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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访书琐忆

豆瓣用户 2010-07-25
几十年来胡乱买书,颇有些特别的经历,不易忘记,当时就随手写在题跋里,闲时重看也觉得有趣,常想记录一点下来,大概也可以算作“书林逸话”之类。说起题跋,自来就有学术性与随笔性两大类。学者重视的是前者,考辨故实,校订文字,有功于学术研究,历来被看做题跋的正宗。但在我自己,喜欢的却往往是后者,而其代表作者则是黄尧圃。他的藏书题记经缪荃荪、吴昌绶等搜辑重刻,有煌煌十册之多。看那内容,虽然也谈板本,讐校,但更多的是记书坊、书友、藏书家故事的“闲言语”,而这是很为许多学者所不取的。黄荛圃先是买书、刻书,后来又卖书,还开设了滂喜园书店,商人当然要重视广告,在黄荛圃那个时代,还没有近代流行的种种广告手段,于是有人就说他的题跋也就是广告。这很丢了读书人的面子。遭到讥笑是当然的。不过我觉得这种指摘并不公平。黄荛圃在题跋中总是直白地记下了书价,书籍的抄刻先后,是否善本,是全本还是残帙这些细节,而这作为广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怀疑他在买书的时候,是否就先已算计着出卖、获利。
真的把题跋、目录做为广告手段的是缪荃荪,那已是比黄荛圃晚一百多年的清末民初。古书作为商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为了积累财富附庸风雅也纷纷收罗古本,日...<IMG=DS8609123AZA>
几十年来胡乱买书,颇有些特别的经历,不易忘记,当时就随手写在题跋里,闲时重看也觉得有趣,常想记录一点下来,大概也可以算作“书林逸话”之类。说起题跋,自来就有学术性与随笔性两大类。学者重视的是前者,考辨故实,校订文字,有功于学术研究,历来被看做题跋的正宗。但在我自己,喜欢的却往往是后者,而其代表作者则是黄尧圃。他的藏书题记经缪荃荪、吴昌绶等搜辑重刻,有煌煌十册之多。看那内容,虽然也谈板本,讐校,但更多的是记书坊、书友、藏书家故事的“闲言语”,而这是很为许多学者所不取的。黄荛圃先是买书、刻书,后来又卖书,还开设了滂喜园书店,商人当然要重视广告,在黄荛圃那个时代,还没有近代流行的种种广告手段,于是有人就说他的题跋也就是广告。这很丢了读书人的面子。遭到讥笑是当然的。不过我觉得这种指摘并不公平。黄荛圃在题跋中总是直白地记下了书价,书籍的抄刻先后,是否善本,是全本还是残帙这些细节,而这作为广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怀疑他在买书的时候,是否就先已算计着出卖、获利。
真的把题跋、目录做为广告手段的是缪荃荪,那已是比黄荛圃晚一百多年的清末民初。古书作为商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为了积累财富附庸风雅也纷纷收罗古本,日本、美国的“洋庄”生意也日见兴隆。缪荃荪的办法是刻书目,每当他聚积到一批书以后就急急的刻“艺风堂藏书目”,在每种书后面附加的板本说明,就大有广告气味,夸张的语句是经常出现的。从许多实物看,这种说明常常有错误;但并不是缪荃荪的鉴别力特别低下,只是他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书说成不可多得的宝贝而已。他的藏书目录一刻再刻,以至三续,这就给书坊开了先例,纷纷印发书目,变木刻为石印,出板更为迅速,成为不折不扣的广告了。
继缪荃荪而起的有傅增湘,他也先后刻成了几种书目与题跋,而尤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出版的他与张元济的通讯集。这是比题跋更为直白的经营古书业务的纪录,不但保留了大量古书流转的珍贵史料,也更暴露了藏书家活动的真相。
以上说的都是旁人的事,与我本来无甚关系。不过天下事有时确是不可思议,二十年前承蒙一位熟人揭发,说康生有话,我在书前书后写的许多题跋都是企图“以伪乱真”的手段,目的则是投机倒把。因此造反派就要细查、追查,责令我细细交代历年所买的书,每本的进价,……。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只能坐在牛棚里苦苦思索,这时最容易记起的就是买书中一些有趣的经历。按照指定的前提,加以点染,是可以制作出符合要求的货色来的。当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不免背离了真实,带有“哗众取宠”的趋向,则是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自己虽然不满意也没有法子想。从这里是可以悟出“报告文学”写作的困难的,特别是个人的回忆,无论是痛骂或夸赞自己,都只能表现出扭歪丑恶的面目。这些“创作”的故事已经找不到了,并不可惜,不过作为“创作”的教训失误,总是不应忘记的。

一九五三年的秋天,我在杭州住了两个月。有很多时间就消磨在书店里。住处在里西湖,出门叫一只小船横渡过去就是湖滨,上岸以后沿解放路走入新华书店,又从这里走到延龄巷、丰乐桥、清河坊,这些地方都零零落落开设着一些书坊。当时旧书业很不景气,货色也少得可怜。有一天踏进了抱经堂,店里空空地没一个顾客,只有女主人抱着小孩在看守。案上摊着零碎的破书,真是一无可观。这时发现书架背后一叠叠放着许多残书,大约多年不曾触动,书上的灰尘也有寸把厚了,抽出两本来看,多半有结一庐的印记,真是意外的高兴。选了半日,得书一叠,问价付钱,正要离开时,店主人一步踏了进来,立时惊惶失色,打开纸包,一一检点,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卖了。最后讨价还价,以十倍于原价成交。还被抽下了一本吴枚庵抄的《百川书志》残卷。在这中间,他还大声地叱责着主妇,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塘栖朱氏的遗书本来藏在杭州,后来把重要的善本移至上海,残零书册都就地处理掉了,这大概就是这些书流落在旧书店头的来历。书并不珍贵,只是这点流转因缘很值得纪念。现在还在手头的是蒙古博明希哲所作的《西斋偶得》三卷,《凤城琐录》一卷,《西斋诗辑逸》三卷。嘉庆辛酉刻本,纸墨明净,是刻成后最早的印本。书前有翁方纲的序文和手书上板的“附识”,知道这是心斋(广泰)为妇翁刻梓的遗集。更难得的是书前有“大兴翁氏石墨书楼珍藏图书”的朱文大方印。可知是书刻成后持赠翁氏的本子。在卷尾还有墨书一行,“甲戌仲夏叶老诜借看一过”,下钤“平安馆印”白文方印。甲戌是嘉庆十九年,是书刻成后的第十三年。叶东卿是藏书家,还不能不从翁方纲展转借读,也可见此书流传之少了。
杭州丰乐桥堍有松泉阁书肆,主人王松泉与阿英相熟,是颇有眼力的书业经营者。那年秋天,在他的店里买到不少清代杭州诗人的集子,携归旅寓,颇能驱遣岑寂。清人别集那时真是贱如泥沙,可惜当地的图书馆不加重视,听任这一大批地方艺文流散毁弃了。杭州也真是文风极盛的地方,乾嘉以还竟自出现了那许多诗人,当时雕版的工值又贱,刻集成了一时风气。当然这中间缺乏第一流的诗人,但也有名姓不彰、著作自有分量的作者。如王曾祥的《静便斋集》就是那时所得。他的两篇吴梅村集书后就是我所见仅有的对吴伟业的严肃评论。
也是在松泉阁,前一年的冬天曾经见到一册明初黑口本的《睎颜先生诗集》,写刻,字体静雅朴厚,黄皮纸印,是浙东汤氏藏书。当时钤有汤氏印记的旧书,狼藉市上,比论斤的市价高不了多少,但这本书却为主人看重得非常,认定是元板,因为原书卷前只列编录校正人姓氏,没有撰人题名,而在陈颀的前序中却有“公讳翥,字仲举”的话,所以就确认这是元代著名诗人也字仲举的张翥的遗集。我翻看序文,发现中间又有这几句,“若礼部尚书致仕杨公,其颜之徒欤?公苏人也,……”就说这是一位明代姓杨名翥的诗集,主人听了大不高兴,立即将书收回去了。转过年来的秋天,又走过松泉阁,主人一把拉住我,说那本黑口本不曾卖掉,是特为我留下的。劝我一定要买下,价钱虽然依旧很贵,但已不再坚持是元板。于是就买下,回来细看,才知道卷尾被割去了四行,已用旧纸黏補,虽然是个残本,不免有点懊恼。不料下一个春天再到杭州,书店主人却高兴地对我说,上次买去的是个残本,不过下半已经发现,还是劝我一定买下,凑成全壁。这次我不再迟疑,用比残本更高的价钱买下了。
这书前面有两方旧印,“金星轺藏书记”和“汪鱼亭藏阅书”。知道是先在文瑞楼后归振绮堂的。查稿本《振绮堂书目》,有这样的记载:
“睎颜诗集,不分卷,二册。刊本。金星轺藏,后归曹倦圃。明杨翥撰。字仲举,吴县人,官至礼部尚书。”
这里说书曾归曹溶,却不见旧记,今汪氏印上有<IMG=DS8609123AZA>补痕,灭去的大约就是曹氏藏印。流传次序也应该是曹氏在前才对。值得高兴的是,这书藏在汪家,在太平天国战役中失散,分别为两家所得,又都未因残帙而弃去,终于在整整一百年后得以重圆。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过去也曾有几次用先后买得的残卷配成全书的经验,不过那到底是拚配,是百衲本,与原是一书的分而复合是不能相比的。
诗集以“在朝”、“纪行”、“述怀”、“游览”……等若干细目分类,诗语平稳,缺乏特色。朱竹垞《静志居诗话》说:
“睎颜集借之琴川毛氏,蒙叟为施铅评,云宜亟焚毁,勿暴其短于后世可也。”可以看出钱牧斋的谿刻,连竹垞也觉得他“未免太过”了,还是在《明诗综》中选入了两诗。余淡心《东山谈苑》也记有有关作者的故事,原来他是因为曾让馆于流寓武昌的杨士奇,后来士奇当国,“乃相引拔,官至尚书”的。梁维枢《玉剑尊闻》也记有他的一段故事,“邻省作檐沟注水于其庭者,则曰晴日多,雨日少。”说他是深通黄老之术的人。

上海复兴中路淡水路口曾有一家春秋旧书店,主人严氏。能装书。解放之初书市寥落,生活困难,我曾请他修补过旧书。有一天他对我说,过去他曾在宁波一家人家装书,这家的主人不懂书但喜收书,只要送到门上,不论完缺一律收入,出价大约是明板白棉纸书每本一元。因此得了个“垃圾马车”的绰号。不过当时宁波市上的好书是很多的,散出的浙东故家藏书集中在这里,天一阁流出的书也常常可以遇见。所收满满的一屋旧书虽然大半是残本,但确也有不少好书。现在主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上海,藏在宁波的书已先后给族人论秤卖出了不少。他取得主人的同意,可以到宁波去收书,不过缺少盘费,向我通融。我就借给五十元,答应书到之后请我来看,选中的书作价折回借款。
大约十天以后书由轮船运到。一起大约有几十麻袋,只好堆在书店隔壁的弄堂里。我得到消息后去看书,从清晨一直看到过午,弄得两手如漆、混身灰土。书大半是残本,明本不少,但没有一部全书。当时我正收集明刻书影,大量的残本正是绝好的素材,就选了几十种。偶然在书堆里又发现了一包书,包皮的报纸已经发黄变脆,细白皮纸的原书却一些都没有损坏。这是四本《王状元标注唐文类》,明铜活字印本。卷首大题下次行题“祁东李氏铜板印行”。这是很少见的明初活字本,祁东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过去的书目里只瞿中溶的《古泉山馆题跋》中曾加著录,也不能确定祁东的地位,只是推测而已。原书四册,每册前有“春、夏、秋、冬”的签条,还保留下两纸。看铜模字体,扁体写刻,与苏南一隅的安氏华氏活字的风格不类,与较早的唐人小集等更是不同。这四册书却是全的,可以算得这次所得书中的白眉。全书别无藏印。《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了同样的一部,则是劳权、徐渭仁的旧物,现不知流落何处。
这一次的买书经过大略如此,但在十年动乱中却成为一件大案。据说我曾到宁波去贩书一船,其中有多少种宋元本,发了大财云云。历数多年买书的经验,要算这次惹出的乱子最大了。
我的买书,正是有啥买啥,杂乱得很。买来的书也未能本本细看,总的印象是,旧书中间多的是封建说教的陈词滥调,偶尔发现片段的好意思,好文字,可真象披沙拣金那样的繁难。不过换一种眼光看,这又是可贵的资料,真想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不能不从这里着手。杂和乱并不是坏事,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较能窥见全局。
抄写旧时的记忆,实在也是很无聊的事。在今天的书市上,旧书已经不再可能遇到。几十年中间,有的化为灰烬,有的变成纸浆,剩下来的也大都藏在图书馆里,想看一下也不容易,因此这些访书的故事,也真的成为梦一般的故事了。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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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豆瓣用户
    有一天踏进了抱经堂,店里空空地没一个顾客,只有女主人抱着小孩在看守。案上摊着零碎的破书,真是一无可观。这时发现书架背后一叠叠放着许多残书,大约多年不曾触动,书上的灰尘也有寸把厚了,抽出两本来看,多半有结一庐的印记,真是意外的高兴。选了半日,得书一叠,问价付钱,正要离开时,店主人一步踏了进来,立时惊惶失色,打开纸包,一一检点,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卖了。最后讨价还价,以十倍于原价成交。还被抽下了一本吴枚庵抄的《百川书志》残卷。在这中间,他还大声地叱责着主妇,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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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某人说,黄裳小人也。看到这个就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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