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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法律思想

guoran 2010-07-22
涂尔干作为最早从社会学角度系统研究刑罚问题的社会学家,其研究刑罚的目的在于解决其终生的问题:社会团结,也即个人与社会之间如何协调一致,或者说社会赖以存在的协调一致环境如何得以实现。这一问题之所以引起涂尔干的关注,则是基于对社会急剧变迁所导致的欲望膨胀、行为偏差和社会混乱的失范问题的深切体察,对如何消除社会病态,恢复正常秩序的社会整合问题的关怀。而上述问题的存在,显然与作为现代社会秩序最重要基础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于是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工作核心可以理解为:如何在建立在社会分工导致的个人分化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获得社会团结。正如江溯博士注意到了的,在涂尔干看来,劳动分工在社会中是很先进的,它产生了团结,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和证实分工产生的团结在多大程度上带来了社会整合,而涂尔干认为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对社会团结形式进行分类才能予以准确回答。基于这一方法论原则,涂尔干选择作为社会团结外部表征或“看得见的符号” 的法律中寻找社会团结的类型,而且坚信只要把不同的法律类型区分开来,就能够找到与之相应的社会团结类型。于是,法律问题就成为了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一个重要切人点。如涂尔干所认为的,法律戒规在一定...
涂尔干作为最早从社会学角度系统研究刑罚问题的社会学家,其研究刑罚的目的在于解决其终生的问题:社会团结,也即个人与社会之间如何协调一致,或者说社会赖以存在的协调一致环境如何得以实现。这一问题之所以引起涂尔干的关注,则是基于对社会急剧变迁所导致的欲望膨胀、行为偏差和社会混乱的失范问题的深切体察,对如何消除社会病态,恢复正常秩序的社会整合问题的关怀。而上述问题的存在,显然与作为现代社会秩序最重要基础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于是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工作核心可以理解为:如何在建立在社会分工导致的个人分化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获得社会团结。正如江溯博士注意到了的,在涂尔干看来,劳动分工在社会中是很先进的,它产生了团结,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和证实分工产生的团结在多大程度上带来了社会整合,而涂尔干认为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对社会团结形式进行分类才能予以准确回答。基于这一方法论原则,涂尔干选择作为社会团结外部表征或“看得见的符号” 的法律中寻找社会团结的类型,而且坚信只要把不同的法律类型区分开来,就能够找到与之相应的社会团结类型。于是,法律问题就成为了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一个重要切人点。如涂尔干所认为的,法律戒规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定义为能够进行制裁的行为规范,根据制裁的类型可以将法律划分为两类:有组织性的压制性制裁和纯粹的恢复性制裁。第一类包括刑法;第二类包括民法、商业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等。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社会团结的两种基本类型:与压制性制裁相对应的是“机械团结”;与恢复性制裁相对应的则是“有机团结”。“机械团结”存在于分工不先进的原始社会或传统农村社区;“有机团结”的典型形式是现代工业社会。
综上我们发现,涂尔干从社会学角度予以直接关注的并非作为刑事实体法调整社会手段的刑罚,而是更为宏观意义上的“制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发现对我国当前刑罚制度改革有助益的营养成分。涂尔干认为,犯罪是“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行为,而来自于刑法的制裁手段,也就是刑罚,则是由于共同的信仰或者共同意识被违反而导致的一种带有强烈感情的反抗,其作用在于通过维持充满活力的、代表社会相似性 j(嘲’的共同意识来极力维持社会凝聚力。基于这一前提,涂尔干指出,惩罚的强度是随着受到伤害的感情的强度而变化的,浓重的感情总比柔弱的感情要反映强烈一些。‘3 于是我们不难想象,在社会分工不发达的社会里,由于人们之间的彼此相似,分享着相同的感情,赞同着相同的道德准则,承认着相同的
神圣事物,所以对于犯罪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此即涂尔干所谓“集体意识越强烈,对罪行的反应越强烈”之规律。 因此,刑罚及其所强化的共同意识,在简单社会的凝聚上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这正是机械团结的基础所在。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进入“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的人们彼此之间不再以相似性关系而相互团结,而是有如人体的各种器官,各有各自专门的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自由地信仰、表示自己的愿望和行动。集体意识所能够驾驭的范围明显缩小,人们对于触犯戒律的集体反应也就减轻了,从而导致了刑罚的强度和作用的相对降低。至此,涂尔干为我们清楚地勾勒出了刑罚发展的如下轨迹: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团结的方式也发生了必然变迁,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为维护社会相似性而备受重视的强烈刑罚已经不能再作为维护现代社
会团结的核心手段了。这一规律在涂尔干的《刑罚演进的两个规律》一文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阐发。然而,刑罚作用的降低并非涂尔干现代社会“有机团结”的全部内涵。由于社会分工并不排斥最低限度的集体意识的形成与存在,否则社会分工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团结,还会导致社会的解体,L4“ 所以涂尔干并未完全否认在“有机团结”社会中以刑罚为代表的压制性制裁手段的作用,而只是说其“再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罢了。而作为社会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压制法退缩之后的补充,以“拨乱反正,即把已经变得混乱不堪的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为目的”[ ] 的恢复性制裁开始占据更为显著的地位。究其原因,无非是现代社会把个人同社会维系起来的纽带,已经不再依赖于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相反,他们越来越成了劳动分工的结果。-3 J( ㈣这一认知与
刑罚作用的降低一起,构成了“有机团结”社会制裁手段的完整内涵,其意义与现代刑法学界所认识到的“破除刑罚万能论”、“破除重刑的神话”、“刑法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 等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实际上,非独涂尔干的上述思想,从社会学的角度开展的对现代社会中以国家为核心要素的正式法律体系之核心地位的再审视中也同样可以得到上述启示。在我国当前刑法学界实证主义法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这可能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美国学者迈克尔•瑞斯曼集近二十年之功完成的《看不见的法律》一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身处正式法律之外而长期被忽视,但却无处不在且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微观法律图景。论者明确指出,当代主流的法律理论——强调国家是所有法律体系的核心要素,是最主要的法律之源— 这种理论会误导我们对整个法律领域的关怀方向。_5 与国家相关的法律诚然重要,然而现实的、生活中的、微观的法律在所有的人类关系当中,小至两人间最简单短暂的相遇,大至最全面而持续的互动,皆俯拾可见。与正式的法律一样,微观法律同样不可缺乏惩罚与执行。所不同的是,微观法律
的制裁不要求非有特定的机构去完成,而是由事件的参与者依靠存在于人们之问期待予以执行。【5JP 虽然与正式的法律惩罚一样,微观的法律制裁同样可以带来剥夺人性尊严的痛苦,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能会有报复行动,但是相对于正式的法律制裁,尤其是刑罚而言,显然是轻微的,甚至是琐碎的。但是其对于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却可能远比传统宏观法律体系当中的惩罚制度重要,传统的惩罚制度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其极有可能从未有机会领教。 “n 论者通过一些具体的生活场景为我们展现了微观法律及其制裁的作用。如当一
种观看行为从信息收集转变成具有冒犯性的注视,被注视的女人就可能采取皱眉、露出厌恶的表情、反瞪、寻求男友的臂膀等方式加以非语言的制裁,如果有必要还可以采取更为严厉的语言制裁,如“不要再盯着我看”等。这些制裁的广泛而有效的存在本身即足以告诉我们刑罚作用的有限性。
应该说,以上关于涂尔干在“社会团结”主题之下对刑罚问题的社会学思考,江溯博士所做的评述是较为中肯的,但如果能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发掘可能会有更大的收益。笔者个人觉得,在涂尔干l9世纪9O年代后期开始的研究中,有一个更为有助益于我国当前刑罚改革的内容:即涂尔干“象征分析方法”。-6j“象征” (representa—
tion)是涂尔干在其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运用的一个概念。杰弗里•亚历山大明确指出的,涂尔干的象征符号组织理论和他对团结的分析同样重要。-6 啪”在这里,宗教被理解为是社会本身的产物,人类崇敬的不是别的,只是他们的社会。H J(哪 人类不知不觉中崇拜的神圣的东西首先依附在集体的、非个人的力量之上,这种力量恰恰就是社会本身的再现。【4 J( ’于是,宗教与社会之间就具有了一种象征与被象征的关系,具体而言,
宗教是社会的象征符号,宗教利益只是社会和道德利益的象征形式。通过宗教,包括社会集体意识在内的社会整体性力量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借助这样的象征分析,涂尔干试图达到恢复对“社会团结”而言必不可少的信仰的目的。如果将这种象征的意义推而广之,包括刑罚在内的社会仪式、理念、行为、人、物件都可以作为象征某种社会力量的符号客体,想想“宝马车”、“中华烟”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即可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承认刑罚是整体性社会力量的某种象征,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通过刑罚适用有效地宣喻居于背后的社会整体
意识,又如何保证通过刑罚来引导一种有助于社会团结的集体意识呢?以往我们过分关注了刑罚正当性根据、刑罚体系设置等静态问题的研究,而这一问题则启示我们思考如何通过特定的仪式化的动态司法过程来实现刑罚效果的最大化,同时在刑罚制度与社会力量的动态关系当中寻求最为有效的刑罚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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