,摆满了书,狭窄的过道几乎不可以转身,我们默默翻看先生的藏书,这个永远的图书管理员为我们数列着他的家珍。

  我这一代人与今天的大学生不同的是,我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完成了自学,经历过人生与社会,我在自学时代通过秘密的阅读活动,知道了所谓大学是怎么回事,我对大学的理解是古典主义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天才的温室,而不是思想和知识的禁区。某些时候,我确实对我的大学有些失望,我觉得我比它更像大学。但那一日,从文勋先生家出来,我对我的大学重新恢复了敬意,大学是通过具体的老师呈现出来的。我为作为这个大学的学生而自豪。云南大学有一个钟楼,过去敲钟是有专人的,到点,校工就爬上去敲响。我记得那一天我听见钟声响起,像是第一次听见,灿烂如秋天,钟楼下,银杏树一片金色。

  10月的一个夜晚,银杏文学社举行成立大会。那是浪漫主义的年代,激情、青春、友谊真实无比,没有什么是虚拟的。会场里点着蜡烛,满地都是同学拣来的银杏树叶。许多老师都来了,那位原来不同意的领导也来了,文勋先生代表中文系表示祝贺,并赋诗一首。同学朗诵诗歌,唱歌什么的,最后大家唱《友谊地久天长》。银杏文学社于1983年成立,一直存在到今天,在当年,它是中国高校十大著名文学社团之一。散会,我们一伙人继续唱着歌去学校大门外街道上的一家小酒馆庆祝。我们搂肩搭脖,高歌着走去。

  文勋先生穿着一双黑胶皮的水靴,拄着雨伞慢慢地走着,我们请他一起去,他只淡淡地说,你们去吧,我得回家了。然后转过街口消失了。

  那条街叫青云街,1940年代,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曾经在那里走过。

(2006年7月23日 星期日 作者于坚)


自:http://history.kunming.cn/index/content/2009-07/23/content_19270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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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3条) 只看楼主

  • 一凡
    前几天,张文勋老先生来云大设奖学金,得以聆听大师的一些教诲。先生虽然八十高龄,当代学者的大师风范依然还在,还有先生一生为学生,为人才培养所作的一切,让人感动
  • nini
    记得工作后遇到张文勋先生,对我这个中文系的无名后辈还嘘寒问暖,真是感动。
  • 阿海海鲜僧
    思想的禁锢必然导致思想的大爆发,八九十年代我们迎来了一大批伟大诗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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