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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杂志,我是杂志控 我爱杂志,我是杂志控 1336九十八和十心

你爱杨绛吗?迄今唯一电视公开露面,全纪录。

张熵 2010-07-24
主持人:陈伟鸿

  嘉宾:

  周七月 北京电影制片厂 编剧

  钱碧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次嘉宾:

  王蔷 北师大英语系的主任

  朱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董衡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薛鸿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吕丽萍 演员

  张智勇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周的此刻准时收看《对话》。在我们这个忙碌的社会当中,无论您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我想大家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渴望成功。但是,当我们追求梦想,渴望成功的时候,仔细地想一想,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值得我们珍视的情感,正在渐渐地被我们忽略或者说淡忘。但是这份情感呢,却在一位老人的心中永远地驻足着。当她92岁高龄的时候,她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记忆,用她的心,用她全部的情,记录下了她们一家人63年来的风风雨雨和点点滴滴。并且,把这一切集结成了这本书《我们仨》。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

  大屏幕:

  杨绛:1946年,可能是1946年的春天,我们觉得日本人的日子过去了。高高兴兴,钱钟书本来等于...
主持人:陈伟鸿

  嘉宾:

  周七月 北京电影制片厂 编剧

  钱碧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次嘉宾:

  王蔷 北师大英语系的主任

  朱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董衡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薛鸿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吕丽萍 演员

  张智勇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周的此刻准时收看《对话》。在我们这个忙碌的社会当中,无论您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我想大家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渴望成功。但是,当我们追求梦想,渴望成功的时候,仔细地想一想,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值得我们珍视的情感,正在渐渐地被我们忽略或者说淡忘。但是这份情感呢,却在一位老人的心中永远地驻足着。当她92岁高龄的时候,她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记忆,用她的心,用她全部的情,记录下了她们一家人63年来的风风雨雨和点点滴滴。并且,把这一切集结成了这本书《我们仨》。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

  大屏幕:

  杨绛:1946年,可能是1946年的春天,我们觉得日本人的日子过去了。高高兴兴,钱钟书本来等于失业,没什么事情做,《围城》还没有出。那个时候是心情快乐,日本人走了,那么钱钟书也有职业了。我们快快活活就出去,三个人就打扮好了,跑到照相馆去照一张相。那个时候的打扮是这么怪模样的,现在不是电影里头都把那个时代的人都拿出来了嘛,我看看也不怪了。那个时候,孩子本来很胖的,很胖的。在船上我没给她准备点儿吃的,我很抱歉,那个鞋,她不会走路,可是在船上她可以横走,摸着墙走。船里头不都是顶小的嘛,这个是长大了,这也长大了。二十岁,这是我照的,我给她做的衣裳,我会缝衣裳,所有的他们三个人的衣裳,里里外外的毛衣、细毛衣、粗毛衣都是我打的。这个是她在英国,她跟爸爸两个比较好,他老看字典的,他都看熟了,他就知道这一条是没有的,就补上去。其实用不着,买一个新版的不就完了嘛,他都补上。我这是在做模样,因为我翻了《堂·吉诃德》,他们西班牙人要宣传我,就叫我照相,叫我做一个学者的样子。这个是我们理发,我的理发是很好的手段。我是跟爸爸的哥们儿的,那么我爸爸嫌理发的脏,就不肯出去理发,那么理发的跑到家里来,爸爸也嫌他臭。后来妈妈给爸爸理发,后来我给爸爸理发。所以我一直会(理发)的,那么后来我们到了清华大学去,清华大学那个理发馆是小理发馆,那个理发师一把鼻涕,用毛巾就擦擦,然后就围在你身上。他们两个人回来就求我了,妈,你给我们理发,所以我就一直是给钱钟书跟钱瑗理发。

  主持人:相信很多人,是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见到杨绛先生。因为大家都知道,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一生非常少接受媒体的采访,这次的采访全部的缘起,都是在这本书 《我们仨》。那节目一开始呢,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现场这些读过《我们仨》这本书的朋友,书里面的哪一个细节,让你最为感动,给你的印象也最深。

  观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刚解放的时候,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判断要不要出国。然后她这样说,我发现当人生面临最重要抉择的时候,支持他的决定的,是人最朴素的情感,而不是一些思辨或者是一些利益的追逐,只是一些最朴素的情感。

  主持人:还有哪一位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你们读书的感受?

  观众: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钱钟书和杨绛在牛津的时候。刚刚搬入新居,然后说,第二天早晨,钱钟书就已经把早饭为杨绛准备好了。

  主持人:你记住了做饭的细节吗?

  观众:好像是说,有一壶红茶,一杯牛奶,然后有面包,有果酱,有蜂蜜,有鸡蛋,对吧。

  之后,她说同时她联想到三十多年后,1972年的春天,他们在北京。然后钱钟书有一天早晨做了早餐给她,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钱钟书这是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餐。可能这件事很平淡,但是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了这份感动,感受到了这份平实的付出当中它所包含的厚重的情感。




  主持人:谢谢你,周先生,愿不愿意跟我们说一下,你对这本书中哪个细节印象特别地深刻?

  周七月: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散步,还有每天的早饭。他们的生活跟普通的人,跟平凡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我是,如果要让我学他们我学不到。这是我最深的印象。

  主持人:做不到,好,谢谢。来,后面那位,来。

  观众:我觉着这部书,对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英国的时候,圆圆出生以后。杨先生在产房里边,然后钱先生去探望她。然后每次去探望的时候总是说,我把墨水瓶打翻了,然后台灯坏了,门轴坏了。然后杨先生说得很平实,就是说,没事的,我会修的。我就觉得这句话,当时我看的时候觉得特别感动。因为它给人一种信赖感和一种安全感。之后我就想起一篇文章,就是以前说的,就是说,在英语里边有三个字是最让人信赖的。不是"I love you"不是我爱你,而是"I'll be there"我会在的,我在这儿。

  主持人:其实在钱先生,和杨先生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生活细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对他们一家都非常了解的钱碧湘女士。她是原社科院文学所的副研究员。好了,现在我们就请出她。请坐,请坐。能不能回忆得起来,您是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见到钱先生的?

  钱碧湘:当然我那时候还很年轻了,我们结婚没有两年嘛。就分在干面胡同15号,分了一间平房。当时钱先生他们就迁入平房大院。一个大杂院的后面,一座新盖的高级公寓楼。我记得是1965年,也差不多是这个季节,但具体的日子记不清楚了。我正在外头,厨房里头,所谓厨房吧,就是在炉子上准备晚饭的时候,我爱人他是哲学研究所搞美学的,他突然把我一把抓进去,我很奇怪,我说干吗?他把我一把抓进去,赶紧跟我说,"快瞧,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钱钟书。"我赶紧隔着纱门看,我也不好意思跑出去看呢,对吧。

  主持人: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那天隔着纱窗,看到钱钟书先生时候的感觉。

  钱碧湘:等我隔着纱窗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正面没有对着我,而是看见一个侧面。看见一个侧面以后我就留心了,留心以后,我多次看见他们从我们门前走过。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对夫妻亲密无比。他们两个总是同出同进的,同出同进的时候,两个人总是在说话,好像就有说不完的话,一个呢,轻轻说,一个呢,细细地听,总是低声细语,目不旁顾。不看见别人的。

  主持人:就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

  钱碧湘:非常非常,因为我那时候一看他们,虽然我对他们别的都不了解。我就觉得这一对夫妻不同一般,他们的感情值得羡慕。我真正认识他们,就是这对老夫妻下干校,这是命运给了我的一个机会。

  主持人:您跟他们在同一个干校吗?

钱碧湘:我是外单位的,但是呢,因为我当时刚剖腹产,身体非常不好,军宣队就比较宽容嘛,就把我安排到老弱病残组。过了几天慢慢熟悉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老弱病残组非同小可。

  主持人:原来藏龙卧虎。

  钱碧湘:藏龙卧虎,里头就是俞先生,俞平伯先生。钱钟书先生,吴世昌先生。这三位老先生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学界的泰斗,其中的女性惟一的就是一个俞先生,他们都对她非常客气,都叫她周大姐。我们干的活那是最轻最轻的活,就是搓麻绳。

  主持人:那您还记得?钱钟书先生会搓麻绳吗?

  钱碧湘:说起他搓麻绳都乐死人。

  主持人:他是怎么搓的,跟你们不一样的工作方式吗?

  朱寨:他最早下干校就是烧锅炉。

  主持人:他最早是烧锅炉?

  朱寨:但他这个锅炉烧得水老是不开。所以大家都叫他"钱不开",有个外号叫"钱不开"。

  但是并没有人嘲笑他会怎么样。因为他是焦头烂额,尽了他的力了。

  主持人:就是他也尽了力,但是这个锅炉实在是烧不开,没办法,所以叫"钱不开"。那这个麻绳搓得怎么样,也是搓不成?




  钱碧湘:他搓的麻绳实在不敢恭维,年轻人不知道会不会搓麻绳,就是应当两股麻同时把它拧紧了,然后拧成像麻花这样的。它才结实,钱先生呢,他是一个很好沉思的人,那个时候他已经60岁了,他两道眉毛非常黑,而且已经长出长长的寿眉。他就在搓麻绳的时候坐在马扎上,眼皮低下,一边这么捻,他不会在腿上搓。他就是两个手指这么捻,这么捻当然只能捻单根的了,但是这个单股的麻绳一放在地下,它就好像活了似的,就是散开了。

  主持人:全散开了,刚才的工作都白做了。

  钱碧湘:对,对,对,它就散开了。我刚才讲就像一条大蚯蚓一样,就是松松垮垮的。所以周大姐跟我说,这可不行啊,上头要找茬的。然后她就趁钱先生不注意,就从他脚底下把他一团一团大蚯蚓就摸过来,重新给它加工,钱先生从来没有知觉。所以一直到后来他也不知道,周大姐给他做了这么些善事。钱先生可能还纳闷,说我就这么搓,怎么搓得跟大家一样好,他可能这个脑子他都不动,他在想他的问题。他从来就是爱思索这么一个人。

  董衡巽:开大会的时候,钱先生听报告。他是摇头晃脑,根本就不听的。他为什么摇头晃脑呢?那么,我就问文学所的同志了,我说钱先生在干什么?他说他在背唐诗,他背诗。假话、大话、空话他不要听的。他在背诗,所以他能够背好几百首唐诗。都是反复练的。

  主持人:薛先生,我知道您当年是经常到钱先生家。

  薛鸿时:就是给钱先生借书。

  主持人:借书。

  薛鸿时:都说是钱先生啊,都传说他简直就是照相式的记忆。就是过目不忘的,原先我给他刚开始去借书的时候,确实也是很惊讶。我有的时候就给他借一大摞书,他一面跟我聊着天,一面就这么看,就翻,翻着,等我告辞的时候。忽然他就说,拿去还吧,他说用完了。我很惊讶,那么后来呢,我们单位的其他的同事,他也是在工作中间碰到难题了,解决不了了,那么也托我带去请教。我还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段引文,可是明明按内容来说,就是《圣经》里头。我们研究所的那个《圣经》索引,是最好的索引。每一个关键词,都能够找到它的出处。但是就是找不到,那位先生也是一位老先生了,说是没办法了,就说你帮我去问问。我就刚在念这段话的时候,只看到钱先生拿过一本书来一翻,说在这儿呢。旁边屋里头钱瑗说我也找到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钱瑗的本事。因为钱瑗她上大学学的是俄文,没想到她对英文的典籍能够熟到这种程度。他们三个人之间,你说就像最好的朋友,最互相贴心的朋友。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真是一笔很宝贵的精神财富。就说,人跟人之间,原来是可以建立这样的感情的。

  主持人:谢谢你。董先生。您在生活当中。应该跟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

  董衡巽:我跟钱先生他们交往。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到他们搬到三里河以后。那段时间,我是替钱先生借书的,后来就是由薛先生来借。那么钱先生借书有个规律,他要借的最多的是英文的,第二是法文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借德文和意大利文的。有的时候,大概是过半年,他又要借拉丁文的和英文和希腊文对照的。那么这些我都给他借,我给他借书我最害怕是什么呢,版本问题。他特别讲究,你像英文书吧,他要借牛津版的,Oxford(牛津)。那我有时候随便拿了一本,什么丛书吧,他觉得不对的时候,他就对我很客气,"董公啊 ",他什么时候管我叫董公。我就知道这个书借错了,赶紧去还。这个是一段来往。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记得过去文学所有些年轻人,对钱先生背后有些议论。议论什么呢?说钱先生这么小气,上车买票光买他自己的。其实是怎么回事情呢,因为钱先生是不管家务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什么饭票、什么粮票、油票、布票,乱七八糟,他根本搞不清楚,所以他临走的时候,杨先生就给他两个五分的钱。这一个,你从这儿上车到学部,就用最上面的这个硬币。那个,回来的时候用。所以他身上就五分钱,那他怎么能给别人买票呢。因为我们一般买票,我就给你买了。钱先生不是他光买他自己的这么小气。其实真冤枉他,他没钱,都是杨先生给他买的。




  主持人:朱先生,您的记忆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细节?

  朱寨:我想补充钱碧湘同志讲的一个例子。在干校她讲的是搓麻绳了,那是中间的,前面是烧锅炉。刚才已经讲了,不讲了。后来他是看管这个工具,就是工具棚子。有一次开会说起来,他说,我以前只知道老子、庄子、孔子、孟子,我今天认识了,斧子、锯子、铲子。关于他们夫妻恩爱关系,我想讲一个例子。在困难时期,六几年,那时候能够吃到一点饭馆(的饭菜)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在开外国文学名著编委会,编委会主任是戈宝全。还请了一些委员,我跟他同桌吃饭,吃完以后,最后上了一碟菜以后,每人面前放一碟点心。这个等于是归他本人的,我们都吃了,他不吃。他一直不吃,最后他用一个纸,用面巾纸包起来,装到口袋里,可想而知,他是带给谁的。

  主持人:其实我觉得,几位老先生在回忆的过程当中,已经把钱先生跟杨先生,他们这种生活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切都带到了我们的眼前。由此我就想到,今天我们邀请的吕丽萍。因为她曾经出演过《围城》当中的孙柔嘉,大家都非常地熟悉。在你准备演这出戏的时候,有没有机会见过钱先生他们夫妇俩?

  吕丽萍:我是拍完了这个《围城》以后,得到很多大家的同行啊,还有钱老还有杨先生的认可。我觉得那我完成任务了,所以我又去拜访钱老和杨绛先生。我特别希望跟钱老和杨先生合影,可是他们最后还是没有答应。他说,你看我们都这么老了,为什么还要留影呢。后来是杨先生给我打的电话,她知道我的手机。她说,我的先生已经走了。我当时心里特别难过,我说怎么会?我去见他们的时候感觉特别地热情,特别健康。而且家里非常朴素,我心里头就觉得,太可惜了。就是这样,他们的那种伟大啊,那种平凡当中的那种伟大,真是一种特定的一个历史环境。所以我就一直特别有冲动,想把它拍成电影,但是很难还原,我就又没有信心,就是这样。

  主持人:在《我们仨》当中,我们大家认识了一个,从前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的人,当然她也是这个三口之家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她就是钱钟书和杨绛的爱女钱瑗。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钱瑗的同事,原来北师大英语系的主任,王蔷老师。现在我们就欢迎她。您好,王老师,请坐,我知道原来您是钱瑗老师的学生,但是后来又成为了她的同事。当时有没有一起上下班这样的经历?

  王蔷:因为我们两个都住校外,然后我住军事博物馆,她住三里河。所以我们经常在22路汽车上同路。

  主持人:同路。

  王蔷:对,同路。她呢,其中也是有一点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她找到一些书之后,她就去复印,复印完了之后,她就会带着很厚的这些书装在一个大包里头。她经常背很大的包,她从来不背女士背的那种小包。她每天上下班的时候经常就背着很重很重的书。你看我又复印了这些书我今天带来的。

  主持人:这些都是当年她复印的一些资料。

  王蔷:对对,很多,很高的一摞。我今天只带了几本,那么这些书复印之后,你看她自己做的皮,然后她用这种塑料绳缝的。

  主持人:自己订的。

  王蔷:都订上。每个都写上名字,写上年,出版的年和作者的名。她都写得很清楚。

  主持人:您上面这本书是什么书?这不是复印的书?

  王蔷:这不是,这是她的教材。

  主持人:这是她写的一本书。

  王蔷:对,她写的书。

  主持人:叫什么名字?我们来看一下。

  王蔷:它叫《实用英语文体学》。

  主持人:《实用英语文体学》。

  王蔷:对。

  主持人:其实说起来这个《英语文体学》,也是她在我们国内独创的一门学科是不是?

  王蔷:可以说她是在国内最先引进,然后自己又把文体学跟中国学生的学习结合起来。这还是《实用英语文体学》的上,她原来计划的时候,这前言里面还说,它有一个下,但是这个下,就始终没有能够再完成。因为到1988年的时候,我们建立了英语教学项目之后,她就把所有的精力和余力都放在英语教学项目的发展上面。所以她可能又开辟了其他很多新的领域,只要学生需要,她就去开设一门新的课程。所以她同时上着文体学的课,她还上着语言学的课,它叫什么Language Communication,就这门课。然后她又学了统计学的课,开研究方法的课,还学了教材分析这个课。




  主持人:我知道今天在现场,也有钱瑗老师当年的学生。跟我们谈一谈,你们印象当中的钱瑗老师。

  观众:我是1992年考上的北师大研究生。那个时候就是钱瑗老师,还有王蔷老师教我们。每次上钱老师课,说句实在话我比较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钱老师特别地认真。她的课不容你去偷懒,那么看到钱老师的时候,想往前去凑,有的时候又想躲开。惟恐她问到一个我不会的问题,心里头就是比较紧张。因为在我印象中,钱老师总是穿一个蓝色的牛仔衣服,然后前面挂着眼镜,拎着她那个大黑包,非常大的大黑包。一路精神抖擞的那样子来到课堂,她那种精神,那种风貌,在我的心中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可以说是终生不会忘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毕业将近十年了,可是我现在一提到钱老师的时候,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她当时上课来的时候那种,精神的那种样子,真是令人难忘。谢谢。

  主持人:还有其他的学生在现场吗?

  观众:我就谈几点对钱老师的印象,第一点,是我刚到北师大来,我本科是华东师大的,所以钱老师对我好像比较关心。她就问 ,你们开什么课?都是谁讲?因为她跟华东师大的老师都认识,像虞苏美老师,在英国好像都一起学习过。还有一个,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复印资料。就是说钱老师给我们学生复印了很多书,就是她自己给我们复印了,现在一直我还在用。因为那些书最近两年外研社它才从国外买进来版权,出了一套那种现代语言学的书。其实钱老师在大约十年前都给我们复印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用。

  主持人:所以今天想到这里也非常地激动,您也是钱瑗老师的学生?

  观众:我也是钱老师的学生,现在我也是北师大的老师。教英文的,我印象深的就是,我是班里最笨的一个学生。钱老师经常上课就看着我的表情,我听不懂我就开始皱眉头,钱老师说"坏了,江素侠没听懂,我没讲好,我要重新讲。"后来就导致了我讲课也是非常慢,我一定要等全班学生说,Yes 听懂了,我说好 Move on ,再往下面讲。我还有一个印象深的就是,后来钱老师生病了 ,已经没法上课了,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就去她家里。去她三里河的家。她们家就不是这朴素两个字所能形容的。我每次看到电视上讲,那种贫困家庭,这个家里有多么多么贫穷,多么多么需要帮助。我心里想,比钱老师家好多了。

  主持人:她们的精神那么的富有,但生活那么的俭朴。

  观众:她家里面就是说,我记得我没有看到过任何电器,没有什么卡拉OK,没有电视,录音机都没有,我在她家里只看到一个没有架子床的一个宿舍,它甚至比现在学生宿舍还要寒酸,现在宿舍有电话,有电视,有的甚至有电脑。当时她们家里面就是几张桌子,一人一张桌子,然后书架,一点点多余的装饰品都没有。然后我就看,因为当时有人说过,钱钟书先生,说他学到什么,就是他的字典。我就一定要去看看他的字典,我就特意把他字典给翻了翻,真的是,字典上,再也找不到一丁点的空白之处了。后来我在课堂上我经常给学生说,不是一本字典,而是本本字典。你只要拿起一本字典,都是巨厚的字典,并且每本字典看不到一点空白。我就上课跟我的学生讲,我说我的外语没有学好。但是我知道怎么学好,你们知道怎么学好吗,等到你把一本字典,空白处都标满了,你写读书笔记的时候,你的外语一定比我好。

  主持人:这是从她的身上得到的。其实在妈妈的眼里,钱瑗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负责的老师。在杨先生的这本《我们仨》当中,我也看到了,他们对于阿瑗的这种期望。这边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她说,阿瑗是我平生的杰作,钟书认为是可造之才,我公公心目当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她这个是不是对钱瑗很多的希望最后没有实现的一种遗憾。

  钱碧湘:这个应当看怎么理解。假如杨先生考虑到,当时整个的大环境那么比起来。我们这辈同辈人比起来,钱瑗已经是凤毛麟角。她已经有极大的成就,她在教学方面已经是知名教授。所以我觉得假如杨先生能够从我们的视角看这个,我觉得钱瑗是非常有成就,而且非常敬业,也得到了她的师长、同事和学生的普遍的敬重。




  主持人:确实在《我们仨》这本书当中,对钱瑗的很多成就和才华,都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但有一个才华我觉得写得不多,只是我在附录当中发现的,就是附录里面有很多钱瑗的画像,她的素描,咱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个画是1988年8月画的,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标题,叫《裤子太肥了》。我想一个女儿,能够用这样调侃的语气来形容爸爸,这说明他们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

  钱碧湘:他们非常幽默的。

  陈伟鸿:他们这个家庭非常幽默,非常有意思,这个更有意思,《My father doing a major》

  这是在1981年1月5日画的,这好像,您觉得他手里在做什么?

  钱碧湘:我觉得他还在想什么问题,他始终是在低头想东西。他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有思考的。

  陈伟鸿:那天有一位一起看书的朋友告诉我说,那旁边就是暖气片。

  钱碧湘:是暖气片。

  陈伟鸿:他有可能在修理暖气片。

  钱碧湘:那他绝对不可能,他没那本事。

  陈伟鸿:那就像杨先生说的,他是拙手笨脚。

  钱碧湘:是的,确实。

  陈伟鸿: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钱碧湘:他不会做。

  陈伟鸿:那我们看一看,钱瑗画的下一幅的画。这个有意思。

  钱碧湘:这更好玩了。

  陈伟鸿:这是1990年1月9日,画的一幅画。标题是《爸爸做丑态》,圆圆画。上面有两行字,"衣冠端正,但是未戴牙齿"。

  钱碧湘:未戴牙齿,因为后来钱先生一口牙都坏了。他给我写信,他说,现在成了无齿之徒。

  陈伟鸿:非常幽默,也很善于自嘲。

  钱碧湘:他说,要好几个月不能见客。这个是已经配了假牙,但是不戴就是这么做丑态了。就是这样。

  陈伟鸿:我觉得这些画,全部都把他们生活当中的情趣很鲜活地表现了出来。所以我们在解读这本书,在了解他们家庭,在走进他们三个人的同时,我相信这份亲情可能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心中。周先生,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一种亲情给您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

  周七月:我看了这个书呢,我一直觉得钱先生、杨先生他们是一部大书。从他们身上可以读到很多东西。当然道德文章就不说了,做人也不说了。但是光从这本书来看,我觉得他们那种亲情,我就觉得,他们共同生活了六十多年。他们那种距离感,一直保持得这么样的近,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做到的。他们彼此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感觉,永远这么亲,永远这么新鲜,我觉得,这也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做到的。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幸福的人。这本书一出来,我真是觉得震撼我的地方,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东西。而我,因为也是做媒体,也采访过很多人。在电视上也看了好多人,现在很多很成功的人,你只要问他家庭,基本上回答就是说,哎呀,我对不起我的夫人,我的小孩子我顾不得照顾,怎么怎么样,我的父母怎么样,我觉得,我在听他们的时候,可以听出一面来,他们确实有歉疚,自己有抱歉的心理在内。但是我总觉得,他们还有一种得意在里头,我很希望就是,我们《对话》节目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主流媒体、主流文化,多介绍点儿这样的书,多介绍一下,这种普通的亲情的东西。多介绍一点儿,多介绍一点儿为了家庭,放弃一点儿工作,放弃一点儿挣钱的机会,放弃一点儿出名的东西。然后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父母,多一点儿亲情,这样的话,也许我们的生活才更幸福。

  主持人:您也强调,说现在的作品当中。应该多强调人性,多强调人情,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吕丽萍比较有发言权。您在很多的作品当中,都饰演过不同的角色。包括让我们体会到你幸福生活的,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所以我想,你应该对幸福有一个很确切的解释。

  吕丽萍: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还不同于我们的父辈。像钱老那样的,他们虽然很艰苦 ,运动来运动去,但是他们心是紧紧地在一起,还有他的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浮华,没有那么多的奢望。因为他没有这个奢望,他奢望的就是彼此的这种相爱,彼此的这种就像需要空气,需要阳光一样,那样朴实。所以我其实从我的这个角度看我的父辈,我看到这种美好的东西,其实这一代人都是特别地让人很羡慕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又是那样浮躁,各种各样,就像现在的多媒体,就是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

  主持人:有许多的诱惑,随时都可能出现。

  吕丽萍:,非常忙,我就要忙一点,我就要跟上这个时代,我就要怎么样,可能就要失去很多。因为人生很短暂,你怎么样去很智慧地安排你的这样美好的光阴,不光是学生时代的光阴,还有我们任何时期的光阴,都非常宝贵。

  主持人:刚才我们每个人在谈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正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我们仨》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什么才叫做饱满的人生,真正幸福的人生。今天我们请到了北大心理学系的张教授。谈一谈您对这方面的观点。

  张教授:倒没有对这个问题专门做研究,刚才大家讲的故事,我也听得非常感动。我觉得我讲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我觉得,强调亲情,强调这种家庭的感情的这种人生。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古代就讲这个传统嘛,修身养性啊,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家庭非常重要,家和万事兴,包括现在很多实证的研究,现代的研究也揭示这一点,就是家庭和睦,包括同事关系相对也和睦,那么这样的人不光是长寿,而且心理也健康。我想钱老先生,杨先生他们的长寿,恐怕跟这个也有关系,而且他们成就这个事业也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比这个更重要,就是怎么去呼吁。因为我想,毕竟杨先生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定时代的一种家庭背景,我们一般的人也不可能去复制这样的家庭。

  主持人:对。

  张教授:另外我们想,他们几十年的生活,也不可能完全是全是如诗一般的全是燃烧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它可能是一种矛盾或者摩擦,或者家庭关系你得首先有包容。你得去创造这个爱,创造这种亮的地方,但是也得包容那些暗的地方。所以我们讲,生活当中,其实不光是一个意识,要不要培养家庭感情,而是在关于怎么样去培养。所以还讲究这个技巧,讲究这个艺术,而这点学问就很大,而且我们每一代人,可能赶不上那个时代,可能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挑战,他们在那个年代里面,他们等于很好地完成了这种挑战,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角度。

  主持人: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改变现在有可能愈演愈烈的,这种普遍的情感缺失的现象?

  张教授:首先要反思自己的行为,包括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要努力去做。这样的意识培养他是从现在就可以培养,不用说等自己年纪大了,或者很有钱了。就是我们以后的境界是要不断追求,但是目前来讲你可以做很多具体的事,因为您可能现在也是事业有成,你可能有更多的这种想法,也有更多的实力,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和爱。但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有机会,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也有机会。

  主持人: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感动,这种温暖,它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或者说一个微笑 ,或者说一个眼神。

  张教授:对,一个习惯。

  主持人:一个习惯。

  张教授:对。

  主持人:谢谢你,对于杨绛先生来说,在《我们仨》当中记录的点点滴滴,是她不能忘却的纪念。其实对我们来说,同样也是不能忘却的纪念。这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可能也是曾经你缺失了,丢失了,现在正在找寻的一份财富。我们特别感谢杨绛先生,在92岁高龄的时候,能够为大家带出这样一份的财富。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把时间留给杨绛先生。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的人包括我们现场的嘉宾和场外的电视观众,都非常关心杨绛老先生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们一块儿看一看。

  大屏幕:

  杨绛:我身体不好啦,耳朵背啦。写字呢 ,高兴的时候,那天写多了,手折了,老在疼,就是希望能够把手里的活干完,可是事情都没有完的时候,老有啰啰嗦嗦,还有这样,还有那样的事情。很多人关心我的,我觉得有的人说了,我们喜欢读(你的书),看了你的书,好像挺欣赏。我说那谢谢呀。那就是看了我的书挺欣赏,就是我的朋友啊,是不是。那不是很对嘛,我就谢谢你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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