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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蕤:我为什么参与维护汪晖权益的联署

cterm 2010-07-22
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首发

原文地址如下: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contribute/201007/7227.html

汪晖的学术争议事件已经延烧两岸,两份各有多位学者列名的联署书加上素有自由开放色彩的大陆媒体热切报导与网络知识分子的犀利攻防,这些言论的交锋引发无限猜测和联想,也搅动从意识形态到学术专业到政治定位的各种暗流激荡。

自从我参与联署后,不少大陆朋友都表达好奇、疑惑不解或甚至质疑;由于每个人参与联署可能都是出自于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建基于不同背景经验的考虑,我决定还是站出来说明我的想法。

我个人参与联署声援汪晖,主要是「回应」某些学术人士联署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小组的这个举动。我的经验告诉我,那种动作因为有集体的态势,更有大众媒体的管道发布,其实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也带来妖魔化的定罪效果,在还没有查清楚事情、当事人也还没有说话之前,就已经使群众觉得这个人一定做了那些被指控的坏事,以致于有这么多学者集体要校方快速采取调查的动作。这种因为集体和媒体所形成的情绪效应和个别媒体无关,而是集体态势和媒体聚焦本身就会产生这种效应,而当这样的阵仗针对的是一位过去被争议的学者时,中间所牵涉到的力...
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首发

原文地址如下: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contribute/201007/7227.html

汪晖的学术争议事件已经延烧两岸,两份各有多位学者列名的联署书加上素有自由开放色彩的大陆媒体热切报导与网络知识分子的犀利攻防,这些言论的交锋引发无限猜测和联想,也搅动从意识形态到学术专业到政治定位的各种暗流激荡。

自从我参与联署后,不少大陆朋友都表达好奇、疑惑不解或甚至质疑;由于每个人参与联署可能都是出自于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建基于不同背景经验的考虑,我决定还是站出来说明我的想法。

我个人参与联署声援汪晖,主要是「回应」某些学术人士联署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小组的这个举动。我的经验告诉我,那种动作因为有集体的态势,更有大众媒体的管道发布,其实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也带来妖魔化的定罪效果,在还没有查清楚事情、当事人也还没有说话之前,就已经使群众觉得这个人一定做了那些被指控的坏事,以致于有这么多学者集体要校方快速采取调查的动作。这种因为集体和媒体所形成的情绪效应和个别媒体无关,而是集体态势和媒体聚焦本身就会产生这种效应,而当这样的阵仗针对的是一位过去被争议的学者时,中间所牵涉到的力道就更为复杂,也就更须要谨慎对待。

2003年我个人就面对过类似的动作。台湾的11个保守宗教团体集体出手,配合着政治作秀的民意代表,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将我的学术研究描绘成散播猥亵。这个集体的动作和电视与报纸媒体显着报导聚焦的加温,立刻激化了舆论和观感,使得我所属的大学机构感受极大的污名压力要处理我,在这种只有单一观点和声音的情况下,另外一些学者和团体发言来形成论述上一种平衡的力量是绝对必要的。就像这次的汪晖事件一样,抄袭与否都还在辩论过程中,没有定论,如果祇有一方提出大学行政机构应该严办介入的声音在媒体中放送,这是非常不利开阔的讨论和厘清的。当年我面对类似情况时,全球35个国家的知名学者、专业团体与人士约两千多人都联署声援我,就是用另一种公评来挡住妖魔化所形成的单向氛围。这次有关汪晖的平衡联署因此并非「包庇」汪晖,而是撑开社会讨论的空间,不要让隐然的预先定罪封闭了开拓议题的机会。

有人质疑我为何联署「诬指」媒体是有计划地蓄意攻击汪晖,这也需要一些说明。联署书提到organized media attack时,我并没有理解为媒体有计划蓄意攻击汪晖,因为这不是organized media attack的意思。我的英文背景告诉我,organized media attack指的是有组织的「透过媒体」指控汪晖。如果说这句话改成media organized attack,那就是媒体本身有组织地攻击汪晖。Organized media attack和media organized attack是不同的,前者的组织主体不是媒体,而是「透过媒体」来发动的有组织攻击。而所谓organized或有组织地,我也没想得那么复杂:就像我现在参与的这个联署也是有组织的一样,「有组织」意味着不是个别散乱的,但不一定是阴谋。也许联署书的措词会引起误解,参与联署的人也不见得都同意所有的用字与细节,但是大方向是同意的,那就是企图藉这个联署来平衡因为集体表态和媒体报导所形成的舆论压力。

除了想要平衡那种舆论压力之外,我对直接诉求清华大学进行调查也觉得忧心,因为这个动作把一个「事件」简化成为一个「案件」,最终要求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是非有无而已,而且是诉求一个行政阶层体制来判定是非对错。如果批判汪晖的人真的如他们所言,急切关心中国学界长期广泛存在的抄袭问题,那么真正应该要做的,是更积极的借着这个事件来深化对于学术引用的检视和认知,并且对学术成规、学术实践、学术判断等等议题进行更多反思批判,藉此敦促各方学子和学者都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脉络以及其中的权威权力操作。我自己的学习和教学经验告诉我,学术资料的引用和使用是一门需要持续学习练习的专业绝活,因此,想要杜绝抄袭恐怕并非严惩重罚可以达到。何谓抄袭或者引文方式等学术规范问题并不是简单问题,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有定论或「普世价值」,我自己曾建立一个写作网站,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术引用提供了一些简单引导,也针对学术抄袭搜集了相关资料,在网站宗旨之下,中央大学哲研所教授宁应斌和我自己也针对论文写作写了两篇文章,内中有提到原本是英美学术的论文写作模式现在占据了普世标准的位置。但是由于网站性质是帮助学生写作,所以并没有针对学术写作或引用规范的背后政治,做出完整的阐述,仅约略指出「引文」规范问题本来就涉及学术殖民主义以及学术理论派别与政治等等基本问题。我的同事与好友丁乃非也曾谈到,中国论说文章写作习惯中对敌对论点的含蓄呈现,以及中文写作以「综述」为主要论证模式的习惯,都和英美专业学术论文的捉对厮杀、敌我分明的写作方式有别。换句话说,引文的格式与引文的规范都是很复杂与政治性的问题,与其所座落的文化脉络和专业发展有关,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调查可以解决的问题。

抄袭是一个严重的罪名,也是一个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确认厘清的事情,不适合要求快刀斩乱麻。王彬彬既然已经提出了他所认为的抄袭证据,另外一些学者也据此做了响应,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另一波的讨论,针对这两组不同的证据来继续对话检视,也藉此扩散对于学术引用的认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管这件事情未来如何结局,就算证明汪晖清白,这段时间的污名煎熬和情绪对立也已经形成了另外一些沈淀和内伤,这不是水落石出可以轻易逆转的。这也是我对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和严重后果的集体控诉模式有所保留的另一个原因。

有人认为汪晖抄袭的证据很明显,找到了就如获至宝,直接诉诸公众;但是即使看来铁证如山,也可能根本经不起考验。我自己从1990年代末期在学术网络上建立了「社会性别」(gender)与「社会性」(sexuality)的研究资料库,多年来持续收集相关资料,但是非学术的保守宗教团体却在十年后刻意提出检举,直接把所谓「证据」展现给大众媒体与民意代表,2001年援交网页事件经过媒体喧腾和对我的妖魔化,最终交给学术界裁判,并被认定是学术言论自由涵盖的范围,对方没有得逞,但是媒体的耸动渲染已经使各方对我形成特定负面印象。2003年人兽交网页事件再度掀起,对方更在大众媒体造势后直接诉诸司法,虽然最终的司法审判也认定保障学术言论自由,判我无罪定谳,但是对我的伤害已经造成。在两个案件中,对方都是以媒体舆论带动民意压力,要求学校与教育部「处理」,也因为接连两个事件中媒体舆论的排山倒海压力,使得学校与教育部后来都无力插手,我必须独力面对司法。对于一般人或起诉的检察官而言,像人兽交网页这个案件的「证据」似乎是清楚明显的,铁证如山的,因为确实可以透过我的网页层层连结最终连到人兽交的图片。可是事情的真相和意义又远比眼睛看到的复杂:孤立的取出一件证物呈现,而略过其所座落的更大学术脉络与相关的学术意义,就根本无法处理这类学术议题。

还有人认为汪晖应该尽快出来回应抄袭的指控。但是学术界和大众媒体所在的热闹激情世界不同,后者的逻辑是:某甲向某乙叫板,然后捉对厮杀,大家围观看热闹。可是在学术领域中,被批评者没有义务一定要迅速回应批评;相反的,所有的批评都可以提供大家公评,旁人或后人也会加入批评与回应的行列,因为学术假定了对事不对人,所有的论点都是可以公评的。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不知有多少人对我的写作和论点提出零星或全盘的挑战或质疑,我没有理会绝大多数的挑战,有时是因为那些挑战涉及整个知识体系与价值选择,自己一时很难回应,可能成为我余生学习研究的问题意识或者有别人更有能力回应这类挑战;有时则是因为我自觉不必为了他们的误读误解与情绪批评来浪费我的时间。对于这类的事情,影响我最大的是两段关于马克思的往事。马克思曾被怀疑引文的正确性,当时指控者也是义正词严、振振有辞的,这件事情后来变成「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这是引自《资本论》第四版序言的),结果当然是一场闹剧。另一件事则是马克思曾花费近一年的宝贵时间精力,写了一本与他人论战缠斗、但是现在看来价值不大的《福格特先生》,这都是让后代扼腕的事情。现在很不幸的,汪晖事件变成了媒体与政治事件,形成了当事人一定要出来表态答辩的压力,如果当事人不出来亲自表态答辩,就好像不负责任或心虚等等,但是这其实并不是学术界的逻辑。

我希望汪晖事件可以回归到原点,例如,讨论写作当时中文论文写作的引用规范到底为何,以及汪晖的写作模式在这样的规范之下会被认定为何。学术论着是否抄袭,理应在学术刊物、学术圈里用专业知识语言以完整论文著述,不但把证据呈现出来,而且进行分析,不刻意忽略对作者可能有利的诠释,这就是诉诸学界的公评。在这里,不但会牵涉到中国的学术氛围;出于汪晖的国际地位,也势必遭遇国际的公评。不过这倒不见得是什么殖民主义的介入,就如同我的同事丁乃非提醒过的,对中国长久以来论说文的写作习惯与成规的适当认知,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例如)坚持某些清晰对立的引用方式,恐怕也和源自西方的学术专业实践有一定程度的关连。

事到如今,有关学术成规的严肃讨论才要开始,在这个对中国学界十分重要的工作上,我倒是期待汪晖能用自己的例子来做出具体的贡献。不同的社会脉络当然有不同的力道分布和操作原则,中国学界要怎样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和规范,这恐怕需要大家一起协力合作才能达成。

(2010.7.20)

作者系台湾中央大学 文学与文化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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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门答腊
    参考网页:
    《论文写作网站》 http://sex.ncu.edu.tw/papers/index.htm
    《反智慧财产权》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YouthLibFront/YouthSubculture/AgainstIntellectualProperty/index.htm
    《动物恋网页事件》http://sex.ncu.edu.tw/animal-love/animal-love_index.htm


  • 读书米
    时代周报 专访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白露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2010年07月22日10:16我来说两句(0)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剽窃是对智识成果的蓄意偷盗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会发起这封公开信的签名?

      白露:这本来不是一封公开信,而是写给清华大学同仁的私信。它的起因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从四月开始收到一些无端的、内容一致的匿名信,要求我们注意“汪晖的剽窃”。一位署名 “Kev”或“Kevy”的人,自称是此类信件的作者之一,联络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我多次给他写信,问他是谁,还希望知道他有些什么证据,他都没有回答。这个事件标志着我们介入的开始,我们同时越来越怀疑一场有组织的活动可能已经把我们当做对象。所以当某位不知名人士把我们给清华校长的信泄露给了中国媒体后,我们最终决定自己发表该信,以驱除对我们的怀疑、表明我们的意图。这封公开信的联署名单包括了检查注脚的翻译者、亚洲研究的专家、历史学家、与翻译们合作的重要学术出版社的编辑,还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以中文或者其他翻译语言读过汪晖作品且关心此事的知识分子。

      时代周报:信中说,关于汪晖的著作,“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你认为依据何在?

      白露:网络百科全书Statemaster用兰内格兰教授的例子定义剽窃如下 “剽窃是对于智识成果的蓄意偷盗。例如,南非金山大学的教授马可斯•查贝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进行了剽窃。他使用的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金百莉•兰内格兰的著作,他对兰内格兰教授的作品几乎进行了逐字抄袭,并把抄袭结果呈交新学院大学。”

      汪晖教授并没有在拷贝他人的著作后,再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我们没有看到蓄意作假的证据,也没有发现故意欺瞒的企图,也就是说没有剽窃。汪晖引述他人作品的事实,就证明了他缺乏作假的动机。王彬彬集中地调查了汪晖22年前的博士论文,举出了他的证据,而这些证据也已经被中国学者钟彪、舒炜和魏行细致地分析和论述。他们分别宣布汪晖的错误既不是有意的盗窃,也不是汪晖论文的重点。另外,汪晖旧作的注释风格符合上世纪80年代的编辑风格。注释的问题至多只能说是不仔细,而不是蓄意欺骗或者误导。

      把自己交付给对象去审视

      时代周报:信中提到汪晖“在国际亚洲研究中的重要性”,你认为这种重要性表现在哪里?

      白露:如果你要问为什么汪晖被认为对国际亚洲研究有重要影响,那么他的著作的翻译书目或许可以帮助解释。

      显然地,世界各地的读者和知识分子都在讨论中国和中国的精英们对于国际政治、学术工作和智识辩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性。汪晖教授就是参与这些辩论的一个重要学者。关于中国在世界中扮演何种角色,汪晖教授有着广泛的著述,包括地区主义、朝贡体系、政治制度和军事对抗。我们当中有同意汪晖教授的也有不同意汪晖教授的,或有些时候同意而另一些时候不同意的。而重点在于,汪晖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他的研究、出版著作、反思性文章和演讲是当代中国现代性论争的一部分,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世界文化和历史作贡献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他成为了许多前沿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影响着众多学者、学生和一般读者。

      时代周报:信中提到“汪晖影响了国内和国外的学者”,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影响?

      白露:中国对世界有重要的影响力,而中文是一个国际语言,就像英文和西班牙文。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用法文念福柯,而是用英文、中文、西班牙文或日文等语言来阅读。中国学者如今用中文阅读世界各国的学者的论述,如韦伯、哈贝马斯、齐泽克、阿马蒂亚•森和竹内好等。这是学术生活的正常面向。所以世界各地的学者,通过中文报纸、博客、书籍文章,越来越紧密地追踪中文学术世界的事件,就一点也不出奇了。这就像我们这些中国研究学者(无论是不是中国人),跟踪柏林、巴黎、东京、悉尼和约翰内斯堡的事件一样。正因为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性,所以人们开始学习中文,有些甚至从小学和中学就开始。世界各地的读者和学者学习中文正是为了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汪晖的影响力超过了学界的许多学者。无论你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汪晖呈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从而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是如何在过去几世纪中兴起的。他的写作是学术性的,是能够被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读者理解的。他的著作广泛流传,已经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西班牙文、英文、葡萄牙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阿拉伯文。

      国际学术界从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达成内部共识。我们的工作是与我们学习的对象合作,并把我们自己交付给我们的对象去审视。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学者和世界其他地方学者。在事实中发现真相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它需要对于学术正义的耐心、忠诚和审慎的思考。
  • 阿谁
    额,很多年没看网站首页,觉得字小行密,界面不甚友好,个人意见.
  • 魏无牙子
    白露为霜,好像比大陆人还了解大陆呵呵
  • 鬼谷子
    应该把白露的采访单列一个贴子。
    刘婊子及读品诸人不断攻击国际学者的签名事件,白露的这个采访是给他们的一记耳光。
  • panchao
    何教授参与的社运是支持人兽性交?
  • cterm
    白露在《时代周报》上访谈的未删节版英文版
    敬请移步:
    http://www.cul-studies.com/bbs/dispbbs.asp?boardID=5&ID=30352&page=1
  • 老子徒弟
    汪晖一是把长江图书奖大模大样送给自己,二是主编《读书》时,排斥异己,大肆贩卖戈培尔、姚文元等纳粹左倾分子的价值观,三是肆无忌惮抄袭,而且厚颜无耻无动于衷------汪晖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中国那些代表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左倾文化流氓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廉耻和人格,堕落到最无耻的境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下三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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