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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 布罗茨基 951成员

关于布罗茨基的三篇文章

墓中無人 2017-09-25
给布罗茨基作注
切斯瓦夫•米沃什著/梅申友译

对于很多同时代的诗人而言,布罗茨基是后盾,也是参照。他的作品和经历时时提醒人们:写作确实存在着等级,尽管人们经常在口头和书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写作等级不是经由“三段论”推导出来的,也不能通过讨论来判定;而是由我们日日常新的生活和写作去证实的,好比我们对于美丑、真假、善恶、以及自由和专制所作的基本区分。最为重要的是,等级彰显的是对高贵的崇敬,对低劣的鄙弃——不止是蔑视。可以用“崇高”来描述布罗茨基的诗歌。他的命运显示了人类思想的高迈,正如普希金评价密茨凯维奇时的所说的,“他站在高处审视生活。”布罗茨基在一篇散文里称曼德尔施塔姆为文化型诗人。布罗茨基本人也是一名文化型诗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创作能与他那个世纪最深处的潜流达成和谐:受灭绝威胁的人们发现他们的过去是一座没有尽头的迷宫。深入迷宫深处,我们发现只要是从历史中保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某种区分原则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原则的基石是人们的等级观点。古拉格集中营里的曼德尔施塔姆,神志不清地在垃圾堆中搜寻食物他被暴君当道、社会堕落的现实所迫,濒临死亡的惨境。曼德尔施塔姆给狱友朗诵诗歌的时刻,是崇高的时刻,将永留人心。布罗茨基的诗...
给布罗茨基作注
切斯瓦夫•米沃什著/梅申友译

对于很多同时代的诗人而言,布罗茨基是后盾,也是参照。他的作品和经历时时提醒人们:写作确实存在着等级,尽管人们经常在口头和书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写作等级不是经由“三段论”推导出来的,也不能通过讨论来判定;而是由我们日日常新的生活和写作去证实的,好比我们对于美丑、真假、善恶、以及自由和专制所作的基本区分。最为重要的是,等级彰显的是对高贵的崇敬,对低劣的鄙弃——不止是蔑视。可以用“崇高”来描述布罗茨基的诗歌。他的命运显示了人类思想的高迈,正如普希金评价密茨凯维奇时的所说的,“他站在高处审视生活。”布罗茨基在一篇散文里称曼德尔施塔姆为文化型诗人。布罗茨基本人也是一名文化型诗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创作能与他那个世纪最深处的潜流达成和谐:受灭绝威胁的人们发现他们的过去是一座没有尽头的迷宫。深入迷宫深处,我们发现只要是从历史中保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某种区分原则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原则的基石是人们的等级观点。古拉格集中营里的曼德尔施塔姆,神志不清地在垃圾堆中搜寻食物他被暴君当道、社会堕落的现实所迫,濒临死亡的惨境。曼德尔施塔姆给狱友朗诵诗歌的时刻,是崇高的时刻,将永留人心。布罗茨基的诗歌在几十年陈腐的俄罗斯语言之上,搭建了一座桥梁,直抵他前辈——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他不是个专论政治的诗人,他无意跟对手们卷入争论,他不值得为他们浪费唇舌。实际上,诗歌于他是一项特别的活动,不受时间层面的限制。直接瞄准目标,不受各种声音的干扰,需要高度的注意力。这意味着他能够权衡轻重,坚持自己的目标。这正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所能做到的,他们令人羡慕。布罗茨基的生活和他原创性作的作品以成就斐然为其直接的目标,正如弓箭瞄准靶心一样。当然,跟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这只是个错觉,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命运直接瞄准靶心,可被命运掌控的人能够厘清生活的主线,明白他被什么所召唤——哪怕只是些模糊的认识。《保持变化》一书(布罗茨基访谈录,由JerzyIllg翻译),总让我惊叹不已:试想他将多少的流派弃置一旁:马列主义、苏维埃主义、国家主义、尼采哲学、弗洛伊德学说、超现实主义,也许还有一打、甚至两打的流派。他本可以像他的朋友托马斯•范斯洛瓦一样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或社会活动家,可以考虑国家改革的大事,可以写些先锋诗,可以成为弗洛伊德学说的倡导者,可以向结构主义致意。然而,他没这样做。他的一生像个寓言故事。先是被祖国监禁、责难,继而被流放,死后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却来替他扶柩。童话一般,却的的确确在我们这个鲜有童话诞生的世纪发生了。他说起话来很有威信。很可能从年轻时候开始,他就不被身边的人接受;于是,他那份自信在别人眼里被当成了高傲。那种自信是他处理人际关系时的防御机制,用来掩藏他内心的犹豫不决。他感觉自己非得那样做,不那样做就绝对不行,尽管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不是那份傲气,他就不会中途辍学。日后他谈及此事时,常引以为憾。法庭之上,也只有像他那般自信的人才能显出那番气概。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表现,他一下成名了——这是当局没有料到的,他们无意于此。十四岁时,他通过了海军学院的考试,却因为个人档案中的“国籍”一栏而被拒之门外。我试着想象他穿上海军军服会是样子。做一名军官,会成为另一个莱蒙托夫吗?他和他彼得堡的朋友圈子跟亚历山大.瓦特一样,盼望俄国文学能跟“敌人划清界限”。他们不想支持苏联,也不愿意反对苏联;他们不想跟苏联扯上关系。当然,布罗茨基不是光论政治的诗人,尽管他写过好几首应景诗(如朱可夫元帅的葬礼、阿富汗战争、柏林墙、波兰的军法统治),在西里西亚医科大学,他向成功铲除了共产主义这一幽灵的波兰致敬。当他得知纽约艺术学院让叶夫图申科以外国院士的身份当选时,他愤然辞职。只听命于语言的内质,或缪斯的声音(他认为这是同样的东西),他声称诗人不只应该让当代人满意,更应该让其先辈满意。他提及的先辈包括罗蒙索诺夫、坎特梅尔、康特米尔、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他用俄语缔造的诗国具有永恒的价值,超越历史,凌驾于历史之上。这符合他一贯的信仰:语言有其自身的伟大之处,她遴选臣民效命于己。他不惮于崇拜别人。他曾说要是有人称他为奥登的追随者,他会欣慰于此。他对用自由体创作的诗人不排斥,可对韵体诗人尤为钦佩:哈代、弗罗斯特、里尔克。他认为诗歌是不同年代之间的对话,因此他跟贺拉斯和奥维德(俄语译文)进行对话。他坦言更喜欢奥维德,主要是因为奥维德诗歌中的意象。尽管在韵律上奥维德恪守传统的六步格,显得趣味不足。比较起来,贺拉斯的诗节韵律跌宕,布罗茨基可以与他一拼高下。要是有人把布罗茨基想象成波希米亚式的诗人,那绝对是个错误。如果把“波希米亚”的意义仅仅限于指称那些生活在社会或国家边缘的人群,那么年轻时期生活在列宁格勒的布罗茨基或许能当此称谓。他胜任很多行当。他能干的不只是从事创作,他能证明自己能受雇于人。他经常“像牛一样不停地耕耘”。他对安.哈伯(AnnHarbor)大学特别感激,感谢给他这个“太阳底下最懒的汉子提供教职”,尽管当时他并不懂英语。他严格履行作为一名教师的职责,学生似乎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他让学生用他们的母语背诵上千行的诗歌——没有哪个教授敢如此古板。要是哪个学生课上说了什么愚蠢至极的话(比如,幼稚地相信美国政客们那一套观点),布罗茨基会将他扔出课堂。他有着自学的热情。来美国之前,他是被动学习英语的;来美国后,他很快掌握了用英语说写的能力。他用英语写就的散文以及个人诗作的英文韵体译本都显示了他对英语惊人的娴熟。这只可能是他刻苦努力的结果。就当代欧洲诗歌而言,布罗茨基对波兰诗歌最有兴趣。在列宁格勒时,他只能读到一些零星的作品,可都是重要诗人的作品:从诺尔维特(Norwid)到加尔克辛基(Galczynski),也包括我的作品。流放后,他翻译了我的诗歌《N.N的挽歌》,我想这部作品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见解:抒情诗可以作为个人的自传,哪怕它只能相当于十分之一的传记内容。他认为诗人之所以用散文创作,是因为要保留那剩下的十分之九。他读过我的《诗歌论文》的俄文版。那是娜塔丽娅.戈尔巴聂夫斯卡娅(NataliaGorbanevskaia)出色的译本,由安•阿伯(AnnArbor)这家专门出版俄语书籍的公司阿迪思(Ardis),于1982年出版。俄语是笔财产。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就是其中一部分。在他看来,诗歌是语言的最高成就,他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将波兰语和俄语作一类比,就不难理解我们对克拉西茨基、特瑞姆卑茨基、密茨凯维奇的深情了。不过,跟俄语文学比起来,年轻的波兰文学还是一片空白(莱希米安除外),只有斯卡曼特尔派(Skamandergroup)可以跟俄罗斯的阿克美派相媲美。然而年轻的波兰诗人当中,有谁对斯卡曼特尔派的感情可以与布罗茨基对曼德尔施塔姆或者阿赫玛托娃的感情相比呢?杰拉斯劳.伊瓦斯科维奇也许算得上,不过韵律方面的变革最终导致年轻诗人对波兰经典诗作的瓦解。他对学生说也许他们对《十日谈》不太熟悉,不过可以慢慢领会,毕竟归纳起来只有十七个要点:“十诫”加“七宗罪”,这就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他说他的缪斯——或者说他的诗歌神灵——是基督,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屡屡涉及《旧约》和《新约》的主题。慷慨是他的一大特性。他总是向朋友纷撒礼物,随时都乐意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组织活动、处理事情。他尤其喜欢称赞人。他的慷慨最明显地体现在他跟洛可夫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谈话中。布罗茨基盛赞她的伟大、智慧、善良和心胸的博大。在他看来,作为诗人的伟大跟作为人的伟大是分不开的。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从未见到他在称赞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却又承认诗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诗歌成就了弗罗斯特,这已足够,无需再去纠缠于他的生平。这跟他一贯的信仰吻合:美学先于伦理,乃至其源头。他对阿赫玛托娃的评论中有一点最为深刻,那也许是就“创作过程”这一问题的看法中最深刻的一点。他断定阿赫玛托娃在创作《安魂曲》时正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儿子入狱,她所承受的痛苦是诚挚的,可在将痛苦诉诸笔端时,她却感到自己的感情的虚假,这正是因为他不得不将个人感情转化为形式。形式为了成全自身,利用人的情感,从而成为情感的寄生虫。他想发挥自身的价值,于是有了以下的想法:他要求将几百万本的美国诗歌选本连同圣经一起,散发于全美的酒店和旅馆。他看到罗马设有美国研究院,便想法在那个城市促成了俄罗斯研究院的成立。他明白俄国文学跟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果戈理的《死魂灵》写于罗马;永恒之城在曼德尔施塔姆和他自己的诗歌中都有所反映;他心仪威尼斯,把它写进了作品)。他没有回国的念头。跟斯特拉文斯基、巴甫罗维奇一样,他死后葬于威尼斯。这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从教育学意义上来讲,布罗茨基对我颇有启发。我们能做到像他那样地欣赏母语吗?对俄国人而言,母语是仅次于圣像的巨大财富。我不就是对波兰语中嘘唏嘶咝的发音——更糟得要将无处不在的prze和przy音节,读成“paheh”和“pshih”——表示过不满吗?可波兰语终究是我的故土、家园和最终的归宿,不管我因它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这是我获救的唯一方式。我们像他那样敬重前辈吗?还是只知道嘲笑、抨击?诗歌曾经是文学园地的支柱,可如今为何不见为大诗人设立的龛座?密茨凯维奇、斯洛伐支奇、诺尔维特都各有其龛,可我们这个世纪的代表诗人呢?贡布罗维奇,舒尔兹,维特凯西(Witkacy)会取代斯卡曼特尔派的七精英吗?要将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波兰诗歌作一比较,首先要考虑到两种语言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则。将莱西米安用俄语创造的诗跟他用波兰语创作的诗(如《智慧女人瓦西利萨之歌》)作一比较如何?不过两者的历史不同,其主题也随着1918年以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大异其趣。一首诗能多大程度上摆脱原有的记忆功能?对布罗茨基而言,语音与语义不可分离。这对于俄国人而言,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一首诗要是不能渗入一个人的记忆,那算不上是诗。波兰语尽管有不同的语言规则,波兰人对于斯坎曼特尔派的诗还是能熟记在心,加尔克辛基的诗同样如此。在诗歌方面,对格律和韵脚的弃置似乎跟社会领域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同时发生,两者都见证了在各自数量上的猛增。要是有人以为波兰在诗歌方面的变革过于频繁的话,我们不妨以艺术流派不断涌现的法国为例。瓦雷里是最后一个用传统格律创作的诗人,他的出现有界标式的意义。自他以降,诗歌的意义逐渐下滑,直至今日从文学市场完全消失。也许在其它国家,不同的环境,类似的情形也在发生。词组被拆散为单词和片段式的句子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多少世纪以来,诗歌跟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之间的纽带切断了,而正是他们为不同语种的诗人确定了音韵。也许有人在学校和文学领域的变革作一类比:格律变革的时期也正好是高中课表取消拉丁语的时期。布罗茨基喜爱英语,也许是因为在诗律发生巨大的变革面前,英语可谓具备强健的“膂力”。因种种缘由(可一一列举),韵律诗在维多利亚时期终结,标志着英语诗歌调整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韵脚在英语里不像在意大利语里那么重要,比如莎士比亚的五步抑扬格是不押韵的,因此韵脚的消失不会导致变革后的英语诗歌跟前代诗人作品之间的差别过分显眼。不过,人们也许会诧异布罗茨基称弗罗斯特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同时也盛赞爱德华.阿林顿.罗宾逊(1869-1935),而后者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从他的诗文里,看不到惠特曼对他一丁点儿的影响,这也同样令人感到奇怪。众所周知,艾略特于一九六五年过世时,仅有布罗茨基一人为他写了悼亡诗,他用的是俄文。艾略特的诗当时已备受质询,这是一个曾经名噪一时的人通常要经历的阶段。可在俄国,对艾略特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布罗茨基承认他后来对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不再着迷。总的说来,他认为现代主义(从安格鲁-撒克逊对这一术语的理解)的各种流派对于诗艺的精进是无益的。他谈论这个世纪的政治,并沿用古代的政治术语:(古罗马)帝制、暴君、奴隶。在艺术领域,他绝非民主派。首先,他认为纵观历史,在任何国家,对诗歌感兴趣的人不会超过其人口的百分之一。其次,诗人的地位是不等的,只有少数一流的诗人例外,“成就更高的大诗人”或者“成就稍逊的大诗人”这样的称谓用在他们身上都不合适。作为天生的平等主义者,他反对将人分成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可就艺术而言,他却跟纳博科夫、贡布罗维奇一样属于贵族。他过世后,我常想起他,琢磨着他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一个未完成高中学业的少年,没有上过大学,何以日后成为人文领域广受认可的权威?他很聪明——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天分,可除此以外,还有其它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同时代的那批誓言“拒谈苏联”派的年轻诗人和翻译家们,聚集于列宁格勒,噬书如狂。他们都有着惊人的读书热情,着魔般地从图书馆、二手图书市场找到一切可读的书;跟布罗茨基一样,他们学习波兰语,因为在当时,波兰语是他们了解西方文学的唯一渠道。布罗茨基的人生履历留给我的教训是积极的:意识胜于存在,可同时也警惕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波兰年轻一代的作家中,他们是否具有跟布罗茨基一样自学上进的动力呢?“除了抱怨以外,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些深陷绝望、有过轻生念头的年轻一代作家们,应该用心体会一下布罗茨基的这句话。被判入狱时,他用一种哲学的态度接受这个事实,未曾动怒;他曾在苏联时期的一个国家农场铲粪,却能够积极地看待这一经历;被驱逐出境后,他心一横,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在他眼里,诺贝尔奖是反复无常的命运中的一个转折,跟他此前经历的波折没什么差别。古代的智人贤士推崇如此行事的作风,但如今能将之付诸实践的并不多见。



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
切斯瓦夫•米沃什著/程一身译
(注:与上文《给布罗茨基作注》为同一篇文章)


布罗茨基是作为一个可供依靠的扶壁出现的,他对于许多诗人同行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正是这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常提醒我们:如今一再被我们谈论或写到的等级制度确实是存在的。这个等级制度并不能通过三段论的方法推演出来,也不能通过讨论得以解决。而且,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写作还会使它不断更新,它通常关系到以下对立的因素:美与丑,真与假,仁慈与残酷,自由与专制。总之,等级制度对那些身在高层的人报以敬意,对那些身份卑微的人并非冷眼相看,而是嗤之以鼻。“崇高”这个标签适用于布罗茨基的诗歌。他命中注定要做一个思想高傲的人的代表,正如普希金在米克维支中所看到的:“他从高处俯瞰生活。”在一篇散文中,布罗茨基称曼德尔施塔姆为文化的诗人。布罗茨基本人也是一个文化的诗人,很可能这正是他的创作与这个世纪最深的潮流暗合的原因,正是在被灭绝的威胁下,他发现过去是一座难以穷尽的迷宫。穿透这座迷宫的最深处,我们发现从过去保留下来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分化原则的产物。身在古拉格集中营的曼德尔施塔姆疯狂地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这是专制制度造成的事实,他注定要沉沦被消灭。曼德尔施塔姆向狱中的一对难友朗诵他的诗歌,这是一个崇高的时刻,它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布罗茨基用他的诗歌建立了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跨越了数十年来并不新奇的俄罗斯语言,并因此和他的诗人前辈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取得了联系。他不是一个政治诗人,因为他不屑于和那些不足挂齿的对手争论。相反,他把写诗作为一种特殊活动,从而摆脱了任何一种来自时代的明显约束。直奔一个目标,拒绝因外界强制的声音而转向。这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识别什么是重要的,并像伐木工人手中的斧头一样把所有精力集中于这个目标。这正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能够做到的,他们也因此值得钦佩。布罗茨基的生活和创造性的工作直奔完成,就像一只箭射向靶心。当然,这是一种错觉,就像普希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那样。因此,一个人必须从不同方面设想。命运直指它的靶心,而那些被命运支配的人只能破译它的主要路线,并理解他受到了何种召唤,即使这种召唤十分模糊。布罗茨基的一个采访集《保持变化》被杰日•伊哥翻译过来,这本书让我感到无限惊奇。只要想一下他不得不略去的部分——对别人来说这正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东西:马列主义,苏维埃制度,民族主义,尼采主义,弗洛伊德学说,超现实主义,以及一、二十个别的什么主义。他本可以成为一个精力充沛的持不同政见者,像他的朋友托马斯•温克洛瓦那样。他本应考虑改革政府。他本可以写先锋诗。他本可以成为一个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他本应对结构主义奉献敬意。根本没那回事。生活如同一则道德寓言。这位诗人被政府囚禁并被政府宣判,又被政府流放,然而当他去世之后,那个政府的首脑却对着他的棺木下跪。这真像一个神话,然而事实正是这样发生的,在我们这个几乎像神话故事一样的世纪里。他讲话时像个权威人物。很可能他青年时不被容忍正因为那份自信,他身边那些人定然把他视为傲慢。那份自信其实是他用于和别人相处的一个防护装置,当他感到不得不那样做的时候,他只得那样做了,尽管他自己也不明所以,只是用它掩饰内心的犹豫不决。要不是出于那种傲慢,他就不会退学。后来,他常为此而后悔,正如他本人承认的。在他被审判期间,那些比他还不自信的人可能不像他表现的那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将会怎么做,当局也没有预料到;而且,他们没想到这样做却使这个人无意间出了名。十四岁的时候,他通过了海军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却被拒绝了,仅仅因为他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我尽力想象他成为一名海军学生的情形。一名军官?莱蒙托夫?亚里山大•沃特希望俄国文学“和敌人决裂”,他和他彼得堡的朋友们都走在这条路上。他们既不想成为苏维埃分子,也不想成为反苏维埃分子;他们只想成为一个前苏联人。当然,布罗茨基不是一个政治诗人。不过,他写了不少即兴诗(关于马沙尔•朱可夫的葬礼,阿富汗的战争,柏林墙,波兰的军事法),在西勒西亚大学的一次讲话中,他感谢波兰人推翻了一大罪恶,共产主义。纽约文艺研究院与学会表决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为国外成员,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辞去了研究院的职务以示抗议,并因此名噪一时。听命于语言这个要素,或者缪斯的呼唤(因为这对他来说是同样的事),他声称诗人不仅要取悦于当代,更要向前辈致意。他提到的前辈的名字是莱蒙诺索夫,康特马,杰尔查文,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他的俄罗斯诗歌王国比历史更持久,这符合他的信念:这种语言有它自身的伟大,并能挑选自己的人为它服务。他能够将别人作为偶像崇拜。他常说如果自己能被称为奥登的追随者,他将会非常满意。他不否定那些写自由诗的人,但他更崇敬格律诗人:托马斯•哈代,罗伯特•弗洛斯特,勒内•玛利亚•里尔克。他认为诗歌就是跨时代的对话,因此他和贺拉斯以及奥维德交谈(通过俄文译本)。正如他说的,他更喜欢奥维德,因为他的意象,尽管他的诗在韵律上不太令人感兴趣,并且坚持传统的六音步。此外,贺拉斯写了大量关于节日演出的格律诗,促使布罗茨基和他一争高下。把布罗茨基想象成一个放荡不羁的诗人是错误的,即使我们把放荡不羁归因于社会与政府合成的整体环境,他年轻时生活在列宁格勒的圈子里。在各个行业都是能手,他们决不只是虚构,也不只是对就业证据分析才有用处。他通常“像牛一样耕地”。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致谢词中他这样说。因为它可以给不懂英语,“太阳下最懒的人”提供工作。作为一个教师,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这似乎使他的学生受益良多。他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背诵几千行诗句;没有别的教授敢用如此老套的教学方法。如果有学生在教室里说了特别愚蠢的话(例如,引自政治幼稚的美国人主持的全部节目),布罗茨基会把他扔出教室。当他还在俄国时,那种自我教育的热情就已经使他被动地掌握了英语;后来,他很快获得了用这种语言自由说话和写作的能力。他用英语创作的散文,以及他对自己的诗所做的那些富有韵律感的翻译,其中的熟练程度令人吃惊,这只能是真正的巨力型劳作的产物。在当代欧洲诗歌中,他认为波兰诗歌是最有趣的。在列宁格勒时,他只接触到波兰诗歌的一些片段,却是相当重要的作品:从诺尔维德到盖西尼斯基。他的翻译也包括我的一些诗。在流放期间,他翻译了我的《献给N.N.的挽歌》,碰巧的是,我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抒情诗的观念,即抒情诗应是诗人的自传,哪怕仅保留经历的十分之一。他认为诗人逃入散文写作,是出于将自身的经历保存到十分之九这种压力。他读了我的《诗歌讲座》俄译本,出自娜塔莉亚•高巴纳甫斯卡娅的精彩译笔。1982年,该书以诗歌专题(Poeticheskiitraktat)为名由安娜堡出版社的阿迪丝出版于美国,它专营俄文书。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他是“俄罗斯语言”遗产的一部分。因为在他看来,诗歌是语言的最高成就,他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如果拿波兰遗产来类推,克拉西斯基,特姆贝基,米克维支大体上达到了这一点。然而,和当时俄罗斯出现的人物相比,波兰的青年一代几近空白(除了博勒斯劳•勒斯棉),并且只有斯卡曼德小组中的诗人才能和俄罗斯的阿克梅派诗人竞争。他们中会有人能达到曼德尔施塔姆或阿赫玛托娃的成就吗?我觉得亚劳斯劳•伊瓦斯克维茨是那样的诗人,但是诗体的革命却将他的才能迅速耗费了。他时常对学生说他们可能还不太熟悉摩西的十诫,但可以去学,因为只有十七条:十项戒律和七宗罪——把它们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文明的基础。他说他的缪斯,语言的精灵,是基督教的,这可以解释他诗中的旧约与新约主题。慷慨是他的个性之一。朋友们总是感到他的礼物纷繁如雨从天而降。他时刻准备着与人为善,组织,筹划事务。而首先是赞美。其慷慨在他和沃尔克夫谈到阿赫玛托娃时表现得最明显。赞扬她的伟大,她的智慧,她的仁慈,以及她心灵的高贵!对他来说,诗人的伟大与人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也许我弄错了,但我不曾遇到过这种特例:当他赞美一个诗人时,却同时承认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例如,罗伯特•弗洛斯特在诗歌上是伟大的,却不必通过传记加以印证。这和他的信念是相符的:审美先于道德,甚至是道德的源泉。关于阿赫玛托娃他说的最深刻的话,也许是关于所谓的创造性总体过程所说的最深刻的话,是他断言阿赫玛托娃在写《安魂曲》时承受了巨大的痛苦。面对被囚禁的儿子,她的痛苦是真诚的,而在写作时,她却感到虚假,因为她不得不将她的感情塑造成形。形式利用情感的状态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促使情感寄生于它,就像是它的一部分。他渴望有益于人。他提出这样一个想法:将百万份美国诗选的复印件散发于全国,紧挨着《圣经》,把它放在酒店和旅馆里。效法罗马的美国学会,他努力在该城建立了一个俄罗斯学会。他意识到俄国文学与意大利的密切关系(果戈里的《死魂灵》是在罗马写成的,罗马经常出现于他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他写了威尼斯,这座他异常喜欢的城市)。他无心返回俄罗斯。看来,他的坟墓安置在威尼斯是合适的,就像斯特拉文斯基和贾吉列夫的坟墓一样。想到布罗茨基,我想提出他的教育意义。我们还有人像他喜欢俄语那样喜欢我们的语言吗?紧随在这个偶像之后,俄罗斯最伟大的财富是什么?我本人反对波兰语中的嘘声和嘶嘶声吗?更糟的是,将无所不在的音节prze和przy读成“psheh”和“pshih”?毕竟波兰是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玻璃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只有它才能拯救我。我们能尊敬我们的前辈吗,像他做的那样?或者我们只不过是相互嘲笑,彼此争吵?在文学的国度里,谁的力量总是富于诗意?伟大的诗人为何突然失去了合适的位置?我们有米克维支,斯洛瓦茨,诺尔维德——但我们这个世纪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在哪里?高姆博拉维茨,舒尔茨,维特卡西能取代斯卡曼德小组中众多大诗人的位置吗?将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波兰诗歌加以比较研究将不得不从支配这两种语言的多种语法开始。将勒思棉的俄语诗歌,他的《聪明女人瓦西里沙之歌》和他的波兰诗歌相比如何?但是他们的过去是不同的,他们的主题,以及1918年之后的文化背景也不相同。一首诗距离它最初的记忆功能可以达到多远?对布罗茨基来说,语音和语义是不分割的。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不能唤醒内心隐秘的记忆,对他来说,一首诗根本不成其为诗。尽管波兰语语法不同,一个人仍然可以记住斯卡曼德的诗,以及盖西尼斯基的诗。无视格律规则,也不讲究押韵,这似乎和二十世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是同时发生的,和诗歌数量的激增也不无关系。如果一个人试图将法国作为艺术潮流的榜样,这在波兰已经发展到令人咋舌的程度,保罗•瓦雷里是最后一个写格律诗的诗人,他站在诗歌意义开始衰退的边缘,直到它彻底从文学市场上消失。或许类似的情形在不同的环境中发生在其他国家。短语破碎成词,句子破碎成片断,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数百年来,在诗歌中与贺拉斯,维吉尔,以及奥维德共存的传统已经结束了。是他们为各种语言的诗歌确立了规则。有人可能会在学校与文学的变化之间寻思奇怪的对应性:诗律的变革与不再开设拉丁语的中学课程是一脉相承的。布罗茨基喜欢英语这门语言,也许是因为面对诗歌的变革,可以说,英语似乎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因子。由于多种原因,这是可以列举的,维多利亚时代格律诗的终结起因于短语的重新调整,因为英语中的格律不像在意大利语中那样具有同样的意义,例如(莎士比亚作品的抑扬格五音步诗是“素体的”)。它的消失并非明显远离早期诗歌实践的结果。不过,布罗茨基认为弗洛斯特也许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并对爱德华•阿灵顿•罗宾逊(1869—1935)这个名字已久为人知的人物赞赏有加,这都是令人吃惊的。在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散文中,沃尔特•惠特曼毫无影响,这也有点稀奇。众所周知,1965年,托•史•艾略特去世,与此相关的唯一挽歌是由布罗茨基用俄语写成的。当时,艾略特已经跻身于文学的炼狱境界,那是声誉达到峰顶时的正常反应。但是,在俄国他才刚刚被发现。正如布罗茨基所承认的,后来他不再迷恋《四个四重奏》。总体而言,他认为现代主义(就这个词的昂格鲁—萨克森意义而言)的整个潮流对于诗歌艺术是不健康的。他谈到这个世纪的政治,自古以来的就业观念:主权,暴君,奴隶。然而,关于艺术,他决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首先,他相信在每一个社会里诗歌都比历史出名,而读者并不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第二,在诗人中不能谈平等,除非他是极少数很好的诗人。对他们来说,用“非常伟大”或“不太伟大”的标签是不恰当的。尽管他本能上主张平等,却反对任何将人群划分为知识阶层和普通人的做法,至于艺术,他和纳博科夫以及高姆博拉维茨一样持贵族的立场。自从他去世之后,我经常想起他,试图将他留给我们的经验加以总结。一个不曾读完中学的人,一个从不曾在大学搞过研究的人,如何成了一位被人文知识界的杰出人物确认的权威?他是聪明的,并非每个人都有他那样的天赋。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决定性的因素。在列宁格勒他的同代人圈子里,前苏联那些年轻的诗人和翻译家如饥似渴地读书,他们阅读从图书馆以及二手书店里所能找到的一切图书,那种萦绕于心的阅读冲动令人震惊。当时他们弄到了一些用波兰语写成的西方文学书,为了阅读这些书,他们也学波兰语,正如布罗茨基所做的。由他的生活史而形成的经验是相当乐观的,因为它表明观念战胜了生存。但是这也提醒我们考虑,在波兰的青年作家中是否也存在着对自我教育有共同爱好的小组。“除了抱怨,我允许自己做一切事物。”布罗茨基的这句话值得每一个陷入绝望以及试图自杀的青年人深思。他冷静地接受了监禁,没有愤怒;他认为在前苏联的国家农场上铲粪是一件富于建设性的经历;被驱逐出俄罗斯之后,他决定像什么也没有改变那样做事;他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他此前经历的命运多变十分相仿。这位杳如远古的聪明人称许这种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见。


约瑟夫●布罗茨基
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

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总是在某个地方。脚总是在某个地方,无论是固定着还是跑动着。思想则在别处,这是众所周知的。思想无论是来自缺乏生气抑或来自最深沉的力量,都可以在过去和现在,或现在和将来,或仅仅在这里和那里。基于不难明白的理由,约摸过去一个世纪间,位于最高水平上的艺术创造,往往要求有才能的人发展一种异禀,在精神上同时居于两个地方。凡•高对他正在画的法国南部风景兴致莫名,遂写信告诉哥哥特奥,说他“实际上”是在日本。那位来自列宁格勒、尚未出版诗集的年轻诗人,被判强制性劳动,在白海附近的远北某个村子的集体农场服役时,听到T•S•艾略特在伦敦逝世的消息(那是1965年),便在他那间寒冷的陋屋里,坐在一张桌子旁,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一首献给艾略特的长篇哀歌,这首哀歌也是对还活着的W•H•奥登的致敬(他采用了奥登悼念叶芝的哀歌的音调和旋律)。他很有风度,总是表示他在那一年半的国内流放期间并未真正受苦;还说他挺喜欢干农活,尤其是铲肥料,并认为俄罗斯人都身陷绝境之际,这反而是他迄今所做的较诚实和有益的工作之一,且在那里有不少诗作。接着,在重返故乡列宁格勒没几年后,约瑟夫•布罗茨基便“换了帝国”——诚如他自己扼要地概括的。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今天还在这里,明天便到了别处,且完全违背他的意愿:其他损失不说,这位受疼爱的独子,被迫与年迈的父母分离。为了进一步惩罚这位叛逆的诗人,前苏联政府此后一再拒绝准许他父母去见儿子,哪怕是他们在附近的赫尔辛基与儿子短暂团聚也不让。后来他们相继逝世,不能让儿子再拥抱一下他们。难以治愈的悲伤,连带无比的愤慨,无比的清醒。他甚至能够将此次被克格勃强迫离境,变成有点主动告别——至于一个人的脚趾尖触及时间和空间的哪个位置,嗯,地球到处都是坚硬的;不妨试试美国——他着陆在我们中间,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一枚善良的导弹,其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祖国的文学那崇高而严苛的诗人威严感。(散文作家中也不乏这种威严感:想想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看待小说家的道德和精神任务。)众多的天资缓和了他突然插入美国的速度:无与伦比的勤奋和自信、随时出击的讥讽、无忧无虑、狡黠。然而,尽管他快捷、灵活地与其移居国建立联系,但只要环顾一下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其他俄罗斯流亡者和移民中间的行为举止,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而他实际上又是何等慷慨地让自己适应我们,同时急于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这种适应性,这种勇气,也许可称为世界主义。但是世界主义与一个人的关系,更多地属于时间而非地点,尤其是属于过去(它比现在要庞大得多)。这与那种被称为怀旧的感伤关系没有任何共同点。这种关系是严厉对待自己,并承认过去是各种标准的来源,是现在所无法提供的更高标准的来源,一个人写作,不是要取悦同代人,而是取悦前辈,布罗茨基经常这么宣称。他确实做到了——他的同胞们都同意,他是那个时代惟一继承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人。提高他所称的“思考的水平”,即严格地认同诗人们的努力、抱负和恰如其分的忠诚。我把约瑟夫•布罗茨基视为一位世界诗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语读他的诗;主要原因则是,他在诗中达到的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化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态度与密度。他坚持认为,诗歌的“工作”(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是探索语言的极限,以便走得更多更快。他说,诗歌是加速的思想。这是他认为诗歌比散文优越的最佳辩解,而他做出很多辩解,因为他认为韵律是这个过程的根本。精神加速这一概念,是理解他在诗歌中和散文中的伟大成就(和他的局限)的关键,也是理解他难以磨灭的存在的关键。诚如他的朋友谢默斯•希尼贴切地指出的,与他交谈“立即就获得一种垂直起飞,要减速时不可能的”。他的大部分作品,可划入他其中一首诗《给旅行者的忠告》之名下。真正的旅行滋养了精神之旅,它快速同化所知所感、决心不被愚弄、坦率承认弱性,并以此来获得特有的奖赏。当然,他还喜爱其他地方,尤其是四个国家(而诗歌就产生于这些国家境内):俄罗斯、英国、美国、意大利。即是说,不同的帝国从未停止过激励他那“快进”式联系和开阔的能力;因此,他钟情于拉丁语诗人和各种古罗马遗迹,并见诸于他的一些散文、《大理石》一剧和多首诗中。世界主义第一个、最终也许还是惟一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形式,是成为某个帝国的公民。布罗茨基的性情,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是帝王式的。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他生命后期令人吃惊的决定,是他在苏联解体之后以及在无数崇拜者的力劝之下,仍拒绝哪怕是短暂地回国访问,以此表明他的立场。因此,他在别处——这里——度过他大部分的成人生活。俄罗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胆、最富饶和最教条的东西的来源,而它竟成为他出于骄傲、出于愤怒、出于焦虑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伟大的别处。此刻,他被匆匆送走,离开我们——或给人这种感觉——送往最辽阔最强大的帝国,那最后的别处:他曾在一首首不屈、尖锐的诗中预示过这次迁移(他多年来忍受严重的心脏病)。他的作品、他的榜样、他的标准——以及我们的悲伤——则保持着。(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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