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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词是不能说的------《Vista看天下》

胖妮儿 2010-07-25
名目繁多的各种“禁忌”是人类社会自远古以来的普遍现象,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经典著作《金枝》将原始社会的禁忌行为作了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词汇的禁忌。直到现在,所有社会仍有各种各样的词汇的禁忌。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种种禁忌,包括词汇的禁忌,毕竟是越来越少。因此,词汇禁忌的多少,往往可作为时代、社会“发达”与否的标志之一。



中国的词汇禁忌史来尤多,不知避讳就身陷牢狱之灾,许多人还因此丢掉脑袋。由于禁忌的有关规定并无严格的“法治化”,为官家提供了操作空间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百姓稍不留意就可能犯禁罹罪。例如,对帝王姓名避讳的惯例是讳名不讳姓,但李唐王朝就曾讳“李”。所以开元三年、十九年朝廷曾两次 “禁断天下采捕鲤鱼”;曾有规定 “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有卖鲤鱼者被杖六十,盖因“鲤”为“李”也。所以,鲤鱼也被改称“赤公”。宋代苏轼的《庐山二胜·开先漱玉亭》中即有“愿随琴高生,脚踏赤公”之句。安禄山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所以唐肃宗李亨对“安”字甚恶,认为有害天下,故将许多有“安”的地名改为他名。据著名史学家陈垣在《史讳举例》中的不完全统计,30多处地名中的“安”字被改,如将安定改保定、将安化...
名目繁多的各种“禁忌”是人类社会自远古以来的普遍现象,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经典著作《金枝》将原始社会的禁忌行为作了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词汇的禁忌。直到现在,所有社会仍有各种各样的词汇的禁忌。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种种禁忌,包括词汇的禁忌,毕竟是越来越少。因此,词汇禁忌的多少,往往可作为时代、社会“发达”与否的标志之一。



中国的词汇禁忌史来尤多,不知避讳就身陷牢狱之灾,许多人还因此丢掉脑袋。由于禁忌的有关规定并无严格的“法治化”,为官家提供了操作空间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百姓稍不留意就可能犯禁罹罪。例如,对帝王姓名避讳的惯例是讳名不讳姓,但李唐王朝就曾讳“李”。所以开元三年、十九年朝廷曾两次 “禁断天下采捕鲤鱼”;曾有规定 “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有卖鲤鱼者被杖六十,盖因“鲤”为“李”也。所以,鲤鱼也被改称“赤公”。宋代苏轼的《庐山二胜·开先漱玉亭》中即有“愿随琴高生,脚踏赤公”之句。安禄山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所以唐肃宗李亨对“安”字甚恶,认为有害天下,故将许多有“安”的地名改为他名。据著名史学家陈垣在《史讳举例》中的不完全统计,30多处地名中的“安”字被改,如将安定改保定、将安化改顺化、安康改汉阴、保安改保宁、遂安改晋康……中国官权向来强大,甚至地方官也可要求属下、百姓避其名讳,州官田登不许人用“灯”字,于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已是尽人皆知的成语。



说来有趣,清王朝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关,定鼎中原,曾被中原“华夏”视为“狄夷胡虏贼蕃”等,因此清初对这些字深深忌讳。如明末的“红夷大炮”,清政权改为“红衣大炮”,直到“盛世”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还对书中的虏、狄、夷、胡等字作了改、挖。虽然雍正、乾隆对此都曾明确表示不以为然,但编书的史臣对真实的“圣意”体会至深,仍不敢不改。从清初对这些字的改、挖,到雍正、乾隆表示不必改、挖而编书史臣却仍然改、挖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原本属“狄夷胡虏”的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又以“华夏”文明代表自居的矛盾心态。



随着统治日久,无人否认清王朝是“华夏”正统时,这些词汇才“脱敏”,并在鸦片战争之后“强化”,“严夷夏之防”思潮再起,因为此时的“狄夷胡虏”所指的是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清王朝已俨然成防止“用夷变夏”的“华夏”的捍卫者了。翻来覆去,当它对自己是“华夏”正统不够自信时,“狄夷胡虏”便是禁忌,至少是“敏感”;当它对自己是“华夏”正统充满自信时,这些词便全部“解禁”。



对“反清”的太平军,清政府规定自然不能“直呼其名”,不是“贼”就是“发匪”、“发逆”。而太平天国也是等级森严,禁忌词汇种类之繁,字数之多,范围之广,执行之严,较之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同样规定称敌对的清政府只能为“阎罗妖”,清官为“妖头”,高官为“大头妖”,清兵为“妖兵”,清军营为“妖穴”。还规定“鞑”、“咸丰”等字样都要加上反犬旁。



国共相争最激烈之时,彼此也忌讳“直呼其名”而互称为“匪”。这种情况,延续数十年。对此现象,著名民国史专家杨天石写道:“‘蒋匪’与 ‘共匪’,其核心为一个‘匪’字。”(《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



在“史无前例”的“全面专政”年代,认为有毒、有害的禁忌词汇瞬间暴增,从暴风骤雨般的商店、街道改名运动,即可略窥一斑。从1966年8月20日开始,北京红卫兵在“伟大号召”下冲上街头,开始“破旧立新”,给许多商店、饭店、街道强换新名。8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长篇报道,同时发表了名为《好得很!》的社论,热烈赞扬说,“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因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依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随后几天,《人民日报》连续发报道、社论、评论,赞扬红卫兵“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据报道,北京的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后又改为“人民路”,景山东街、后街改“代代红路”,天坛路改“曙光路”,白石桥至中关村叫“文革路”……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友谊医院改为反修医院,宣武医院改为东方红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王府井百货商店改为北京市百货商店,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全聚德改为北京烤鸭店,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荣宝斋改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蓝天时装店改为卫东服装店……



几天之内,改名风暴席卷全国。连四川名菜“麻婆豆腐”也被改为“麻辣豆腐”,成都的陈麻婆饭店改为文胜饭店,寓意“这次改名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穷乡僻壤,森山老林,也难以能免。产于福建武夷山深处著名的武夷岩茶“大红袍”也曾被迫改名。由于“大红袍”散发着“中状元,加红袍”的“封建毒素”,红卫兵来到茶树前要砍掉此树,崇安县茶叶局茶科所管理人员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想起毛主席也喝此茶,就对红卫兵解释说毛主席也喝过大红袍,所以“谁敢砍大红袍茶树,谁就是阶级敌人”,这才使大红袍茶树免遭砍伐之灾。但是,红卫兵还是勒令树名必改,一位吴姓生产队长想起了新近发表的毛主席词《卜算子·咏梅》,歌颂梅花,而且在“文革”中梅花被认为是非常革命化的植物,“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政治符号”,于是提出将“大红袍”改为“大红梅”,终于顺利“过关”。但不久,问题却接踵而来,原来“大红袍”相当部分出口海外,改为“大红梅”后引起海外误解,严重影响出口创汇。想来想去,茶科所人员又将“大红梅”改为“大红岩”,既具“革命色彩”,又贴近“武夷岩茶”。“观音”也是封建迷信,所以“铁观音”也改名为“铁冠音”(邹全荣:《“大红袍”险遭“文革”浩劫》,2008年11月25日《人民政协报》)。



改得最多的,恐怕是人名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为女红卫兵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后,改名风潮霎时涌起。连“文质彬彬”都属政治“不够正确”,那富贵、进财、光宗、耀祖、仁智、孝悌、淑芳之类,就不必说了。直到“文革”后期,江青还为人“改名”。据胡学常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杂志2005年第4期发表的 《江青与小靳庄》中说,1974年6月,“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正在高潮,江青来到小靳庄。这时“孔”、“周”等也成忌讳。“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女社员王淑贤刚自报家门,江青就说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其任选一个。有于瑞芳者,江青认为“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王孝岐这个名字更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改名“王灭孔”。妇代会主任周福兰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然后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遂为其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 “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



“文革”后,词汇禁忌锐减,地名、商店企业名和人名大多重新改回旧称。不过,在某些时候,仍会有某些“敏感”。邵燕祥在 《百年潮》1999年第7期发表《何必改词》说,有次他在电视中看在北京直播的《黄河大合唱》纪念性演出,结束时,齐唱 《团结就是力量》。这支歌他会唱,歌词也能记诵:“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他在电视屏幕前跟着哼唱,但是,“唱着唱着不对了,再唱第二遍时,仔细盯着字幕看,发现原歌词中的‘向着自由’被改成‘向着胜利’了”。在介绍了这首唱遍全国多少年歌曲的背景后,他感叹道:“我真不明白,到了本世纪的九十年代末,为什么要去改掉五十多年前唱遍全国的一首歌曲中的‘自由’两个字,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人们的历史记忆,就能抹煞当时革命者和爱国者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吗?”



王辑志是我国IT业前辈、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之子,2006年10月31日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博文 “不能理解的禁止”,他写道:“我常用HTTP://WWW.BJMCC.NET北京移动网站来发手机短信,这样比在手机上输入短信内容方便些。现在我在南宁,住在我姐夫家,在民主路。明天我要去老家博白参加他们举办的客家文化节,他们来车接我。刚才我用上述网站发短信,告诉他来南宁民主路来接我。但是短信发送失败,理由是:您的短信内容里含有不许发送的内容。我把‘民主路’三个字去掉之后,短信就发送成功了。于是,我还要用别的手段告诉对方我的地址。真的不明白为何不许在短信中出现‘民主’两个字?”但经历过“史无前例”的他毕竟具有历史感,对此虽不理解,却不否认时代的进步:“这种做法,我觉得很可笑。不过,社会毕竟在进步,回想起‘文革’期间,如果用废报纸包东西,被发现报纸上有主席相片,会被批斗。如果不小心打碎了主席的石膏像,甚至要被定罪为反革命而进牢房。”



词汇禁忌史不绝书,一直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也是史学家应该掌握的基本功之一。“禁忌词”包含的历史信息至为丰富:可以校勘历史文献年代,探究时代特色,窥视社会特点,观测政治风云,分析文化政策……而最重要的意义,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的短短一句话早就一语道尽:“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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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8条) 只看楼主

  • 胖妮儿
    不错啊,还是能通过的
  • Mini Houg
    专横政权所致,文革和封建有什么区别!
  • 冰儿
    又见楼主~
  • 胖妮儿
    ~~~~~
  • 小耿
    大学时我们支书想用QQ联系一下支部工作事宜,简直费死劲了。
  • 墩墩
    我想,古代的统治者对文字进行忌讳而改革,正体现着统治者对于“亦能覆舟”的百姓的恐惧心理,比如说,李世民命令全国将“观世音”改为“观音”,理由很简单,就是佛祖的名字和皇帝名字都有一个“世”。佛祖的名字都可以改来改去,更何况百姓,更何况国家社稷。

    而现在的事实,确实有很多忌讳,尤其是网络,有时我真想不通,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政权的统治者,只能够用限制百姓言语的方法来达到“和谐”,这是不是一个笑话呢,不为了百姓谋利益,而一味地放大恐惧心理,我想,这样长期以往的结果,必定和历史的诸多结局是高度一致的。

    我不得不感到悲哀了。

    诸位,我可什么都没说
    莫谈国事
  • 小耿
    其实这种手段是很有效果的。ls可以看看《1984》…
  • 胖妮儿
    大家的讨论开始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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