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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一个真实生动的鲁迅

葱葱 2017-08-26
咸阳 王永杰
喜欢鲁迅的作品,也喜欢别人怀念鲁迅的作品,我以为两相对照着看,才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鲁迅,一个有情趣的可爱的同时又是眼光深邃一针见血的鲁迅。多年前认真地看过《鲁迅全集》,做了厚厚的一本笔录,多年后,又非常幸运地看了《鲁迅回忆录》,是鲁迅同时代人对鲁迅的生动回忆,同样作了很多笔记。这些人,既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论敌。读《鲁迅全集》,可以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看世界的;读《鲁迅回忆录》,则可以让我们看到他同时代的人、熟悉了解甚至恨他的人又是如何看他的。我想惟其如此,或许可以还原给我们一个真实生动的鲁迅。于是,我记录下了这些最能反映鲁迅性格特点的细节,分别从鲁迅的性格、鲁迅的幽默、鲁迅的演讲与课堂、鲁迅的形象与生活习惯、鲁迅对青年的影响和对青年的感情、鲁迅的慷慨、鲁迅碰到的小人、假冒者和无赖、点点滴滴见精神、鲁迅的葬礼等方面再现鲁迅。由于细节都是来自不同人的文章,有时候同一个细节可能会略有出入,但我想这不影响我们更全面生动地理解鲁迅。透过这些细节,可以进一步印证陈丹青“鲁迅先生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这样的论点。以下的所有文字,都来自他人的文章,我只是一个摘录者、归纳者、整理者而已。
鲁迅的性格
但这时候,娘姨突然拿进...
咸阳 王永杰
喜欢鲁迅的作品,也喜欢别人怀念鲁迅的作品,我以为两相对照着看,才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鲁迅,一个有情趣的可爱的同时又是眼光深邃一针见血的鲁迅。多年前认真地看过《鲁迅全集》,做了厚厚的一本笔录,多年后,又非常幸运地看了《鲁迅回忆录》,是鲁迅同时代人对鲁迅的生动回忆,同样作了很多笔记。这些人,既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论敌。读《鲁迅全集》,可以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看世界的;读《鲁迅回忆录》,则可以让我们看到他同时代的人、熟悉了解甚至恨他的人又是如何看他的。我想惟其如此,或许可以还原给我们一个真实生动的鲁迅。于是,我记录下了这些最能反映鲁迅性格特点的细节,分别从鲁迅的性格、鲁迅的幽默、鲁迅的演讲与课堂、鲁迅的形象与生活习惯、鲁迅对青年的影响和对青年的感情、鲁迅的慷慨、鲁迅碰到的小人、假冒者和无赖、点点滴滴见精神、鲁迅的葬礼等方面再现鲁迅。由于细节都是来自不同人的文章,有时候同一个细节可能会略有出入,但我想这不影响我们更全面生动地理解鲁迅。透过这些细节,可以进一步印证陈丹青“鲁迅先生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这样的论点。以下的所有文字,都来自他人的文章,我只是一个摘录者、归纳者、整理者而已。
鲁迅的性格
但这时候,娘姨突然拿进一张片子来,先生接过来就灯光下一看,立即又把片子交给了娘姨:“说我不在家。”……,(不久)娘姨又笑着手擎片子跑进来:“他说他下午看见先生回来的,有事要见先生。”先生立刻沉下脸来,拿着片子走到门前提高嗓子向娘姨说:“你再去和他说:我说不在家是对他客气。”(尚钺《怀念鲁迅先生》)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郁达夫《回忆鲁迅》)
辛亥革命后不久,《越铎》报因为不满意浙江都督王金发而在报上骂他,王金发大怒,甚至仇视这份报纸,目标就是鲁迅,颇有见害的意思。鲁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的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来,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许广平《鲁迅故居和藏书》)
豫才的话不多,但是每句都有力量,有时候要笑一两声,他的笑声是很够吸引人的,玄同形容他神似猫头鹰,这正是他不言不笑时凝寂的写真(沈尹默《忆鲁迅》)。
鲁迅善作长夜之谈,钱玄同是他坐上常在之客。玄同健谈是大家所知道的,他们两位碰在一起,别人在旁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是没有插嘴的余地的,而且鲁迅深于世故,妙于应付,也同他所擅长的古文词一样,为当时士大夫之流所望尘莫及。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有人替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猫头鹰。
……玄同差不多每天都要到群合堂来一趟,每次走到门口,先将门帘掀开一条缝,往里窥探动静,来定行止。有一次窥探的结果,却吃了一惊,原来是“出人意表”之外地看见了鲁迅赫然坐在那里。他们两位不久以前,在他们的老师章太炎那里会面,为了一句话,两不相投,引起了争论,直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事情虽已过去,彼此心中总有些耿耿然,但一想到了老朋友终归是老朋友,不可能从此不见面,就跨进门去,打了个招呼,坐下来,正想寻个话题,恰巧看见桌子上放这一张“周树人”三个字的名片,他马上回过头朝着鲁迅问道:“你现在又用三个字的名字了?”鲁迅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回答道:“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玄同主张废姓,曾经用“疑古玄同”署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
鲁迅先生也不是很随和的,若与生人会面互不了解,似乎很不融洽,互相了解后就成了朋友。但是他对敌与友却分得很清楚,爱憎是分明的。(常惠《回忆鲁迅先生》)
他第一次拿到厦门大学薪水,四百元的支票,就自己跑到厦门市的“美丰银行”去兑现。商埠的钱鬼子照例眼珠儿往上翻,他们怎看得起一位穿着破布灰棉袍、头发多长的老头呢?其中的一位就问“这张支票是你的吗?”鲁迅先生吸了一口烟,还他一个白眼,一语不发;他连问了三次,先生也连吸了三口烟。那张支票到底在无言的抗议中兑现了。在他将去广州时,厦大校长给他饯行,当时还有些个资本家在座。校长介绍其中一个说:“某某先生是我们的董事。我们私立大学不管别的,谁给钱谁就可以做董事。”鲁迅先生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往桌上一拍,说:“我捐两毛钱也可以做董吗?”这又是他一次有言的抗议。(罗常培《从厦门解放引起的感想》)
先生有两个超乎常人的特点,其一是恩怨观念十分看重,只要这个人被他骂过,他会永远的记住;先生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重气节,嫉恶如仇。(孔另境《我的记忆》)
初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地谈下去,在那里边你便可以发见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的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会工作;会嘲讽,但不动手;会傲慢而自夸,但永远拿不出东西来,像那样的人,他是不客气的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诛痛恶地在责骂。(郑振铎《永远的温情》)
鲁迅先生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唯一的娱乐,恐怕就要算难得出去看一二次影片和坐在内山书店里“漫谈”吧……他在健康时,不过半夜是不放我们走的。
(鲁迅生病,当别人劝他疗养休息时,他说)“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活不下去。”“第一,要把病看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以医好,我宁愿动动花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这是鲁迅先生给医生提出的医他病的条件。(黄源《鲁迅先生》)
(说到那篇《答徐懋庸……》)鲁迅先生说:“他明明晓得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想来一气气死我的,哈哈,但我哪里……我就斜躺着,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了四晚,写成功了。我是不赦他的,我不给他气死……哈哈”(曹白《写在永恒的纪念中》)
他的眼睛是很特殊的,转动的很机敏,但看人的时候却很直定而尖锐,隐隐约约有一丝pathetic的微芒,使人觉得这一双眸子不但“读书破万卷”,而且也阅尽了“人世间”,他的正直的鼻子,很明显宽大的鼻孔,和坚韧的鄂肌、紧阔的唇,暗示着他的坚强正直的性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
鲁迅先生是怆怀时事,如鲠在喉,非吐不快。(黎烈文《一个不倦的工作者》)
鲁迅先生是不信鬼的……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大时小,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幻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定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的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
那白影嗷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了起来,鲁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一个人。
鲁迅先生说他在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那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即变成人了”。(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和我谈天中,常常那么天真而愉快地流露出来的,他那谦虚、然而自信、不可测量的伟大的精神。(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
我突然注意到他的脸,表情是那么的慈祥,并且,有一种不可形容的快乐,那么的天真烂漫。他的眉毛,他的眼睛,都在欢笑,真可以用“眉飞色舞”这一个词形容他,他的额上的皱纹,一条条的都显出欢笑的样子,他整个的脸,是充满了自然与和谐的美,这种美是我从来所没有见过的。(周晔《伯父鲁迅二三事》)
在白色恐怖很凶的时候,在法西斯蓝衣暗杀的名单中有鲁迅的时候,有人曾经想尽方法劝鲁迅先生暂时避开一下,免得落在凶手刀下。可鲁迅先生依然不肯离开战斗的火线。他说,我还要和他们打几架!(萧三《反对对鲁迅的侮辱》)
在鲁迅先生的风度中,谦逊是一个很大的特色,这种谦逊并不是从教养得来的礼貌,而是闪耀着人格光辉的天真和纯朴。
我说鲁迅先生始终保持着谦虚的风度,并不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而是他知道却仍然有那样的风度,这是更可贵的。
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民权保障同盟会执行委员杨杏佛被刺死,虽然盛传先生亦将不免,他还是去送殓,并且出门不带钥匙,置死亡于度外。(李霁野《鲁迅先生的风度》)
我跟他只见过十多面,我没有看见先生板起脸的时候,也没有看见先生挺起胸膛的时候,我倒是听见过他的爽朗的笑声。
对待敌人他可以利用他那些关于旧社会的知识,可以利用他那些“人情世故”;对待青年他却非常天真而且善良。(巴金《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
总觉得鲁迅先生的脸相尽管很严肃,但是和蔼可亲,有时候即使我们放肆些,先生也总是原谅的,而且我们并不觉得先生是在纵容我们。(川岛《一件小事》)
他和青年们谈话的时候,不爱使用教训的口吻,从来不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一类的话,他以自己的行动,以有趣的比喻和生动的故事,做出形象的暗示,让人体会到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唐弢《琐忆》)
我记得有一次是曹聚仁先生请客,请了鲁迅先生;林语堂也来了,席间林语堂夸夸其谈,得意地说道:“有一次在香港,几个广东人讲广东话,像讲‘国语’似的,讲得很起劲;我就同他们讲英语,就把他们吓住了。”鲁迅先生听到这里,怒不可遏,他拍着桌子站起来指斥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当众出丑,……在和鲁迅先生的交往中,我实在是没有见到过他这样的对人发火。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于那些丧失民族尊严的洋奴文人的批判是鲜明尖锐,毫不容情的。(陈望道《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
凡是能够令人永远尊敬的革命家,思想家,其风貌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崇高与平凡的对立统一,而崇高往往是通过平凡表现出来的。
(先生)这些仿佛信手拈来的幽默和讽刺,对于依靠造谣吃饭的反动派,是尖锐的抨击,而态度又是那么从容。(王朝闻《只研朱墨作春山》)
由于鲁迅瘦削的脸上一直浮现着比较严肃的表情,不常露出笑容,所以初会面时,我总以为他是不大容易接近的;但见过几次之后,我才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鲁迅先生极其真挚、坦率、亲切,而又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的。他的谈吐很风趣,富有幽默感。他能够把一个很严肃复杂的问题,轻松而又简洁地用三两句话就点出了它的要害。在言谈中,他那幽默、精辟的话语往往使人听了不能不笑起来,但他自己却不笑。据说他当年在北大讲课时,学生很喜欢听他授课,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来得迟的只好坐在窗台上或者过道上听。(任均《有关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
有一次我请鲁迅和林语堂等人吃饭,林企图替梁实秋说情,要求鲁迅不要对梁抨击太甚,鲁迅立即以严正的态度答道:“这个家伙,我怎么能饶他!”
……林是一个非常油滑势利、极端虚伪,最善望风转舵,热衷于名利,毫无骨气、毫不负责的文痞。他的思想作风与鲁迅先生的精神与品德毫无共同之处(张友松《鲁迅和春潮书局及其他》)
关于鲁迅,当时文艺界中有一种流传的看法,把他说成是一位非常严峻、有时近于怪癖而不易接近的老人……尤其是亲身经历的两小时亲切的谈话,发现鲁迅是一位热情诚恳、和蔼可亲的长者,虽初次见面,感到平易近人。(赵家璧《鲁迅为〈良友文学丛书〉开了路》)
……使我知道鲁迅先生虽然在外表上如一块冰,他的内心却非常热烈。(吴似鸿《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
导致我(韩侍桁)与鲁迅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是缪崇群的文章,他……也来到上海,曾向《语丝》和《奔流》投过稿,……大约是三零年底或三一年初,他在一个刊物上写了几句补白,讽刺鲁迅是文坛霸主。鲁迅知道我与缪是老同学,就怀疑我与这些“补白”有关。柔石被捕后,魏金枝来找我,要我陪他去鲁迅家。我没有犹豫就去了。至于他找鲁迅做什么,我不知道,也没有问。到了那里,鲁迅根本不睬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在场似的,看都不看……从此,我就不到鲁迅家去了。(韩侍桁《忆恩师鲁迅》)
因为照我的想法,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当中唯一具有我们所谓“天才”的那种奇异而稀有的品性的人。中国原有许多有天才具有能力的作家,但鲁迅是唯一天才的作家。
而他是我平生最珍贵的朋友之一。在许多年中,我想不起他曾经表示过一次恐惧。他似乎并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他具有一种极深的轻蔑心,那是难以形容的。
(鲁迅拒绝去国外养病)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笔杆的战斗者,他是具有天才的,而同着这天才,便是一种深不可拔的执拗性。也许他知道自己是必须要死的,所以他情愿死在自己的国土上。(《追念鲁迅》)
鲁迅的幽默
(说到章士钊撤销先生教育部佥事时)说:“老虎没有办法,下了冷口。”(然而丢了官,鲁迅抽的烟却比平时还好)于是我(尚钺)问:“丢了官应该抽坏烟,为什么还买这贵烟?”“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官总是要丢的,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尚钺《怀念鲁迅先生》)
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和鲁迅)谈到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做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啊了,这行么?”(郁达夫《回忆鲁迅》)
他住会馆一个小偏院里……右手壁上挂着一个篾条挽的小弓,他说是用来从窗缝里射那些正在院子小门边墙角小便的人们的,我常常想这个暗箭,究竟能够不能够伤人,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向住在会馆中的绍兴同乡们一问。(沈尹默《忆鲁迅》)
(说到)报酬也低得可怜,而且书贾还要想出种种剥削方法来。比如有几家就是按字论值,决不让你便宜一个字,他们专门雇有数字的职员,那办法是很可怜的,但也很科学就是。
周先生听我们谈后微微一笑,他说:
“那也是有方法的,我自己就碰到过,但我也向他们捣乱过一下。有次一家书坊来要我译书,他们开来的条件其中一条是要照实字计算的,后来我给他们翻译了,我从头至尾把它们连接起来,每张稿纸写得满满的,不漏空一个字,因此章和节自然看不出了,而且我还不加一个标点符号。送去之后他们来信告诉我不能印,希望我分一分段落,我回信说要分段落加标点得另算钱的,可见空格自有用处,标点也有用处的,中国人却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他和几个青年人办一个《海燕》,没出几期就受查禁,但销路却很好,等到一封,代售的书贾们就打算赖账,始终也收不回钱来,最后他说:“好的,你不给钱我有方法,我这里都有收据,现在爽性不要了,我打算送给小瘪三,看你们能不能赖掉这批账!”(孔另境《我的记忆》)
有一天我下午去,他把x光的照片拿给我看,并给我做种种的解释,最后说:“照医生说,看着照片我在五年前就该死了,然而现在却还活着,他便不知如何治法。”(黄源《鲁迅先生》)
大概是一九三六年四月,我最后一次去访问先生的时候,海婴也在旁边,他顽皮地指着鲁迅先生说“中国的高尔基啊!”鲁迅先生慈爱地轻拍着海婴的前额说:“莫听他们胡说,我哪里配!”鲁迅先生随即从桌上拿了几颗糖给海婴,笑着对我说:“他的目的在这里!”先生的态度极为天真诚实,那谦虚绝不是装出来的。(李霁野《鲁迅先生的风度》)
十七号还没有人搬进来,被偷儿趁隙破门守候了一夜,准备来到我家行窃,我们却毫无所知。鲁迅因夜眼甚迟,有时开亮后楼的灯,去烧水煮茶;有时开亭子间的灯,去如厕;这样竟夜之间,陆续不断,四处通明。到了三时以后,鲁迅正在临睡前漱口,偷儿却以为是人起床了,动手不得,大忿之下,撒漫楼梯的粪便,失敬离去,而我们却安然无恙。事后鲁迅笑着说:“他对我一点也没办法,只好撤退了。”(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
鲁迅同北新书局打官司,北新……发展……鲁迅的著作最关重要。但随着营业的发展,老板的书商作风日益严重;营业账目有真假两套,对鲁迅的版税舞弊很大。老板李小峰约期付款,总是说某月某日“以后”一定送来,而不说“以前”。鲁迅风趣地说:“他这样说,是永远不会失信的”(。张友松《鲁迅和春潮书局及其他》)
(鲁迅)托我在法租界比较僻静处找房子……又找到了一处,只记得楼上是一间长大的统间,楼下当然也是,比前一处要差很多,但也勉强够住,租金八十来元……他觉得可以,就同许广平一道来看了,决定几天内定下来。楼上房顶上安有一个挂圆帐的钩子,许广平看了很高兴,说这太方便了。事后,他对我笑着说:“你看,出了那么大的房租,她就只看见了那一点。”(胡风《鲁迅先生》)
有一次,鲁迅先生却问我:“你认为用萤火虫的光和窗外的雪能看书吗?”我正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时,先生哈哈笑了起来,接着说有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有一位好学的青年,利用萤火虫和窗外的雪光,不分昼夜地努力学习,这件事就传开了。他有一位朋友听到之后,就想去看个究竟,于是,白天就去找他。他心想,晚上他要靠萤光坚持学习,白天准得更用功。当他去到一看,这个青年却在呼呼大睡。
……一会儿,这个青年醒来,他的朋友就问他:“听别人说你在不分昼夜地学习,就连萤火虫都要捉来用,可你……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青年回答得很有意思,说:“天一黑我就得去捉萤火虫,捉到很晚才能回来,所以困的没办法,只好在白天睡觉。”(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
鲁迅从来不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那天的情绪倒颇像个孩子。他那顶旧毡帽掉到大厅衣架的后面,他因为不知道帽子跑到哪里去了而到处找,到后来我们给他找了出来,他一提脚把帽子踢下了楼梯,大笑着说:“一顶老黄包车夫的帽子,我就是个拉黄包车的!”他边笑边跟着大伙走下楼去。(路易·艾黎《鲁迅回忆片断》)
鲁迅的演讲与课堂
一个颇大的教室里,已经挤满了人,去得稍迟一点的,便在座位的旁边站着,门口还是陆续不断地往里挤,挤得连一点缝隙也没有了,门周还堆着许多人——每周似乎只有一天在“沙滩红楼”上课……
钟一响,他就踏着钟的尾声“挤”进了课堂。记得只是带着个小布包,打开,取出来《小说史略》的讲稿,翻开便讲,有时候讲得把人都要笑死了,他还是讲,一点也没有笑容。他本心并没有“插科打诨”故意逗人笑的含义,只是认真地讲,往深处钻,往皮骨里拧,把一切的什么“膏丹散丸、三坟五典”的破玩意撕得净尽。你只看他眯缝着眼认真地在那撕,一点也不苟且地在那里剥皮抽筋,挖心取胆……假如笑是表示畅快,那你又怎能表示不笑?而他又何必要笑?
一连两堂,有时他并不休息地讲下去,而听的人一听到第四次的钟声,正在恍惚若失的当儿,他飘然地又挤走了,待到大家一清醒,发愣的劲一过去,他已经走在红楼的对面的新开的路上了。
有一次在离沙滩不远处的北大三院的大礼堂里,有一个重要的集会,成千上万的人塞满了那大厅:忽然讲台上出现了鲁迅先生,只这一刹那,那样嘈杂的会场,却一无声息。他的话音并不大,可是听到每个角落,他并没有跳讲台,舞拳头,可是强烈地激动着每个人的心,如今只记得他当时讲到人们的虚伪,他打着比喻说:“有些人说他天天吃窝窝头,实际上里面夹着鸡丝的。”(王冶秋《怀念鲁迅先生》)
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比,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上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
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冯至《鲁迅与晨钟社》)
鲁迅先生讲课的教室里,历来总是挤得满满的,不但无一空位,还有人坐在窗台上;每次注册科的职员来点名,总是进教室一瞥后,在点名册上做个全到的标记,马上回头就走,用不着逐一对号。这说明自由进来偷听的人之多,因为旁听生照章也都有座位的,而一般认为,教师越叫做,偷听生必然越多,足见同学们对鲁迅先生的爱戴。此种盛况,别的教师也并非不曾有过,但往往未能持续多久;即如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初到北大任课时也曾大为轰动,热闹非凡,但曾几何时,就日渐趋于冷落,最后只剩下寥寥数人,以至盲诗人不胜感慨地说“寂寞呀,寂寞呀,这教室未免太大了!”这期间,能够保持教室盛况始终不衰的,除了鲁迅先生,怕没有其他人了。
鲁迅先生讲课,从容不迫,生动而富有风趣,所以教室里的气氛总显得非常活跃……他学问渊博,识见宏远,课程上的某些疑难问题,他都能运用深湛的哲学理论,广博的科学知识,丰富的历史经验,融会贯通地逐一加以解决,常常有独到的见解,道前人之所未道。又能从这些问题生发开去,旁涉到其他学术领域,指出其相关的要点,阐明其实质的奥义,使人如饮甘醴,头脑为之一新,茅塞为之顿开。他还喜欢就当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有时表情沉痛,有时意态激愤,有时说得比较含蓄,有时故意出之以幽默的口气,真是言简意远,语重心长,有如暮鼓晨钟,足以使人猛醒,引人深思。在业务上,他从不满足于单纯的传授知识,总是重在启发,引导,要大家进一步去挖掘,探索,钻研,以求有更多、更大的发明和发现;在思想上,他从不以大声疾呼为能事,总是看重在指明方向、道路,鼓励大家不断地向前迈进,促进和推动大家努力去破旧创新。同学们向他提问,无论是在课堂内外,他总是有问必答;有时有的同学未能理解或有不同意见,他总是不厌其烦的反复解释,耐心说服,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地地步。(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
鲁迅先生讲课,不是在课堂上旁若无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自话自说,也不是用记录速度念讲义。而是在深入浅出地讲解教材时,联系实际,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思考、分析问题。
我们对鲁迅先生有过这样的过程:未受教前很敬仰,很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初受教时是十分敬佩尊重,很有畏惧。看到他那严峻的,“冷若冰霜”的面孔就有些害怕。有时候他讲了幽默话引得我们大笑了,可是当他的脸一沉嘴一闭,我们的笑声就戛然而止。后来,我们经过向熟悉鲁迅先生的人摸底,又逐渐察觉他确不“怪癖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陆晶清《鲁迅先生在女师大》)
先生的比喻,不止用书中字句,有时还在黑板上画画,不够的地方,还要用姿势表示。《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有《异梦录》记邢风梦见美人,示以“弓弯”之舞,学生对“弓弯”不明,先生先是援引《酉阳杂俎》里的故事,……大概觉得还不够,于是仰面,身子向后仰,身子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也站立不稳,这时先生自语:“首髻地也,吾不能也。”(常惠《回忆鲁迅先生》)
他自己在课堂上是不多笑的,可是他的讽刺的新锐说,却使学生不得不笑。(俞念远《我所记忆的鲁迅先生》)
笔者(郑伯奇)讲了不到一刻钟,听众是一个去了又去一个,偌大一座讲堂只剩下寥寥不到百十个人了……于是赶紧做了个结束了事。
怕是有病的关系罢,鲁迅先生的声音并不高,但却带着一种沉着的低音,口调是徐缓的,但却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的亲切。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添进了那么多的人,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连窗子上面都爬着扶书本的学生……因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细微现象中找出高于理论的具体根据,又能用朴素而深刻的日常语将这些理论表现出来。(郑伯奇《鲁迅先生的演讲》)
他的声音是那么低沉,但每个人都可以清晰地听见;他的态度是那么诚恳,使得十几双眼睛都为之发光;他的言语是那么透辟,精警,一声声都刻在了我的心壁上。(周文《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
他毫无倦意地滔滔地说着,每一段话都像是经过深思的文章,但在他说来,却又都是毫不费思索的。(以群《忆鲁迅先生》)
他自己并不轻易的笑,可是我们这些青年人却不知道从他那一句话开始已经逐渐地被他的话引发出笑声来了。我们的笑声都很短,可真是笑得深。笑声短,我想是因为大家有一种心情:怕会耽误或者深怕失去听鲁迅先生接着说的话。大家很贪婪地想多听一点的缘故吧。(于伶《初见鲁迅先生时》)
鲁迅的形象和生活习惯
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十支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袄的袋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郁达夫《回忆鲁迅》)
他见客人来了,总是倒茶给你,有点心就摆出来,用不用却听便。和人谈话,谈完了就问:“还有什么事?”如果答说没有了,他就说:“对不起,我要办别的事了。”立刻就做别的事,绝不敷衍。鲁迅在绍兴有四好:摩尔登糖、茶、香烟、牛肉干。(陈炜谟《我所知道的鲁迅》)
鲁迅先生的东西的确非常整齐,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位置。记得他工作台的中间有一块假的银元永远放在一个小纸盒里,遇到假钱,则一定要把它撕成两片丢进火炉。字纸篓不扔果皮或花生皮之类,如果别人丢进去了,他也重新取出来。
打腹稿的习惯是喜欢斜躺在自己的铺板上,常常看到他手上拿着纸烟,头靠在白箱的一边,独自沉思。(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比如我们有时候接到他寄来的一封信,那栗壳色牛皮纸的信封,往往是他自己用别人寄给他的信封反过来糊制的;寄给我们的一包书,那包书的纸,捆包的绳,都平整如新,然而都是别人寄给他包书用过的。有时候从他那里借到一本线装书,有的书页分外板正,书头洁净,钉着双线,也是他亲手装订收拾过的。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不让自己有闲着的时候。
他住北京的西三条时,你去访问他,一敲大门,出来开门的往往是他,辞出来时送出来关大门的也是他自己;坐下谈天,给你泡茶倒茶的是他自己;凑巧家里有花生,有糖果点心时,拿出来盛着饼干盒飨客的也是他自己……家里虽然也雇有工人。
……在厦门大学时,有一天邀我去吃饭,……我辞出时,他正坐在书桌旁的躺椅上吸烟。等傍晚我又去时,一见面,就看见他的棉袍前身中间烧了一个大洞,直径约半尺左右,还穿着。(川岛)
他那蓬蓬松松半年才剪一次棘球似的头发,和他那幅枯瘦长满胡须的面容……(陈梦韵《鲁迅在厦门的鳞爪》)
那天他穿的是蓝灰色华达呢皮袍子,黑色橡皮底跑鞋,上半截是老人,下半截是青年,从服装看,是很不调和的,然而我必须修正自己的话,在他身上,这一切是太过调和了。
他是永远年轻的老人。
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够收藏着那么多的、逗人发笑、同时又引人深思的资料。
鲁迅先生的所谓骂,其实是揭发时弊,抨击形象的意思。和随意糟蹋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唐弢《记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
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的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在处处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爱”。或者倒可以说,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反而更加显得他的平易近人吧。(唐弢《琐忆》)
鲁迅先生话不是很多,可是,说得那么风趣、深刻、简练、有力,教你听了,觉得终生难忘和受用。(白曙《回忆导师鲁迅二三事》)
先生自七八岁起即患龋齿,一直到二十四五岁,都在担心脱牙和临时应急……及至二十六七岁,终于有全部镶牙的必要了。故先生自少年时代起,便不能像其他儿童似的吃那硬而甜的东西。
在先生逝世前的一天,和先生谈话中说到先生的身体,若由医生来评论,是筋骨薄弱,并列举痔核,牙齿全缺,胃扩张,肠迟缓症、胸膜炎、喘息,肺结核等病症。然而他答道:“只要没有花柳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洁的。”
先生不是以肉质来经营生命,也不是以筋骨来工作,他是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他的体重只有三十七公斤!
一天,给他拍了胸部 X光线照片后,说明他那病灶部。我告诉他右胸的病变部很多时,他便说左边损害不多,还很可以做点事情,并不以为意。(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注:须藤是鲁迅先生的主治医生)
我们经常劝他休息,注意自己的身体,他总是含笑回答:“伏案持笔就是我的工作,坐着看东西就是休息,如果休息的意义就是不写也不看,我则不能那样做。”如果说到休息,只有死,才是鲁迅的“休息”。
他的眼睛能唤醒对方的良心;是没有诚心的人不能正视的眼睛。(鹿地亘《鲁迅和我》)
他的生活朴素。穿着粗布衣服。总是喷吐着廉价的香烟,但是只要接触一次那锐利的眼光,马上就会知道那目光不凡,绝非常人。(山本实彦《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
他是短小而纤弱的,穿着一件乳白色的长衫,软底的中国式的鞋子。他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头发,像一把刷子似的直立着,在结构上,他的脸和普通中国人的脸并不两样,可是他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从前从未见过的能语语动人心弦的脸。一种富有生命的智慧和先知正从这上面流露出来。他不会说英文,可是很能说德文,所以我们便用德文交谈,他的举止、他的言语、以及他的每一姿态,都放射出那种为最完整的人格所独有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和谐和魔力。我忽然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呆子一样的局促不定和粗野笨拙了。(爱德加·斯诺《鲁迅印象记》)
鲁迅对青年的影响和对青年的感情
(三·一八惨案)的那天下午,我(许羡苏:许钦文四妹)把噩耗(刘和珍、杨德群死)报告了鲁迅先生,他非常气愤……几天后我到西三条来看老太太的时候,他说鲁迅先生从刘和珍和杨德群死后,好几天饭也不吃,话也不说,而且终于病倒了,又不肯看医生。(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
鲁迅的作品,每一发表,我们都抢着来读,当时的情景,是一个人读的,还是几个人共读,多谈了些什么感想,或是朋友来信写了些什么读后感……回想起来,有的还历历如在目前。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去厦门,不少青年纷纷南下,投身革命。(冯至《鲁迅与晨钟社》)
到了(1926年)12月底,突然听说鲁迅先生要离开厦大了,这个消息像晴空霹雳一样……这个消息一传出,全体学生立刻掀起一个挽留运动;看到挽留无效的时候,却变成了改革学校的运动了。(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
他会不惮烦的几天几夜在替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创作,校正译稿……有一位不认识的青年寄来一篇稿子请求他改。他仔仔细细地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郑振铎《永在的温情》)
鲁迅先生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抵达北京,同月二十八日下午离开北京,恰好住北京十五天……反动的军阀、政客、文人学者们,十分讨厌鲁迅先生来北京,但文化界、青年界和广大人民,一听到这消息,却兴奋得很,到处都在谈论他,……及至得到先生演讲的消息,我传你,你传他,一会儿就传遍了全城,无数青年,课不上了,其他工作暂时放下了,冒着北京的寒冷和风沙,跑很远的路去听讲。几次演讲原来都布置在大的礼堂和屋子里,但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怎么也挤不下,大家都要求搬到广场上讲。鲁迅先生立刻接受群众的意见,移在广场上,在狂风和严寒中,只穿着棉袍,光着平顶头,站在木方桌上,也没有扩音器,向四周拥挤的人群讲话。(陆万美《追忆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
据说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县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给他去找人修补。他睡了一会儿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鲁迅承认“有这回事!”(唐弢《琐忆》)
那时,我已取得与先生的联系,我想利用狱中悠长的岁月加紧对马列主义的学习,而乞求先生的援助……我这一请求很快通过秘密传递得到满足,但怎么能想到先生是如何费力搜集、甚至有的还特地托人从遥远的国外赠送给我的,对一狱中的青年冒失的要求,先生就是这样对待。
也有刚从狱中出来的青年,找不到党,无亲无友,流浪街头,连生活都无着落,首先找到先生而得到亲切的援手。
由于先生对青年无微不至的关怀,那时很多青年,常常拿些个人的私事去麻烦先生,而先生总是乐于接受,毫不迟疑地为之操心和奔走。(楼适夷《毕生难忘的恩情》)
鲁迅帮助别人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替别人改稿,替别人的稿件找出路,替别人买书……帮助青年作家解决困难,也有很多例子的。(冯乃超《鲁迅与创造社》)
我们把写好了的原稿送给她,他总是第二天就把看后的意见一同送回来;我们寄信给他,他总是马上就回;他送我们书,都要亲手包好,递到你的手里……他总是那么认真、诚恳。他诲人不倦,但他从不自居于指导家,他亲切,但却是严肃;他严肃,但使人感到的却是亲切。
他说“创作,应该是艰苦的,不断的,坚韧去做的工作。比如走路,一直向前走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攘攘;如果扰攘得厉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经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经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经停滞了。”(周文《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
回想起来,鲁迅先生当时这次请客的目的和意义是很分明的;在名义上是为了庆祝H夫妻儿子的满月,实质上却是为了我们这对青年人,从遥远的东北来到上海,人生地疏,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特为我们介绍了几位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朋友,使我们有所往来,对我们在各方面有所帮助……仅从这一次宴会的措施,可充分显示了这位伟大的人、具有伟大灵魂的人,对于后一代的青年人,对于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是表现了多么深刻的关怀,付出了多么大的热情和挚爱啊!(萧军《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
从长达近两年的学生风潮时期,在先生的支持引导下做反抗暴力摧残的斗争,从“三·一八惨案”时一些有关的事件中,从听到过,看到过的许许多多事例,都证明鲁迅先生对青年一代的热忱关心,证明他是倾全副精力,不辞劳苦地教育、引导、帮助青年;他是用自己的心血培养青年,他是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的。为此,我对“俯首甘为孺子牛”诗句的解释有偏见。我认为“孺子”显然是指青年,扩大了便不合原意。(陆晶清《鲁迅先生在女师大》)
鲁迅爱护青年,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的感情态度,不但在中国作家里面没有任何人能够相比,就是在世界的伟大作家中,也是特出的。
(然而,也有让他失望的例子……)
例如韩侍桁……鲁迅尽力帮助他,促进他学习,在思想上进步,后来回上海,还是依靠鲁迅。但他在生活上糜乱不堪,竟至要鲁迅替他买壮阳药。说,他自己不好去买,那给人知道了名誉不好。鲁迅有一次忍不住提到这件事,气愤地说:“他怕名誉不好,难道我就不怕名誉不好么?”(胡风《鲁迅先生》)
大家快要入席了,紧跟在鲁迅后面走进房间时,我所看到的鲁迅的颈脖子背的瘦削姿态。那时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好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从阿姨的后面咬着她的颈脖子,叫一声“老师”似的,我为一种冲动所支配,想要把感情一口气吐露出来,从后面抱住他。自从当上大学生以后,到今天为止,我曾受过许多前辈和师长的教诲。可是,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人,虽然在学问方面我都佩服,而感到像此刻这般的冲动,却一次也没有过。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觉得鲁迅好像是把全中国被压迫大众,不,全世界人类的苦恼都搁在那细小的脖子和瘦削的肩膀上承担着似的。
鲁迅把民族的苦恼当成自身的苦恼而活了一辈子。鲁迅是个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都是好学不倦的人。(辛岛骁《回忆鲁迅》)
他爱好创造的和进步的一切。对于腐败的、愚蠢的、他一概都憎恨鄙薄。他的作品就是这种态度的活的证据。他的笔蘸着无情的批评的毒液,许多人都感觉到他的刺。可是他所有的作品里,是从来没有一处地方不护卫着袒护着青年的,他爱青年,他了解青年的烦闷,了解青年对于一种新的生活和新的世界的奋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追念鲁迅》)
鲁迅的慷慨
要出版这本木刻集,需要一笔钱,可我和刘岘都不名一文,结果,还是向鲁迅先生求助了,……说明情况,向他借钱印刷这本木刻集,说是“借”而其实是有借无还的。《无名木刻集》实际上全凭鲁迅先生出资印刷,支持方能出版的。
从封面设计,插图以至出版印刷,鲁迅先生都曾给予种种具体帮助和经济支持。鲁迅先生收入有限,家庭负担也不轻,却宁可自己节省,但用在资助进步文艺青年及印刷书刊画册等方面的开支,他是从来不吝啬的。(黄新波《不逝的回忆》)
……画会开办费总算对付过去了,以后的经费还无着落。幸好冯雪峰有事找我,我诉说画会的经费很困难,他表示可以想想办法,不几天,他高兴地对我说:鲁迅先生愿意代替田汉付钱,你某日下午某时到内山书店去取。到那天,我怀着感激的心情,从鲁迅先生手里接受了20元。
展览会开始的当天下午,鲁迅先生同许广平先生携海婴前去参观……翻阅意见簿时,我看见先生掏出捐款五元塞在意见簿下。(姜丰《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
记得在饭馆碰头吃饭,总是鲁迅先生掏腰包。尽管吃的是一般的饭菜,用不了多少钱,但我们仍觉过意不去,建议作为聚餐,由大家分摊,可是鲁迅先生却不赞成,老是异常和蔼地笑着说:“不要那样来计较,我拿的稿费总比你们多一些啊!”(任钧《有关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
鲁迅碰到的小人、假冒者与无赖
鲁迅先生的“义子”
那时候鲁迅住在闸北东横滨路的景云里。有一天,经过剥啄的叩门声后,进来了一位洋服不十分整齐的青年,说是从远道特地到来,求见鲁迅先生的。见了面之后,好像并不十分生疏。问他的姓名,是某大学的学生,才受先生几个月教的。自从先生走了以后,日夜想念着先生,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课当然更没心情去上了。自己觉得这样下去,定会发狂,甚至到自杀为止。所以决计抛弃了学业,抛弃了同学,抛弃了家庭,抛弃了爱人,不顾一切地独自远迢迢到上海来寻先生。倘若先生肯怜悯他,收容着当一个奴仆,一天到晚伺候着先生,便是十二万分的恩典,万一不能允许,情愿在上海当一个乞丐,只要答应他每天可以到门前来望见一次颜色,也就异常的高兴了。
……这位青年大学生,就做了鲁迅先生的食客,不但供给了他的饭食、宿所、衣服,还供给了他的零用。
过了两三个星期,这位青年的爱人,也从家乡赶了过来……鲁迅只好一并收容着,供给他们俩的食宿住行,以至于医药娱乐。
忽然要求他要做鲁迅的一辈子奴仆,但他爱人要去上学,请鲁迅先生交学费膳费,鲁迅说:“没有钱!”又说:“不肯帮助上学,可否找点工作?”鲁迅找到一家小书店,请他们雇佣了这青年,鲁迅按月送三十元给书店,由书店给青年做薪水。
然而青年到了书店两个小时,就回来了,说那样琐碎麻烦的事他万万做不来,30块钱,做两人的零用还不够。
再不久,又第三次说,不给学费,又不找事,他家原有几十亩田地,押给人家,让鲁迅给借千十块钱,让他们赎回这些田地,并说:“先生一年收入几万块钱,何在这区区几千块钱?只要肯,有什么弄不到?”鲁迅说:“我不肯!”
五六个月后,又对鲁迅说:家里有信来,叫回去,请借一点盘费,鲁迅先生又给了三五十块。第二天,鲁迅先生才起身,娘姨来说两个人走了,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家里的衣物,稍微值钱的,都不见了。(章锡琛《鲁迅先生的‘义子’》)
假冒的“鲁迅”
(一九二八年,鲁迅到过一次杭州,知道的人不多)此前,在他还未到达杭州以前,在杭州的青年学生群中,曾盛传鲁迅先生到达杭州,并且曾经有人亲眼见过他在孤山脚下苏曼殊的坟前提了词……我们回去后,又向青年学生打听,知道这一位也名为鲁迅的先生,不但在曼殊墓前当中提了词,而且就在离西湖不远的松杨木小学教书,我和钦文就去访问了他。
他也姓周,……一个瘦长的脸,上唇留着胡子,看去约摸有三十多岁,一点也不像我们所认识的鲁迅先生。身上穿一套白裤褂,褂子比一般人所穿的小衫要长一些,但并非西装衬衫,脚下穿了一双草鞋。手里拿着一支教鞭,正在上课。见面后先通姓名,我和钦文没有说出真姓名,只说慕名拜访,他就自称鲁迅。说话的口气中,对当时的世风不甚满意,怀才不遇,所以只能隐姓埋名的到乡下来教小学生。说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彷徨》的小说,虽销售了八万多,但他对这部小说并不满意,还要另外再写一本。至于鲁迅先生还写过一些别的什么文章,他也说不上来。看样子,他对鲁迅先生的思想、生活以及作品很茫然。在谈话时,眼睛四面乱看,目光发直,指手画脚的装一些也许他以为鲁迅先生应该这样的神气,似乎神经有些不正常。(川岛《回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无赖邻居
(住在上海景云里的时候)我们的后门,紧对着一位大名鼎鼎的奚亚夫,挂着大律师的招牌。他家有十四五岁的顽童,我们通常走前门,哪里招惹着他们呢?但因早晚在厨房煮饭,并带领建人先生的小孩,因此被顽童无事生非的趁煮食时丢进石头、泥沙,影响到小孩的安全和食物的清洁。鲁迅几经忍耐,才不得已地向之婉言,不料律师家的气焰更甚,顽童在二十三号后门上做那时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为:画白粉笔的大乌龟,并向我们后门撒尿。
当我们搬到十七号住的时候,厨房是空着不用的,出入活动一切集中在十八号,十七号厨房刚好就存放了一大堆木柴,等待干燥时好用,那律师家的顽童,眼见这情景,趁我们的疏忽,没有关上窗户,夜里便偷偷丢进去满是煤油浸透的引火纸,竟想引起火灾,次早一看,却幸而熄火在地,大律师的威焰,可算给我们吃尽苦头了。(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
点点滴滴见精神
鲁迅的杂文:鲁迅先生的杂文,据他的分析,以为在这些杂文中,有诗的成分。这是由于(一)因为它们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二)因为这些杂文是形象化的,使读者的眼里可能浮起一些具体而生动的形象,就像我们读小说一样。
观察的眼睛、分析的脑子、艺术的手腕,这样够吗?我觉得还不够,这儿还缺一种东西,而且是要紧的东西:一颗热情的心。
鲁迅先生思想深,语言丰富,讲话隽永而又幽默,像他的文章一样,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
……把他全部杂文结集起来,“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实在说,那该是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又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唐弢《片断》)
鲁迅的战斗对象:他所战斗的对象,就是这整个的病态社会。而且,我们亦可以说,他所战斗的对象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换句话说,他的敌人至少就有两个:一是封建,一是愚昧。(陈炜谟《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
鲁迅一生留下的文字:鲁迅一直到逝世前两天还在写文章,(《因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一生给我们留下了670万字的作品,是他三十年中文学劳动的实绩,30年间每月平均几乎近2万字的写作之外,给相识不相识的人逐行逐字的校阅稿件,替别人抄写稿子,以及编排、校对、设计、跑书店印刷等等不能以数字来计算的劳动,是不在其内的。(川岛:原载人民文学1961年7.8合期)
鲁迅的学养:他的旧学的渊博,无疑的,在后一代的文人中是没有一个能够赶得上的了,而他对于外国文学的修养,也实在广泛的可惊。
鲁迅先生把最后的一滴血喂养了中国的读者,我觉得这话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必须全面理解鲁迅:他的杂文除一贯前进的思想外,其凝炼字句、深刻的嘲讽、诙谐的风趣,无往而不流露着、活跃着。
在将来整理鲁迅全部著作的人,我却有一个建议:就是将历来骂他、诬蔑他的文字,一律收集附入有关系的文章后,或另印一编做附录。(杨霁云《琐忆鲁迅》)
鲁迅的诚实与天真:一次鲁迅向商务印书馆订购了《英国木刻集》。这书定价和费用高达中国钱60多元。寄到中国后,通知他到该馆营业部去取书,他拿出取书通知单交给营业员,营业员找出书掷在柜台上,命交六元x角x分。鲁迅先生惊奇地说:算错了吧?该是六十元x角x分。营业员瞪着眼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阵,带着蔑视的口气说“别啰嗦,交钱吧!”鲁迅先生心里想,你们是大书店,吃得起亏,对我倒很有用处,可以多买几本画册看看。于是他心安理得地付了营业员要的钱,拿起书走了。讲完这个有趣的故事,鲁迅先生哈哈大笑,笑得像孩子那样天真。(江丰《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
(鲁迅对内山完造书说过这样一件事)“我曾在商务印书馆的西书部预定德文书。昨天来了通知,说是预定的书籍已来,可以带四块五角钱去领取,我以为那大概是运费,加上书钱,总要五六十元,刚才我就准备了这笔钱去领取,伙计把预定的书拿出来了,要我付四块五角钱,我问他这是什么钱。他说,这就是书钱,于是我就对他说:没有那样的事情,这书无论如何也要四十多块钱,请你再细细查一番,但他还是说:不,四块五角就够了。我又对他说:这的确不对,这是四十马克的书籍,我想中国钱无论如何也要四五十元左右,所以还是请你查查看。但那位伙计先生却说:是麻烦透了!你可以不必那么罗嗦!你如果要,就付四块五角钱拿去!如果不要,那你就回去吧。我自然是因为必要,才去预定的。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已经万事休矣,我就付了四块五角钱把它拿回来了,商务印书馆赚不了钱,那是当然的事情哩”。(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
鲁迅对书籍印刷版式的贡献:鲁迅不但自己设计书面,他还设计文学的版式。当时印出来的书,直排题目都是顶格的,仅占一行,文字每行中的每个字都是紧接着,这是从我国旧有的版本书版式上蜕化而来的。后来稍受日本影响,只把标题的排法改了一下,或者是低几个字,多占一两行地位,其余一概照旧。鲁迅却不然,他在题目的排法上又作了革新,占行有占到五行之多,每行中的每一个字之间都间隔了一个字的四分之一的距离,看起来就觉得眉目清楚,非常愉快。标点排在字的中间,但没有排在一行的第一个字的,而且每一篇都另页开始。这种新颖的版式是他创始的,在新文艺书籍上出现了一种特色,很受人欢迎,后来有不少出版物都采用了这种版式,成为一种风气。(钱君陶《我对鲁迅的回忆》)
鲁迅对孩子教育的细心:驰名全球的“海京伯”马戏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之后,来到上海。按常规,这回准有我的份儿,于是在饭桌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一直熬得很晚,迟迟不肯上楼。同时竖起耳朵,在聆听父母的召唤。谁料父亲考虑到这些节目,大都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之前,怕孩子受到惊恐,因此,决定把我留在家里,他们从后门悄悄走了。当我发现了这一情况以后,懊丧异常,先是号啕大哭,后是呜咽悲鸣,一直哭到朦朦胧胧地睡去。父亲知道我很难过,和善而又耐心地告诉我以上考虑的意见,并答应我另找机会,白天陪我再去参观一次。……由此可见,父亲为了我的身心健康,竟是何等地煞费苦心,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慈爱之心,仍然时刻在温暖着我的全身,也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周海婴《重回上海忆童年》)
鲁迅非常喜欢小孩子,常常买些衣服、书籍、玩具送给孩子。他赠的东西都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周晔渐渐长大了,上了小学,鲁迅经常送一些书给她,把自己翻译的《表》、《小彼得》等送给她。以后还要问她书的内容。有时候周晔答不出来,他就笑着说:“哈哈,还是我这老头子记性好”。(王蕴如《回忆鲁迅在上海的片断》)
鲁迅的胃病与节育:……来到南京,考到江南水师学堂。每逢冬天,衣服单薄,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因此种下了胃病的根源。加以中年以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因此胃病常犯,痛苦不堪。(周海婴《重回上海忆童年》)
附带提一句,生了海婴以后就厉行节育,这完全是工作上的原因。(胡风《鲁迅先生》)
鲁迅作品悲廖旷远的根源:先生也深通老庄,——胸襟达到了一种极大的沉静境界,仿佛是无边的空虚寂寞,……这冷静境界,在思想上成就了精辟的见解,所谓“静则生明”。(徐梵澄《星华旧影》)
鲁迅作品的语言:他使用的语句,多是俊美而正面意思反言之的。他驳斥人的文句都含义那么深刻,入木三分,令人无法辨驳。我初次接触到鲁迅先生的文章,就成了鲁迅迷了。他是圣哲,我尊敬他,崇拜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凡是鲁迅先生所同意的,我无不同意;所愤斥的,我无不厌恶。因此,唤醒了我的关心社会,要改变丑恶的旧社会的意识,焦急地要寻觅拯救国家民族的途程。
他……演讲,没有一点学者、权威、大人物的装腔作势架子,但是讲得津津有味,略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我这个浙江来的孩子听起来特别亲切。他娓娓道来,有情有理,妙语百出,引人失笑,而笑后生愤。
……真是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不搭架子的长者。(曹艺《百首话当年》)
保护(鲁迅)的人很多,每当危险时,消息会很快传给他。在那些很暗的岁月里理应潜入地下,然而鲁迅却没有那样做。
……针对这种情况,他经常发表文章时变换笔名。据他说:“我近些时候在中国一个笔名不能用上三回,否则就会从文章的倾向和语调里被发现出来。”(辛岛骁《回忆鲁迅》)
鲁迅的渊博:像他这样学识渊博的人,我是从未见过的。在日本,我虽然也结识不少教授、博士等有名的人物,但他们对于自己业务以外的事,知道的并不比我多。直到现在我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谈得投机的人,然而和他却不可思议地很容易引起共鸣。
和他在一起谈话,你会感到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我丝毫察觉不出,我们两个的年纪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也无所顾忌,甚至忘掉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国籍的差别。
总之,他什么都知道,我想,就是将五个日本博士集合起来,也不会知道这么许多。(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
他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而且我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追念鲁迅》)
增田涉先生曾说:“就我个人来说,直到目前我所接触到的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日本人在内,与任何人比起来,在人间,我最尊敬鲁迅,感到他的亲切。”(镰田寿《鲁迅和我》)
我在中国的长时间居住中,虽然遇到过很多中国人,但是像鲁迅那样的平易近人,心地善良,谈笑风生,见识高深的人还不曾有过。(清水安三《我怀念鲁迅》)
鲁迅的书架:现在一看,尽是木质的箱子。坚固的厚木箱叠成了书架。鲁迅先生说:“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就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书架,像这类的准备逃跑的书架,世界上恐怕没有。(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
鲁迅处在国民党接连不断的迫害之下,正像他说的“用脚逃跑比用手写作还要忙。”(林守仁(日)《鲁迅的死和广州的回忆》)
鲁迅最危险的一次遭遇:“一·二八”前后,上海的形势非常紧张,……开始鲁迅和建人聊白话,建人去后我们聊白话。忽然听见枪声,放了两枪,一枪是从对面的西童学堂(外国人办的学校)打出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鲁迅桌前的窗户,把写字台后面鲁迅坐的一把椅子打穿,幸好那天鲁迅和我们聊天,没有坐在那里,否则正中他的胸膛。(王蕴如《回忆鲁迅在上海的片断》)
鲁迅的爱国:有一次,有位日本的文学家问鲁迅:“贵国的政治、经济都很混乱,国民非常痛苦。如将中国全部交给日本来管,岂不倒可使他们幸福吗?”鲁迅先生听后,立即答道:“那可不行。这在日本看来即便很有利,但对中国确实绝无好处的。我们的事,要由我们自己来做!”(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
拒绝被利用:由于鲁迅在日本人民中间的威信,就发生了想利用他的威望的意外的情况。一是,中日民航机要通航了,日本方面希望鲁迅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的记者来邀请他。鲁迅马上拒绝了,说:“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日本记者说:“如果你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说:“如果我答应你,我就非常为难了。”
一是,中日要无线电通话了。日本方面希望中国由鲁迅首次通话,日本方面是请著名讽刺作家长谷川如是闲和他通话,因为长谷川是一个革新的作家,鲁迅表示了同意……大概双方的主事者料到他们的对话不会对统治者有趣,终于没有请他,当然也同时不请长谷川了(胡风《鲁迅先生》)
鲁迅的战斗精神:(因病,有人建议鲁迅去凉快干燥的气候中作长期的修养,但鲁迅没有听从)“你要我躺在床上躺一年,而任凭他人去斗争和牺牲!”他谴责似地问。
“无论如何,中国需要我。我不能走。”
“没有人应该逃避!”他说,“必须有人出来坚持战斗。”
(柔石等被杀以后,鲁迅写了篇《写于黑夜里》,希望把它译成英文设法在国外刊出)在他告诉了我那篇文章的用意后,我便警告他说:“如若刊印出来你的生命一定便会有危险。”
“这有什么关系?”他激愤地说:“必须有人出来说话啊!”(爱德加·斯诺《鲁迅印象记》)
鲁迅和周作人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是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极大,挥金如土,……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妻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的读书写作,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日本作家增田涉说:“我对于周作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好感,尽管他写着多么有名的随笔说着漂亮话,但在为人上我是不喜欢的,或者其中也许是介着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缘故吧?”增田涉说:“(鲁迅)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妇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鲁迅让出八道弯,搬到新居,只是来取自己的东西,竟然遭到周作人及夫人的“骂詈殴打”……我听母亲说,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我们的母亲跟随他的长子住到西三条,过俭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有回八道弯,可想而知,八道弯的生活何等难以忍受。
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要侵略、征服别国或别人,可以制造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亲眼见过他们对周作人使用过这种强盗逻辑,他完全屈服了,又附和着去欺负自己的亲兄。(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
鲁迅的葬礼
鲁迅的葬礼,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鲁迅生前的挚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所以当时全国所有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都充满了哀悼鲁迅的文字。(郁达夫《回忆鲁迅》)
当他的遗体停在殡仪馆那壁角周围闪着几十支阴沉的电炬的灵堂的时候,苏联的、欧美的、日本的一些爱着真理的人们,都惆怅着各色的嘴脸,先先后后地献上花圈,在他的遗容前默默地站着,垂了头,热泪从他们的眼眶滚了出来,……中国的同胞们,团体或个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和穿得破旧的,成千上万,都一个接一个地排成一长串,惆怅着各样的嘴脸,轮流着在灵堂献上花圈和对联,在他的遗容前默默地站着,垂下头,热泪从他们的眼眶滚了出来……还有许多一对对、或个别的人从街上、从大门外就一直哭进灵堂来,红肿着眼眶,热泪横流满面,在他的遗容前默默地站着,垂下头来,放声地痛哭,肩头不断地抽搐……有些人还留下他的吊词道:“我死了母亲还不曾怎样悲痛过,可在你的灵魂前我忍不住痛哭了!”(周文《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
在殡仪馆瞻仰遗容本来预定是一天,因为来瞻仰的人多得大出预料之外,又延长了两天,二十三日下午才出殡。
盖在遗体上的是一面“民族魂”锦旗,字是沈钧儒写的。(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
各界的人不经邀约,不凭通知,各自跑来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表示钦敬和志愿追随的心情。一个个自动组合的队伍,擎起写着标语的旗子或者横幅,唱着当时流行的抗敌歌曲或者临时急就的歌曲,从上海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墓地,大家动手铲土,把盖上“民族魂”锦旗的鲁迅先生的棺材埋妥。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从未有过了。(叶圣陶《相濡以沫》)
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我在会上致了悼词。(宋庆龄《追记鲁迅先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先生的逝世,给狱中带来了极大的震悼……我用牢房里唯一允许使用的小学生的“黑石板”,写了“鲁迅先生逝世”六个粉笔大字,从铁窗中举了出去,这是难友间平时通讯的一种方法……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病监。第二天,照例每天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互相见面,个人臂膀上都已经佩好一块从破衣服撕下的黑布,当作悼念的丧纱。(楼适夷《毕生难忘的恩情》)
我们每人手执一面白旗,我也拿着白旗唱着歌曲走在队伍中间。记得走过日本人办的国文书院门口时,许多日本学生穿了黑色的学生制服,戴了眼镜,看到这么长而整齐的队伍,大为惊奇,都啧啧称赞说:“中国出了这么伟大的作家,了不起!”(吴似鸿《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男女和少年。(内山完造《鲁迅先生》)
史沫特莱在鲁迅死后写下这段话:鲁迅之死不仅给我个人带来悲痛,也是民族的悲剧。他并非无目的而活,也不投身于猎取财物、权利和地位。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中,他对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影响最大。
……教师和学生们离开了他们的教室,店员离开了他们的商店,工人离开了他们的工厂,穷苦的作家、画家和演员走出他们的藏身之地来为他送葬。(路易·艾黎《鲁迅回忆片断》)
责任编辑:汤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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