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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执古御今 2010-07-24

回应 (2条) 只看楼主

  • 执古御今
    真是奇怪!既然这篇文章已经在豆瓣发表过,为何还会有被禁止的内容?
  • 执古御今
    二十世纪似乎提前在一九八九年那一年终结了,但历史依旧延续。这一年在北京发生的事件成为苏联和东欧解体的触发点,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开端。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纲领,而且还经常是一种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现的政治纲领,它的话语形式包裹在“经济”的范畴﹣﹣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利润最大化、反对国家干预、私有化,以及WTO、IMF等新经济秩序的中介组织的功能,等等﹣﹣之内。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它“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1) 新自由主义所称道的市场关系从来都是一种理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意识形态的﹣﹣抽象,其实质是通过这一抽象将经济与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过程与社会过程﹣﹣彻底分离开来,进而把民主及其制度性的实践排除在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对於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主要地是一种在广泛的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种建立有关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努力。新自由主义对於国家干预的批判、对於政治性的排斥丝毫不能掩盖这一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和政治权力及其政策的内在的联系,例如,在战争和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形成等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几乎从来没有掩饰它的政治性,虽然这种政治性经常包裹在诸如“主流文明”之类的伟大神话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秩序的制定者不仅是跨国公司和国内经济集团,而且常常是民族国家本身。因此,对於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能等同於赞成国家的过度干预或反市场,关於这一点,我将通过历史分析加以展开。
      新自由主义依靠超国家的和国家的政策力量和经济力量、依靠以形式主义的经济学为中心的理论话语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它的非政治和反政治的特点是依靠与政治的内在的联系形成的。(2)没有这种政策或政治的前提,新自由主义就无法将失业、社会保障的丧失、贫困人口的扩大以及其它社会分化的现实掩盖在“过渡”的乌托邦神话之中。因此,用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不得要领的。中国社会没有发生苏联、东欧式的解体过程,从而社会的变迁采取了某种延续的形式。如果以简略的方式概述这一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延续形式之下推动了激进的市场化过程,并在这一国家的政策主导之下,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这一延续与非延续的双重特点形成了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特殊性,它常常以反政治的方式﹙或反历史的方式,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方式﹚表达自己与国家的矛盾,但这一反政治的方式丝毫不能掩盖它与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之间的事实上的牢固联系。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在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理论的层面,一九八九年以降交替出现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包括各种民族主义叙述中与现代化论述最为接近的部分)都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存在密切的、这样的或那样的关系。这些名目的相互替换(甚至相互矛盾)显示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权力构架的转变。非常明显,在当代世界的不同区域,如北美、西欧、俄罗斯和中国,新自由主义各有其自身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形态。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仅仅在抽象的层次上概括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特点是不够的,仅仅照搬欧洲或其它地区的知识分子对於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历史分析,揭示中国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得以建立的独特的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国家政策基础、意识形态状况和国内外的舆论氛围,分析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各种不同的形态及其内在的矛盾,以及围绕著新自由主义问题而展开的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批判。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实践和社会运动包含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激进的和保守的要素。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的主要任务就是避免这些要素向保守的方向﹙包括那种试图回到旧体制的方向﹚发展,并努力促成这些要素的转化,使之成为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争取更为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动力。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和媒体的价值取向之中。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现实,它没有能力描绘实际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但又不是与实际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无关。因此,我的目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话语与社会进程之间建立历史的联系,揭示它的内在矛盾。从1989年、特别是1992年以来,我一直致力於思考这一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试图在一个广阔的图景中理解当代中国的现实,以及知识分子的角色演变。一九九四年初稿、一九九七年修订发表的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就是我的最初思考。(3)这篇文章主要记录的是我在一九八九年以後对於大陆知识界的相关讨论的一些记录、观察和思考,也是对我自己的思想进行一点反思和自我整理,说不上是一篇严密的理论文章。从一九九四年至今已经六、七年了,我在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的同时,也很想再写一点有关当代问题的文字,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章就是我对相关问题的再思考。无论与我本人的观点是否相同,我对各种不同观点均抱有对话和讨论的意愿。我会在稍後的时期陆续修改本文,对所论及的问题、论点和资料,加以增补修订。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变革过程,用“革命”一词来描述这场变动的深度并不为过。这篇短文无力全面概括中国改革的成就和内在危机,也无力全面叙述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详细过程,这里涉及的每一个细节均需要专家的论证和详细的调查。我在这里所做的,仅仅是通过对於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动因的初步考察,重构理解当代中国问题的历史视野。这一点必须声明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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