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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泽顺淘书小记(淘书系列二)

天外来客 2010-07-22
淘书小记     吴泽顺      从前辈学人的忆旧文章中屡屡读到他们淘书的故事,于是就有羡慕之心生焉。想想看,用几枚铜钱就能从地摊上抱回一套心仪已久的《石头记》,便宜得好货,足能让人激动半天的了。某套藏书缺了一册,总是一个遗憾吧,而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竟于无意中从地摊上发现了这缺失的一册原本,那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惊喜,又非寻常淘书所得可与之相比。            大凡藏书家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书斋中珍藏的那些不同版本、形式各异的书籍,大多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同时也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记录了藏书人的人生旅程,以及人与书、书与人相关的人事和友情。话说回来,要淘书,且要淘那些有收藏价值的旧书,就要有书可淘。旧书的来源不外乎两种,其一,世家子不孝有三,以致家学式微,于是将先人“子子孙孙永葆用之”的题训忘得一干二净,将祖先的收藏尽行出售,以供挥霍。      其二,普通人家迫于生计,将家中值钱之物都用来换食品,其中自然也包括书籍。事实上,有书可淘的时代,往往不是战乱就是灾年。在一个文明进步,百姓殷实安宁的时代,人们只会以读书、藏书为乐,有谁会将心爱的书籍贱价出卖呢?如此一想,我对前辈们的心生羡慕,委...
淘书小记     吴泽顺      从前辈学人的忆旧文章中屡屡读到他们淘书的故事,于是就有羡慕之心生焉。想想看,用几枚铜钱就能从地摊上抱回一套心仪已久的《石头记》,便宜得好货,足能让人激动半天的了。某套藏书缺了一册,总是一个遗憾吧,而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竟于无意中从地摊上发现了这缺失的一册原本,那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惊喜,又非寻常淘书所得可与之相比。            大凡藏书家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书斋中珍藏的那些不同版本、形式各异的书籍,大多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同时也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记录了藏书人的人生旅程,以及人与书、书与人相关的人事和友情。话说回来,要淘书,且要淘那些有收藏价值的旧书,就要有书可淘。旧书的来源不外乎两种,其一,世家子不孝有三,以致家学式微,于是将先人“子子孙孙永葆用之”的题训忘得一干二净,将祖先的收藏尽行出售,以供挥霍。      其二,普通人家迫于生计,将家中值钱之物都用来换食品,其中自然也包括书籍。事实上,有书可淘的时代,往往不是战乱就是灾年。在一个文明进步,百姓殷实安宁的时代,人们只会以读书、藏书为乐,有谁会将心爱的书籍贱价出卖呢?如此一想,我对前辈们的心生羡慕,委实有一点生在福中不知福,且有些不仁不义了。我的一位导师,曾于解放前夕在成都的地摊上用一碗茶钱换回了一大包章太炎的《新方言》,这是我在借读这套书时从先生的题跋中得知的。现在想来,于先生个人而言,得则得矣,可是就社会而言,则是以一个民族文化的贬值,文明的陨落为其代价,两相比较,失孰大焉?这样一比,我又觉得还是无书可淘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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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外来客
          三年前,宿舍楼下新修了一条大马路,直达师范大学的北门,因为不通公交车,就成了一条步行街。马路两旁很宽敞,一时小贩云集,地摊一个挨一个延伸,很是壮观。工商部门(抑或城管)乐得收些我叫不出名目的什么税,除开迎接城市卫生检查,平时是不查禁的。不知什么时候,地摊中竟然冒出来几个旧书摊。这使我想起了前辈故事,也激活起我久郁心中的淘书情结,于是或下班后,或散步时,总要在这几个书摊前踯躅留连。书摊主都是进城谋生的农民,本身文化不高,谈不上书缘雅趣,这与旧时候熟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书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感觉上也就大异其趣。至于讨价还价,摊主们只是凭着一种本能,他们并不能准确地估摸出书籍的价值。地摊上的书刊大多从废品店而来,有一些是上门收购得来,有旧书,也有新书。旧书大多为领袖经典著作和过了时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有不太切用的各类词典,新书则往往是刚出版即被当作废纸处理的各类政治读物。当然,也有杂志,这些大众文化快餐,看完就扔,最后都集中到了地摊上。封面上的政要巨贾、演艺明星和一些不知名的美乳肥臀们,都被平等地挤放在一块,交相生辉,相映成趣,让人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幽默。      即便如此,旧书摊对书生们来说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每次光顾,我总是耐心地从书堆中一本一本地翻检,找出我认为有价值的图书,一页一页地浏览。那泛黄的书页,污损的封面,在我手中发出飒飒的声音,仿佛在诉说它们过去的历史和不凡的经历。我喜欢留意扉页上的题签,从那些或遒劲,或纤细,或拙朴的字迹中,推测书籍主人的音容年龄、文化素养和人生遭际。这些书籍的主人们也许无法料到,在麓山脚下的地摊前,有一个人在与他们进行着无言的交流。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地摊上值得我买的书少之又少,但我仍然痴心不改,一本一本地淘下去,好像在沙砾中淘金,更像在寻觅一个失落已久的旧梦。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对淘书者而言,我想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失望,因为淘书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过随手翻翻,于意外中欣欣然有所得固然可喜,但无所获亦不可恼,人们寻求的也许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与书本摩挲而生的快感,况且在翻阅中不致于一无所获。于是我得出结论,淘书的乐趣在过程,而非结果。我注意到,淘书者从书摊前站直身子,拍拍手,然后离去,神态都是一样的安然,脸上分明带着满意的神情。我也曾作过比较,在书店买书和在地摊淘书,感觉绝然不同。书店固然好书多,可买率高于地摊,但蹲在地摊前不时挪动双腿,眼睛雷达般从左往右,又从右往左扫瞄,发现一本有价值的书,就如同从亘古荒漠中发现一片生命绿洲的那种喜悦和激动,则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            我也常常在心里默祷,希望能如前辈们有一次怦然心动的意外收获。事实上,只要你具有恒心,并乐此不疲,你就能获得这种精神体验。当然,你不必介意书摊上图书的版本价值,毕竟社会在发展,盛世藏书,已成为时代进步的风标,没有谁会把自己珍贵的书籍拿出来廉价抛售。所以,能得到心仪已久,而从书店又一时无法得到的图书,就可算是意外收获了,更何况书价总比原价低了许多。当今的书生们,大多无能下海淘金,成不了大款,书价就不能不颇费思量了。      去年苦夏时节,于南窗下卧读朱健先生之美文集《潇园随笔》,时有松风穿堂拂面,便觉内外澄明,通体舒泰,很感惬意。朱先生集子中有一文叙及与钟叔河先生“三代”不坠之书缘,并得钟先生赠书《书前书后》云云。      看到此处,我便欲念顿生,想着用什么办法何种途径从钟先生处弄得一册。      想归想,但终于没向钟先生开口索书,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一日晚饭后散步归巢,踱到书摊前,照例从左至右先浏鉴一遍书脊,猛然间,四个白色字体跳入我的眼帘,抽出来一看,没错,是《书前书后》。长36开小型开本,封面为灰白底色,书名竖排,用印章阴阳技法加以变化,线条简洁明快。我拿在手上赏玩摩挲,初以为是“三联”的产品,仔细一看,却是一家海岛出版社。在我的印象中,这家出版社很会利用外地的出版资源,但更多地让人想到商业炒作,能做出一本如此品位的书来,倒很觉新鲜。钟先生学养深厚,腹笥甚丰,被誉为湖南出版界“四骑士”之一,在全国出版界亦享有盛誉。后来的阅读体验证明,这部序跋散文集记录了作为出版家的钟先生的思维轨迹,字里行间灵动着智者的思想之光,除了《走向世界丛书》等名编导读式的叙述,亦不乏对文化理念学者式的阐释,和对人生、友情的真诚独白。疏朗圆润的笔致,于微婉平淡中透出一股空灵之气。愚顽如我者,读来亦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有一次到钟先生家拜访,提起这件事,钟先生爽快地说:“以后要什么书,说一声就是。”并当即送我一套他主编的《知堂书话》。钟先生对我这个晚生后学的奖掖和提携令我十分感激,但我并不为我淘书活动中无谓的付出而后悔。因为淘书过程中由希望到收获的漫长过程,更能满足一个人的期待值和成就感,于平淡无奇中见悠然的那种情致,也是其他方式所不易替代的。      我淘的第二本书是《文坛登龙术》。早就听说过这本奇书,但一直无缘得识庐山真面目。当年鲁迅先生读了这本书的题解,很是赏识,并作《登龙术拾遗》一文,作为对此书的补充,可见影响之大。我抱着隔世的心情读这本奇书,想领略一下前辈文人们的“风采”,却发现60年前的描叙,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适用性。即如鲁迅先生之补遗:“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金中自有文学家”,在现在看来亦是很当令的文坛要术吧。日光之下无新事,文坛发生的一些故事,文人们的某些作派,只不过改换了姓名而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断地重复着,继续着,无怪乎章克标老先生要大发“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感慨了。            自然,我淘的书不止这些,但大多类似于这一类作品,侧重于文化积累和文化批判价值。文化一旦与商业联姻,就如商业生产伪劣产品一样,产生出成堆的文化垃圾。淘书就正如从垃圾中翻检有用的再生资源一样。这个过程是那样的平淡和不经意,但需要的却是耐性与执着,任何浮躁与急功近利的念头都与之相悖。所以说淘书的过程也是陶冶情趣,磨炼人性的过程。说来有趣,从书店买回的书,常常看完序跋或前言后记就丢在一边了,所以书桌上长年堆满了或翻开或倒扣或折页的书本,妻子做清洁时总要埋怨的;而淘来的书,我至少都认真地读过一遍,大概是因为从废纸堆中淘之不易而格外珍惜的缘故吧。人就是这么奇怪,书荒时想读书,当他坐拥书城时,是并不着急去阅读他所拥有的书籍的,总觉得来日方长,而一旦失去了美好的时光,以致万事蹉跎,一无所成,便留下终身遗憾。淘来的每一本书固然值得珍惜,但我们更应当重视我们已拥有的一切,包括上帝安排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人事、友情、快乐和苦难,还有那流水般逝去的生命时光。从淘书活动中“淘”出了这一人生感悟,倒是我始料未及的。      1998年5月       作者:季米 回复日期:2001-6-21 8:04:45  书缘     吴泽顺        予生也晚,很幸运,没赶上用一碗茶钱从地摊上购回一套《石头记》或一大包章太炎《新方言》的战乱时代。可是正当文窦初开,渴望读书求知的年龄,却赶上了新的“焚书”运动。当我的堂叔,一位乡村知识分子痛心地告诉我父亲,他家一部祖传的《康熙字典》也被烧了时,小学生的我,在一旁表现了怎样不凡的吃惊与惋惜啊!尽管当时并不知《康熙字典》为何书。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吧。      我的家乡在湖南省的最北端,长江巨龙般蜿蜒屈曲而下,在这里画了一个几近360度的圆,将家乡裹于它的中腹。另有几条支流和洞庭湖相连,将县境的土地分割成五六块。由于交通落后,地方也就显得偏僻闭塞。      在这样的一个乡野泽国,本就文化落后,碰上那个时代,乡村孩童能得到几本连环画,便可视若珍宝了。记得我有一个小木箱,里面整齐地放置着我的小人书。每隔几天,我就要一本一本地整理一遍。为了增加“藏书”量,我会用心爱的物品,从同学手中换回他们的小人书。父亲从县城买回一套“说岳”系列连环画,锁在他的抽屉里,轻易不示人。这就成了我觊觎的最切近的目标。要知道,“双枪陆文龙”,“大战金兀术”等故事,在当时是怎样地撩拨着一个八九岁孩童的求知欲啊!为了得到更多的小人书,我发恨地读书,自觉地帮母亲做家务,带弟妹,以期获得父母的奖赏。      但家里人口多,没劳力,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有时连口粮都领不回来。所以,父母的奖赏是微乎其微的。      记得有一年暑假,在队上烧砖瓦的师傅需要一个小工,因为他们和我家有些来往,于是将这个美差派到了我头上。母亲答应我,每天一元钱的收入让我用来买书。要知道,无论在大人还是小孩眼里,一元钱在当时都不是个小数目,能买一斤多鸡蛋或二斤煤油。于是一大早我就欢喜雀跃地赶去上工。我的任务是将师傅做好的瓦桶提到晒场上剥离,然后将桶提回,再把另一个瓦桶提到晒场,如此周而复始。刚开始还有些新鲜感,但几天下来,身上晒掉了一层皮,收工回到家里,嘴上虽不叫累,但身子直往地下倒。母亲抱着我心痛,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干这活了。第二天起来,想到一天的劳动所得能买好几本书,就又伸胳膊蹬腿地强打起精神,继续我的“伟大”工作去了。父亲知道我喜欢书,除了勉励我好好读书,长大如何如何之外,有一天,终于将他那套“说岳”系列放进了我的小木箱。这大概就是我最初的“藏书”经历吧。      在县一中就读的大哥,每年放假回来,都要给我带回些刊物杂志。有一次,我从他的网兜里发现了一套上下册的《欧阳海之歌》,一下子就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住了,从此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小说”的书。上中学后,以劳动锻炼为主,反正无课可上,于是与同学们一起偷偷传阅漏网的“毒草”:《红岩》、《烈火金钢》、《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众多的英雄人物故事,一下子将我攫入到一个广袤的精神原野。贫乏稚嫩的心宇,开始变得既兴奋,又迷惘,凭添了几分对人生和现实的思考。      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我的读书藏书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生产队来了五名长沙知青,有男有女,和我年龄相差不大。假期,我总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劳动,因为既可以感受城市文明的气息,听到许多关于城市的故事,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借回乡村不易得到的图书。厚厚的一册《神秘岛》,第一次将我的视域扩大到了国门之外。异域的风情民俗,惊险怪诞的情节,使我对神奇而又遥远的“外国”,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那是怎样的几个不眠之夜啊,那种精神体验,是现在坐拥书城的我所永难感受到的了。为了得到知青手中的图书,我常常瞒过母亲,将家中的食品、蔬菜送给他们,以便联络感情。现在想来,其实我用不着瞒着母亲,热心肠的母亲常常提到这几个城里来的孩子,言语中是充满了同情与怜惜的。这几个大哥大姐后来都回到了长沙,我后来也曾看望过其中的两位。说起当年,都不胜感慨。他们看见我这个当年的乡里伢子学有所成,也为我感到高兴。      随着各类书籍的增加,见识的扩展,我在床头书桌旁立了一个三层书架,将我的“藏书”一一展示在那上面。看上去虽然简陋,但它凝聚了我数年的精神追求和感情世界。望一望,摸一摸,心里就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柔。当时虽不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训,但冥冥之中,总觉得书和自己有着某种牵连,在它身上,寄托了一个乡村孩子莫名的响往和希望。春日融融的时候,我常常独自捧着书,躺在长江大堤的草地上,放纵心的野马,在蓝天白云间驰骋。往来的船只,发出呜咽般的汽笛声,将我的思绪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于是有淡淡的惆怅从心底升起,久久挥之不去。也许是多读了几本书吧,高中毕业前夕,想到求学无门,心中一片茫然。正好那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一种走出封闭,渴求知识的本能,驱使我瞒着家里,偷偷地报了名。体检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让我碰到了武装部一位姓柳的科长而不是另外一个人,使我这个身体年龄都不合要求的学生娃,成了一名军人。      作为一个战士,除了战士的梦想与追求之外,我仍然痴迷于读书与藏书。苍天有情,新兵集训结束后,我被分派在广东的一个地级城市。吃喝不愁,每个月六元钱津贴,除了买肥皂牙膏等日用品,我都用来买书。但七十年代初期,书店可买的书实在不多。后来给政委抄写发言稿,得知其夫人在市图书馆工作,便走了他的“夫人路线”。当时的图书馆并不怎么开放,“封资修”的东西都锁在库房里蒙尘。由于政委夫人的特殊地位,我这个小兵就得以源源不断地从库房中“借”出《红楼梦》、《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普希金诗集》等中外文学名著。开始是节假日躲在公园里读,晚上用手电筒读,后来做文书工作,单独一室,读禁书也就方便多了。三年下来,大学中文系学生必读的文学名著,差不多被我读完了。后来上大学中文系,正碰上书荒,同学们常常为了借到一本文学名著而赶早排队,而我却并不为书所动,但考试每次都是优秀,令同学们好生不解。      当兵三年,提干在即,但关键时刻得罪了指导员,于是做“官”的梦想归于破灭。原因很简单,我生性木讷,不会巴结讨好一类事体,加上多读了几本书,懂得人类原本是一群应有自尊的高级动物。这也是我后来一直乐处草莱间的一个原因。正在这时,得知有同学已上了大学,于是丢盔弃甲,荒不择路地赶将回来,想捡回那个早已忘却的旧梦。记得二哥到码头接我,沉甸甸的两大包,以为我带回了多少礼物,回家兴冲冲拆开一看,除了部队发的衣物,就是书,气得他大骂书呆子。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民族大学教书。报到前,我去看望任系主任的老师。谈起分配情况,他说,考虑到你喜欢读书,才把你分配到这所学校,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所大学啊!就冲老师这句话,我踏上了西行的列车,也一步踏上了以读书、教书、著书为职业的人生之旅。孩童时代对书的响往和痴迷,终于有了一个理想的延续,书缘之说,也似乎得到了某种应验。      此后的十年,是我与书相依相伴、荣辱与共,关系最为密切的十年。      青年教师,既是老师,也是学生。大江南北,留下了我问学的足迹,巴山夜雨,曾伴我寒窗苦读。不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逛书店,只要有自己需要的专业书籍,宁肯饿肚子,也要买下来。在四川求学三年,每月生活费60元,我竟买下了500多元钱的专业书籍。改革开放伊始,书荒严重,加上地处边远山区,信息不通,于是想方设法托朋友从外地购书。      有一次,得知广西南宁新华书店有《康熙字典》,却苦于无门,最后辗转打听到数学系有一位教师在南宁进修,便厚颜请这位素不相识的同事代劳奔走。当我捧着厚厚一册影印本《康熙字典》时,得到的不仅仅是内心的喜悦,它还使我想起了堂叔家被烧的那部《康熙字典》。同一种书,两种不同的遭遇,折射了时代的沉沦与变革。在中国,古往今来,书的命运,直接关联着读书人的命运。我暗自庆幸,终于赶上了一个可以自由读书的时代。十年的求学问道,十年的艰苦磨炼,使我在专业领域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也得到了我读书生涯的第一次回报。出版了学术专著一部,在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      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读书范围的扩大,我的庋藏也日渐丰富,遇到搬家,就成了一件最头痛的事。在大学,青年教师的地位大概是最为低下的,住房待遇常常不及一个打字员或勤杂工(因为他们是为官员们服务的)。在我们这个有着儒家传统的国家里,官本位的观念是不分民族和地域,而坚执地留存于各色人等头脑之中的。一个教书匠,且是一个没有地位和特殊关系的教书匠,受到房管部门的蔑视,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当了十年青年教师,至少搬了十次家。东西倒无所谓,因为本就没有什么财产,只是委屈了我的书籍,让它们多次饱受裹勒颠沛抛卸之苦,还要因件数多、重量大而承受搬运工的奚落与嘲讽,这是我每每最感难堪也最为愤愤不平的事。      27岁那年,年轻同事们纷纷成家,系主任见我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样子,有一天对我说:你也该考虑终身大事了!于是就有好心人上门说媒,于是结婚提到了议事日程。学校开恩,分给我一间12平米的房子,除了一床一桌几橱书,一时显得空荡荡的。妻子出身医生世家,自己也学医,倒不嫌我这个“杀人无力求人懒”,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穷人,一切都由她筹备打点。在她一帮同学的热心拾掇下,将“洞房”布置得焕然一新。最后有人发现了新大陆:我的几个灰暗的书架居然雄踞一方,俨然与新橱新桌分庭抗礼。于是就有人提出移到走廊上去,自然遭到了我的断然拒绝。再提,就用铩手锏:宁可不结婚,决不糟贱我的书友。她们只好妥协,用两块新布遮住了事。从这一刻起,我心中就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      九十年代初,我调入省城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仍然整天与书打交道,买书、读书、藏书,仍是我生活中最大的赏心乐事。职业变了,读书也开始往“杂”处发展。我读上古神话,读生殖文化论,读弗洛伊德,读王国维,读沈从文,读张中行,也读游戏文章和歪诗。我喜欢那些真正具备文化积累价值,具有丰厚历史底蕴和人文精神的作品,从它们那里汲取丰富有益的营养。几年下来,我又迎来了读书生涯的第二次回报。发表了一系列神话学论文和书评,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另有编著、编注数种,改编和今译古籍数种,总字数达到了500万字以上。      随着交流的增加,藏书量越来越大,但是我仍然没有一间书房。卧室里只能摆两个书柜,于是床底下,客厅和儿子的房间,到处塞满了成捆的书籍。一楼潮湿,每当春天来临,书上就生出许多霉点。望着这些无法见天日的书友,我常常因为不能善待它们而黯然神伤。进入不惑之年,终于有一天,我分到了一套新居,三室二厅,拥有一间书房的愿望于是得以实现。我请木工师傅按尺寸做了10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橱,近万册随我四处奔走、饱受颠沛裹扎之苦的书友,终于有了最后的安顿之地。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默默伫立书橱前,凝视着、抚摸着这些从东西南北汇聚而来的书友,心中涌动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思绪。它们虽然形状风格各异,内容迥然有别,但都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之光,跳跃着不朽的文化精灵。      书与人,人与书,书与书,精灵与精灵,能够数十年相依相伴,荣辱与共,又岂是一个“缘”字了得?本人何幸,千千万万乡野顽童中的一个,竟然成为了拥有数十庋文化典籍,更拥有广袤精神自由空间的读书人?应该感谢时代,是新的时代对知识重新定位,将中国的读书人从“原罪”(既读书,就不是文盲,就不是体力劳动者,就天生反骨。)中解放出来,且蕴育出更多的读书人,并用古老的历史昭示着一条朴素的真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有了独立的书房,使我的恋书情结与日俱增。除了伏案工作时间之外,有事没事,我更喜欢在书房徜徉。春夏之间,尤喜南窗下卧,手捧闲书一册,神慵意懒,目倦而眠。岳麓山松涛阵阵,不时有凉风穿堂而过,便觉心旷神怡,通体舒泰。于是仿靖节先生,亦以“羲皇上人”自喻,并以“松风堂”作为我的书斋之名。“松风”二字,有朋友解为松树之风格或品格。高则高矣,但与本人趣旨不类。松风,即松林之风,清举徐引,肃肃森森,人入其中,尘世恍惚远去,杂念顿即消弭。放逐灵魂,在空寂的精神旷野尽情地游荡;静闻松涛,逼仄的胸襟变得冲淡清朗。《世说新语》谓稽康“肃肃如松下风”,就深得其神韵。我曾化用古人诗意,作书房联曰:“松风入耳声弥静,山月照人夜更幽”,多少表达了我对宁静致远,淡泊自如,红袖添香夜读书那种文人雅致的一种响往。然而,前人那种“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的清心和雅趣,在今天是难以产生,并难以寻找知音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不相信灵魂的时代。随着各种形式的经济开发区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精神的王国便一个个开始倾圮沦陷。人们将目光盯住金钱和物质,再也无暇顾及心灵的自救。人类的情感正在日益沙化,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尊也一点点被蚕蚀。无论是学校,还是研究所,我们都可以见到浮躁不宁面容紧张为钱奔波为钱忙的读书人,可以听到他们或兴奋或沮丧地谈论股市行情和关于股市的小道消息。有一天,妻子也试探着动员我下“股海”,理由自然列了许多条。      我不无自嘲地说:“我一无此本领,二无此兴趣,股海,苦海也,你就放我一条生路罢!”妻子知道我九头牛拉不转的脾性,笑一笑,只好作罢。于是我得以仍然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我买书、读书、编书、著书、藏书的“书虫”生涯,并不时用朱文公的《四季读书乐》勉励自己,以防意志的蜕化与消沉。俗世浮华,难免有动摇心性,败人清静的时候。每当此刻,我便关上门,一个人静静地呆在书房,冥冥之中,便觉有前修硕彦:老子、庄子、陶渊明、李白、苏轼……一个个向我走来,或笑或嗔,亦喜亦忧,便觉有一股清凉之气贯穿灵府,达彻六根。真元返本,烦恼于是远遁。      白云苍狗,逝者如斯。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太短暂了,又何必为那些生活中宵小之徒的攻讦而在意呢?又何必为攫取身外之物而如牛负累呢?      “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的自由升华。什么是自由?自由是对时尚的一种逆动,人人都这样你偏那样,人说其不可你偏为之,聪明人不屑一顾的事你偏要试一试,众皆滔滔你偏寂寂。做一个精神上的孤独者,可能正是朝向精神守望者,以至思想者的第一步。所以真正的读书人,是要耐得住寒窗夜雨孤灯再加一条冷板凳的孤独与寂寞的。正如贾平凹先生所言:好读书就得受穷,好读书就别当官(反之亦然),好读书就没个好身体,好读书就不是好丈夫(当然也不是好妻子),好读书就没有好人缘,好读书就性情古怪。坏处自然还有许多,但贾先生毕竟因为好读书而成了知名作家,而更多的读书人,仅仅只是为了读书本身的乐趣,并没有从读书这一行为中得到自身的价值体现。常有红道的朋友揶揄我:“买这么多书,读得完吗?”言下自有哪里用得着读如许多的书之意;生意场的朋友见面时则不无嘲讽:“我的教授,又在写什么大作?”言中自然含有一点你能从读书著书中得到多大实惠的意思。然而,我仍然固执地坚守着我的精神堡垒。在我的书房,还挂着这样一幅对联:“热闹中着一冷眼,省去许多苦心思;冷落处存一热心,便得不少真趣味。”这冷落之处,就世俗而言,恐怕只能是指读书了。然而在我看来,人不怕失去,但不可没有寄托灵魂的精神家园。      大道无形,为而不有。我只能以此自慰并自勉,继续将我的“书缘”向前延续,再延续,直到我生命的终点。      1997年2月    摘自《书屋》网站   作者:季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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