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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应避惟生产力论

Gino 2010-07-24
生产力不能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失败可归结于生产力落后,甲午战争清王朝的失败就不能归之于生产力落后。战争是最能激发事物本质的所在,对西方的理论的运用,应考虑“中国特色”,更应避免当成“上帝之言”。

  最近应邀在外地讲学,主要围绕“海权与文明发展”的主题。有一次在课堂讨论马汉的观点,忽有一思维敏捷的博士生脱口而出:“海权不能决定历史,生产力决定历史。”

  敝人闻言不免有点惊讶,并非这位博士生的结论有问题,而是让我想起某位学者在否定马汉观点时,也同样是这种“生产力思路”,同时又联想到这种思路是我们这代人在求学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共同特征,即把社会一切现象发生之根源统统归诸生产力,笔者称之为学术研究中的“惟生产力论”,所惊讶的是这种“惟生产力论”学术思维方式竟不知不觉传到了第三代人。

  科学的生产力观点,是把生产力看做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而不是惟一的动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不是惟一的标志。然而,“惟生产力论”并不这样认为,其特点如下:其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多数情况下,研究问题总是拐弯抹角地和生产力搭上关系,这种把一切社会现象归之于生产力的做法,同把一切归之于上帝的存在几乎...
生产力不能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失败可归结于生产力落后,甲午战争清王朝的失败就不能归之于生产力落后。战争是最能激发事物本质的所在,对西方的理论的运用,应考虑“中国特色”,更应避免当成“上帝之言”。

  最近应邀在外地讲学,主要围绕“海权与文明发展”的主题。有一次在课堂讨论马汉的观点,忽有一思维敏捷的博士生脱口而出:“海权不能决定历史,生产力决定历史。”

  敝人闻言不免有点惊讶,并非这位博士生的结论有问题,而是让我想起某位学者在否定马汉观点时,也同样是这种“生产力思路”,同时又联想到这种思路是我们这代人在求学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共同特征,即把社会一切现象发生之根源统统归诸生产力,笔者称之为学术研究中的“惟生产力论”,所惊讶的是这种“惟生产力论”学术思维方式竟不知不觉传到了第三代人。

  科学的生产力观点,是把生产力看做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而不是惟一的动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不是惟一的标志。然而,“惟生产力论”并不这样认为,其特点如下:其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多数情况下,研究问题总是拐弯抹角地和生产力搭上关系,这种把一切社会现象归之于生产力的做法,同把一切归之于上帝的存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其二,我们可以再对生产力背后的因素进行连续追问,这样我们很可能要么在因果关系的苦苦追索中迷路,要么陷于“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的荒唐循环。要想摆脱这两种困境,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加限制地对事物的根源进行追问,最后只能归诸上帝。

  这句话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很有启发的,当我们处于寻找终极原因的思维状态时,那个被我们找到的东西总会具备上帝的特征,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规律”、以及我们过去认为的“生产力”,只要把这些概念上升到终极层次,就不可避免戴上某种上帝的光环,而在学术研究中,一旦某个概念具有了“上帝”身份,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其三,“惟生产力论”的学术操作有着固定的途径和目标,好像一切研究就是为了证明生产力是终极因素,无论什么学科、无论什么问题,一把拽过来就往生产力决定一切的论证道路上拉,不管拉得上拉不上,先拉起来再说。这样一来,荒唐悖论局面就出现了,许多问题还没开始研究就已经有了结论,既然有了结论还研究什么?

  其四,“惟生产力论”在学术界具有强烈的“霸权主义”特征,它打压、排斥其他所有的学术思维和学术流派,制造了很多文字垃圾。

  “惟生产力论”给我们的教训是:学术研究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研究”,研究任何一个学科的问题,总是从一张无边无际的因果关系织成的大网上割取某段连结、某片区域,必须把握住最直接的关联,确定直接的因果关系范围,研究必须中止在因果链的某个具体环节上,不能做无限的、漫无边际的追寻。否则会一头撞进上帝的怀里。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汉说海权决定历史,却并不否认陆权也决定历史,更没有否认生产力也决定历史。

  在推动历史的诸多因素中,每个社会领域都可以寻找到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本领域的因素,以及交代这些因素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特殊关系。阐明自身领域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否认其他社会领域的因素也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点原是不言而喻的,在多数情况下,被作为潜台词省略了。但许多学术争论,都对这些潜台词视而不见,也许这样可使对方的观点显得更幼稚。

  生产力不能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失败可归结于生产力落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已经历工业革命80年了,有足够的时间将先进的生产力转为军事上的优势,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压倒以古典农业社会生产力为军事力量基础的清王朝。但是,甲午战争清王朝的失败就不能归之于生产力落后,当时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转型的同一起跑线上,“洋务运动”对“明治维新”,都尝试着变革原始的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准是一样的落后,都是靠买西方武器来打仗。论财力、人力,地大物博的中国远远超过日本。失败的原因概括地讲是国家统治阶层的腐败。政府腐败莫过于国家安全明显受外部威胁时,仍把金钱花在享乐上,甚至把国防经费用于享受,这跟生产力水平毫无关系。

  但是“中国特色”似乎就不买“生产力决定战争胜负”这个账,儒家社会的战争规律是“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力量大小、武器先进与否、训练有素与否,地盘大小如何统统是次要的,孟子云“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取夏、商之天下。国共两党的战争似乎再好不过地证明儒家战争规律在中国没有过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所依靠的是几千年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力;国民党占据和依赖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中城市,这种优势表现为战场上武器的优势。然而在中国内战中,西方的“武器制胜论”终究敌不过传统的“民心向背论”。战争是最能激发事物本质的所在,对西方的理论的运用,应考虑“中国特色”,更应避免当成“上帝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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