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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鼎彝:重温“戴、赵相袭案”

仙妮熊 2010-07-25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0/7/25/501704.shtml

梁启超曾将乾嘉学派的学术规范总结为十条,其中第六条即为:“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欧鼎彝

  在清代学术史上,戴震(1723-1777)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除了考据上的卓越成就外,他的哲学亦在“五四”以来备受称道,《孟子字义疏证》即被梁启超誉为“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但在他身后,关于他所校订的武英殿版《水经注》是否抄袭了赵一清的《〈水经注〉释》之事(所谓“戴、赵相袭案”),就开始渐渐浮出水面。这个疑案至王国维写“《水经注》九跋”之时,已被众多一流学者定为铁案:戴震确实全盘抄袭了赵一清。可是不久,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学人——胡适——却又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耗近百万字的研究为戴氏申冤,奋力将此铁案重新转作了疑案。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郦学家陈桥驿先生最终的盖棺定论(《论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经注〉的功过》,收入陈桥驿《郦学新论》),这桩两百年前的“学术丑闻”,才算正式落下了帷幕。

  

  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成书于北魏,由于历时久远(距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年)且卷帙浩繁(三十五万字),故而在宋代首次刊刻之时,就已然佚失五卷、错误满目。更重要...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0/7/25/501704.shtml

梁启超曾将乾嘉学派的学术规范总结为十条,其中第六条即为:“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欧鼎彝

  在清代学术史上,戴震(1723-1777)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除了考据上的卓越成就外,他的哲学亦在“五四”以来备受称道,《孟子字义疏证》即被梁启超誉为“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但在他身后,关于他所校订的武英殿版《水经注》是否抄袭了赵一清的《〈水经注〉释》之事(所谓“戴、赵相袭案”),就开始渐渐浮出水面。这个疑案至王国维写“《水经注》九跋”之时,已被众多一流学者定为铁案:戴震确实全盘抄袭了赵一清。可是不久,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学人——胡适——却又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耗近百万字的研究为戴氏申冤,奋力将此铁案重新转作了疑案。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郦学家陈桥驿先生最终的盖棺定论(《论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经注〉的功过》,收入陈桥驿《郦学新论》),这桩两百年前的“学术丑闻”,才算正式落下了帷幕。

  

  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成书于北魏,由于历时久远(距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年)且卷帙浩繁(三十五万字),故而在宋代首次刊刻之时,就已然佚失五卷、错误满目。更重要的是,它原先“经文”、“注文”分开的结构也被严重地打乱,很多水文信息就此变得混乱不堪。明清众多学者都曾试图将《水经注》恢复到它原先的结构,这个工作即谓为“析分经注”。这是一个极其考量学者“识力”的工作,它要求校订者能够准确地总结出郦道元著述之体例和方法,对古人文气有恰到好处的拿捏,并对中国古今水文地理极其熟谙。随着大量第一流学者的毕力工作,《水经注》终于在清中叶乾隆时期,出现了一个最佳的校本——戴震的“武英殿本”。

  我们不妨稍作回顾。1765年至1772年,戴震自己校订了一次《水经注》,这个版本后来被称为“微波榭本”,它在“析分经注”上是极不成熟的,大部分结论亦与后来的“武英殿本”大相径庭。1773年,也就是在“微波榭本”刚刚完稿之时,戴震就以布衣的身份被召入了《四库全书》编纂馆。差不多同时,赵一清在1750年左右著成的《〈水经注〉释》也被征入了编纂局。1774年,戴震将新校好的《水经注》作为重大学术成果进献给了乾隆皇帝,乾隆闻之大喜,挥毫作赏,不但御制了《题郦道元水经注六韵》,夸奖其为“艺林佳话”,更将它列入武英殿聚珍版的丛书出版计划之中,以期广传于世。到了1786 年,戴、赵二人均早已离世,《〈水经注〉释》才终于刊刻了出来。人们惊奇地发现,“武英殿本”和《〈水经注〉释》,居然相互雷同了“十之九九”。戴门弟子段玉裁率先发难,指责《〈水经注〉释》的整理者抄袭了戴震之书。这也难怪,但凡认识汉字的人,对比两者对“析分经注”的处理,就可以轻易发现这两部书必定相袭,不是“戴袭赵”,就是“赵袭戴”。不过,经过细核发现,1786年刊刻的《〈水经注〉释》与1773年送入四库馆阁的版本并无实质不同,段氏“赵袭戴”之责显系乌有。

  那么,戴震为何能够在一年的时间里,如此神速地整理出一部如此高质量的“武英殿本”呢?戴氏的解释是,因为他利用了内库秘藏的《永乐大典》中被拆散的《水经注》原文,才收此奇效。这样一个依靠官方力量完成了惊人的学术挖掘的说法,自然恰中以“四库工程总工程师”自居的乾隆皇帝下怀。但随着《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也渐渐自皇家流传出来,人们才发现:第一,《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是一个完整的本子,而非如戴震谎称的那样,被明初《永乐大典》的编纂者拆成了一条一条的形式;第二,“永乐大典本”远非善本,更绝非戴震“武英殿本”所用之底本。

  现在,事情变得很明显。戴震利用四库馆臣的优势,完全可以看到《〈水经注〉释》;陈桥驿先生更指出,早在戴氏未入馆之前,就曾于1768年借修撰《直隶河渠书》之机利用过该书。他只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每一个治郦学的学者一辈子才能做完的工作量,怎么解释?孟森就怒斥戴氏:“上自帝王下至百余年承学之士”,“欺尽一世”。王国维也愤然道:“凡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东原胥为之而不顾。”

  

  但胡适却有不同意见。自1940年代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撰写《序言》以来,胡适就一直秉持这样一种观点:虽然戴震和赵一清的雷同极高,但两个人是各自研究、各自发表,属于“独立同归”;恰巧都是《水经注》校勘的第一流著作,所以才会几乎完全相同。接着,从1943年到1962年逝世,胡适花了近二十年之力来为他的观点进行辩护。

  不过,胡适起码犯了三点错误。第一,校勘是一种大规模的细节工作,戴、赵“独立同归”之发生,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在概率学上,发生概率低于0.05的事件叫做小概率事件,亦即在现实中几乎不会发生的事件。假设对于任意一个校订,两人都有0.99的概率会“独立同归”,那么三百个校订全部 “独立同归”的概率,就只有不到0.05;如果有一千个校订都重合,那么这个概率就只有0.00004了。而胡适亦承认,“他们的两部校本有百分之九十八九的相同”!

  第二,胡适将校订《水经注》的工作视为一种“科学工作”,引用科学史上的种种“独立同归”来旁证戴、赵相同是“科学史上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无疑犯了“科学主义”之病。历史文献研究,终究属于人文领域,即便它有极其严格的实证要求和学科规范,但仍然不停地需要依靠个人之“识力”。就主客观的对立来说,人文学科也要明显远低于纯粹的理科类和工程类学科。胡适为了自圆其说,还把与“戴、赵相袭案”无甚紧密关系的全祖望七校本,也拉入了“独立同归”的行列,只能说是为了“把浑水搅得更浑”罢了。

  第三,胡适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来举证”,这种带着强烈的先入为主之见来工作的方法,本身就有悖于他自己宣倡的“科学主义”。否则,人人都看得出来的“抄袭关系”,不会就这么轻易地被胡适抹杀了。可是,胡适为何要如此苦心劳力地为戴震辩“诬”呢?“回护乡贤”自是肤相,绝顶聪明如胡适者,动机固不会如此“幼稚”。前人已经或明或暗地指出,这正是胡适高举戴氏哲学之故。胡适自视生平之学,方法上前继乾嘉诸老,义理上远绍戴震。若戴、赵相袭案坐实,那无疑意味着戴氏自身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的严重背离,戴氏甚至胡氏自身的道德哲学,也就无疑会遭到动摇了。况且,戴学更被胡氏看作现代科学精神嫁接至近代中国时所不可缺少的那份内在资源,“近世科学所赖以立”,自然绝对容不得张穆、魏源、孟森、王国维等晚近学人对他的人品进行一贬再贬了。

  进一步言之,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戴震,又为何会如此行事浊躁呢?王国维归结为“气矜”二字,戴氏名气太大而又自视过高,以致羞于徵引他人。这也许是一方面原因。但陈桥驿先生更指出,与其说是“气矜”,不如说是“功名之欲”。五十岁布衣入馆,固是恩宠未有之隆,但屡试不第,戴氏心里毕竟块垒郁结。进献《水经注》校本后不久,戴震参加会试,却又第五次以失败告终。而这回,乾隆皇帝终于赏了他一个“同进士出身”,了结他一桩毕生心事。戴震为了一个梦寐以求的进士之衔而抄袭,和今人为了评副教授、教授、博导而抄袭,存心大体不差罢?

  尽管在学行上,戴震未能一如胡适所愿,但就“武英殿本”之质量而言,它仍可言是清人校勘的顶峰。现在证明出了其基础为赵一清的毕生精力,更融入了《永乐大典》、全祖望等诸家优点,其价值也就无需、亦无可否定了。只是不知道,假若现在重起戴东原先生于地下,他会老着脸皮嘿然无语,还是躬身道歉就此了结呢?

  

  提及有关《水经注》的“抄袭案”,就让人联想到我们语文课本上的那个乌龙。“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 《水经·江水注》中的这段描写着实优美,以至无数古人将其捃摭于书中。不过大部分古人都注明,这段话是引自已佚的盛弘之《荆州记》。郦道元从没有来过南方,他只是从《荆州记》中将这段话抄入小字注中而未注明作者。中学课本中将《三峡》这段归在郦道元的名下,无疑是犯了张冠李戴之误。

  郦氏此处当然不算抄袭。就《水经注》的性质来说,郦道元本意即“掇翠拾菁”,众采群书以补充篇幅简略之《水经》,而并非自撰一部《水文地理研究》。郦氏也的确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标出了某段话出自某某书或某某人,《三峡》此段未注出处,或许是郦氏真的忘了,更有可能是后来传抄之误。大多数的读书人,即便只凭靠《水经注》的体例以及上下文,也足以判断出此非原文。何况,郦道元更没有像今人那般“狡慧”,径直把“三峡”换成“三门峡”再孱入《水经· 河水注》中。

  古书中辗转相袭的例子很多,《史记》整篇抄了大量《尚书》之文,而《汉书》又整篇抄了大量《史记》之文,巨儒顾炎武也曾被讥为“但会抄书”。而相反的情况也不少,把自己的著作伪托到某个名人身上,也是一种使自己心血之作得以流传后世的重要手段。在书籍能够以雕版印刷的形式流传之前,书籍本身就只能够依靠抄写进行复制和小范围的流通。此时的确没有什么心存不良的“抄袭”,多抄某书一段话,其实也是帮它多争取到一点留存后世的机会。比如,战国《秦纪》失传了,日本学者把《史记》战国部分拆开,居然还能够还原一大部分;《古文尚书》后来亡佚了,但是它在《汉书》中却仍然保留了一些原貌。

  但有人据此发论: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不惮抄袭,现在用西方学术标准来规范中国文化传统,这是“方枘圆凿”,是“学术洋奴”。那我们就只好追问,究竟是为何反对抄袭,是因为有了西方学术标准我们才反对抄袭,还是抄袭的行为本身即有悖于道德?

  我想没有人会否认:答案是后者。

  不论中西古今,有学术圈的地方,就会有学术规范。不然,相互之间的观点就无法分辨清楚,各自的结论也无法重验和辨析,学术圈也就不成为学术圈了。清代江南地区的乾嘉学派之中,虽偶有“戴、赵相袭案”这样的恶性事件发生,但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大致与西方类似的学术规范也就于此形成。梁启超即曾将乾嘉学派的学术规范总结为十条,其中第六条即为:“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故而,“人心不古”,似乎不能算作一条辩护的好借口。

  而不论东西方文化差异几何,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总是大致相同,尚不至西方的道德底线,一路徂东就成了无底之渊。《礼记·曲礼》谓“毋剿说,毋雷同”,这被公认为“古人立言之本”。古人引书多但称书名或人名,版本信息经常阙如,文句也多有缩减,用今天的标准来说,这的确是“不太规范”。但是“不太规范”的引用,与直接抄袭相比,不论是用心还是效果,都还是有天壤之别。对于能够读懂中文、具备基本道德之人,均无需赘言。硬要把大量的“直接抄袭”降低到“不太规范”之列,要么他是根本不识得中文的洋人,要么他丧失了道德底线而需要“直指人心”,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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