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低语汪、朱案
来自: 末底(寡人有疾)
据说历史曾经结束了。虽然寂寞,然而江湖并非从此没了风波。 先是,王彬彬质疑汪晖涉嫌抄袭,60多名学者在《中国青年报》刊发公开信,要求有关学术机构介入调查“汪晖事件”,稍早前有80多位海外学者发表公开信支持汪晖,声称在其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剽窃现象”。不久,《朱学勤:学术界又一个“汪晖”?》称《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的学术问题和汪晖《反抗绝望》有诸多相似之处。朱汪关系使人想入非非,按照某种划界标准,汪晖向来被认为是新左派的旗手人物,而朱学勤则被看作为自由派的领军人物。汪晖和朱学勤不仅思想迥异,各有立场,此外,二人据说还有非学术的纠葛。如此说来,汪案与朱案的发生岂不是很有些学术政争的嫌疑吗? 作为旁观者,我倒希望这是学术政争的结束,是学术规范机制(内生的学术纪律)建立的开端。因为这二人暴露的问题并非仅属于他们本人,两位学界尊宿以及与他们的同龄或者年龄不相上下的许多学者其实都存在同样问题。易言之,问题属于一个时代。稍微有心的读书人都不会不注意到我国学界的江湖味很重而规范性不足的事实,特别是最近三十年间成长起来的所谓“新时期”学人,其中不少不是在遵守规范(实际上也没有规范可遵,据说因为是“社会转型”)的前提下成为学者而是在无法之法、在学术游击中寻求成名成家,建立自己的所谓学术小王国的。这一时期许多学者的著作甚至学术见解连通俗读物的水平都不及,不少人在学术写作上除了模仿粗制滥造的教科书外,毫无追求,毫无头脑。比较而言,汪、朱还算有点追求的。但他们生存的大环境毕竟是相同的。 实际上,过去的三十年间,我国学术界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生态体系(包括人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体系的形成有有极大的独立性和实践逻辑。今日出现所谓“失范”问题是这一体系本身的衍生物。实则并非“失范”,因为一直“无范”可失,大小诸侯互相争斗,这一体系内部一直缺乏自律机制和规范性,说“失范”真是有点滑稽的。存在“剽窃”或许更准确。汪、朱是在这个无范可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人物”。要想借着清理他俩而逐渐建立某种学术纪律体系或者学术伦理体系,这个过程确实不太容易,然而如果真要做,现在也许正是很好开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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