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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历史中——谈舒芜《回归五四》

山阴九十客 201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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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历史中——谈舒芜《回归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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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文亮  来源:博览群书  整理日期:200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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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五四》这本书是早就翻过,但却是一直到最近才认真读过的。

  如果再收入舒芜1955年所提供的当时妇孺皆知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应该说,《回归五四》这本书将是一部具有特别意义的历史文献。从这本书中,读者将不难看出,舒芜是怎样从一个追随时代进步的知识青年,在胡风、路翎等师长朋友的引导下,成为积极参加四十年代启蒙运动的思想斗士;又是怎样在遭受挟政治威权的理论打击后,在五十年代决然否定过去的一切,抛师弃友,走向启蒙的反面,犯下巨大的罪过;又是怎样在巨大的历史灾难过后,将晚年的精力集中于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周氏兄弟,尤其是周作人的系统学术研究上,反复强调他们反封建的一面,从而试图通过对五四启蒙立场的回归,对那段不断制造知识分子悲剧、制造人的悲剧的历史作出间接而深入的否定。在这样一条非同寻常的“转变”路上,舒芜在五十年代的“转变”最发人深思,这一“转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两篇文章中。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种“转变”呢?这是一种外部批判向“自我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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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历史中——谈舒芜《回归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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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文亮  来源:博览群书  整理日期:200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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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五四》这本书是早就翻过,但却是一直到最近才认真读过的。

  如果再收入舒芜1955年所提供的当时妇孺皆知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应该说,《回归五四》这本书将是一部具有特别意义的历史文献。从这本书中,读者将不难看出,舒芜是怎样从一个追随时代进步的知识青年,在胡风、路翎等师长朋友的引导下,成为积极参加四十年代启蒙运动的思想斗士;又是怎样在遭受挟政治威权的理论打击后,在五十年代决然否定过去的一切,抛师弃友,走向启蒙的反面,犯下巨大的罪过;又是怎样在巨大的历史灾难过后,将晚年的精力集中于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周氏兄弟,尤其是周作人的系统学术研究上,反复强调他们反封建的一面,从而试图通过对五四启蒙立场的回归,对那段不断制造知识分子悲剧、制造人的悲剧的历史作出间接而深入的否定。在这样一条非同寻常的“转变”路上,舒芜在五十年代的“转变”最发人深思,这一“转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两篇文章中。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种“转变”呢?这是一种外部批判向“自我批判”的“转变”,这种“转变”只能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语境中考察,它的根据是“历史决定论”——即历史真理的使命必然地落实而成革命党的党性,是否合乎党性原则成为判别一切人的思想与行为是先进、落后或反动的唯一尺度;“其中以因自由思想而偏离党性的知识分子最为批判与改造的对象。”张志扬:《缺席的权利》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自我批判”的根据和逻辑是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确立了“客观规律”的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以创造财富的劳动阶级为历史之主体的价值论,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的思想无疑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根据的客观规律的最正确的认识者和运用者。在这样的决定论面前,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等级性与价值性,先行设定了。知识只有两种:阶级斗争知识和生产斗争知识,而阶级斗争知识主导作为基础的生产斗争知识。知识分子以知识自律的独立性与优越感,在道义上被取缔了。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司令部的最高司令才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代表,他的思想因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综合的真理体现,当然是决定一切的。相形之下,知识分子的知识统统不过是局部的片面的知识,岂有不心悦而诚服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那样多的高级知识分子,愈真心诚意地想弄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统一的天道规律,愈相形见绌,甚至自惭形秽地自我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质,以至自我批判到人格低下的地步。……(张志扬:《缺席的权利》第60、61页)这就是当时的时代逻辑,当它内化为舒芜的行为依据后,这种“转变”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正如舒芜自己所表述的,“多年追求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一下子实现了。我清楚看见,这不是单纯军事上的胜利,……甚至也不是某种较笼统的理想、愿望、思潮的胜利,而是一整套明确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胜利。什么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具体更亲切地说,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解放初期一切有进步思想的人的共识……那时一提起‘毛泽东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它是从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刚刚还是被禁止被迫害的,有一种道德的正义的光辉,我也是这样认识。……解放前我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权威方面却说我是反马克思主义,现在我要用毛泽东思想做标准,自己给自己裁定一。……”第 (637、638页)也正是有这样的心理逻辑,舒芜才首先从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文本入手,抛出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标志着彻底转变的“自我批判”书,开始与胡风及其朋友们划清界限,并以毛泽东思想的精义为尺度,理直气壮地裁定自己的《论主观》为错、胡风及其朋友们的思想与行为为错。在这篇文章中,舒芜对吕荧、自己和路翎等胡风同仁的否定与批判,首先是从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游离”的态度开始的,依此而定性,一处错,处处错,特别是在“结合”了实际生活和工作后,又以工农干部/知识分子、集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价值等级模式,对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特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舒芜将之贬低并简化为:“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为了搬弄一套好看的、神秘的把戏,来炫耀自己”、“高谈阔论”,“所谓 ‘个性解放’,……在实际工作中,无非就是自由散漫,对抗组织,脱离群众,自高自大,孤芳自赏,这些恶劣的作风”(第278—280页)——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自然而然,这种批判所用的武器完全来自于毛泽东思想,来自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严厉要求:“必须在群众的火热斗争当中,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然后才能真正用文艺来为工农兵服务”。(第278页)

  这种否定与批判在《致路翎的公开信》中,更是到了“上纲上线”、将胡风及其朋友们的文艺思想判处“死刑”的严重程度,“在进一步分析了他自己和路翎及其所属的小集团一些根本性质的错误思想”之后,得出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企图按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直接对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政治性结论。就是在这里,舒芜彻底完成了从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向加入集体政治合唱的转变。

  在《回归五四》这本书中,若就思想理论价值而言,还是以《论主观》为最高,在某种程度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论主观》宏大的哲学构想、特别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主观”哲学范畴的提出,才导致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批判,成为四十年代左翼文学阵营的“一大公案”,也成为舒芜进入新中国后的一大思想“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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