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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旧事·职员这种成份要比小商好一点

憨憨 2017-08-25
故人旧事·职员这种成份要比小商好一点

梁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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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这种成份要比小商好一点”这句话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

但搁在四、五十年前的年轻人的身上,就不止是理解的事了,我年轻那会儿理解了这一点时,这句话就象一粒钻进我生命基因的病毒,始终清除不了,一直左右我的选择,支配着后来社会生活中我的所有行为。

我家兄弟子妹多,父母负担重,其实也不是太重。父母都有工作,他们的工资也跟左邻右舍那些和我家子女差不多的家庭差不多。可打我记事起,总能从父母那里感受着负担重的情诸。

因此,我从小就不太依赖父母的关爱,当然就不太接受父母的约束,有点像自个儿敞放着长大的娃儿,在同龄人中显得有点千翻,好在我上面有俩哥,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他们正好分散了父母对我的注意力,让我乐得自由自在。

小学毕业遇到文革,两个哥停课闹革命两三年就下乡当知青去了。我这茬同龄娃娃基本上算敞放着玩了两三年。当复课闹革命进初中时,我们已经已到了读高中的年龄,正好是体内荷尔蒙觉醒的年龄。

敞放长大的娃儿不识曲谱,唱歌五音不全,同学们老笑我唱歌的声音是左的,可我自己觉得歌声很洪亮,还能带颤音。

刚进初中就想去报名参加学校...
故人旧事·职员这种成份要比小商好一点

梁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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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这种成份要比小商好一点”这句话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

但搁在四、五十年前的年轻人的身上,就不止是理解的事了,我年轻那会儿理解了这一点时,这句话就象一粒钻进我生命基因的病毒,始终清除不了,一直左右我的选择,支配着后来社会生活中我的所有行为。

我家兄弟子妹多,父母负担重,其实也不是太重。父母都有工作,他们的工资也跟左邻右舍那些和我家子女差不多的家庭差不多。可打我记事起,总能从父母那里感受着负担重的情诸。

因此,我从小就不太依赖父母的关爱,当然就不太接受父母的约束,有点像自个儿敞放着长大的娃儿,在同龄人中显得有点千翻,好在我上面有俩哥,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他们正好分散了父母对我的注意力,让我乐得自由自在。

小学毕业遇到文革,两个哥停课闹革命两三年就下乡当知青去了。我这茬同龄娃娃基本上算敞放着玩了两三年。当复课闹革命进初中时,我们已经已到了读高中的年龄,正好是体内荷尔蒙觉醒的年龄。

敞放长大的娃儿不识曲谱,唱歌五音不全,同学们老笑我唱歌的声音是左的,可我自己觉得歌声很洪亮,还能带颤音。

刚进初中就想去报名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管音乐的老师问我有啥特长,我便自我感觉挺好的唱了一首洪亮的歌,“八角楼的灯光”。

可没等我唱完,老师也没登记我的姓名就喊了一声:下一个,我晓得没戏了,只有忿忿的,离开了宣传队员报名初试的那间教室。

虽然没考上学校宣传队,但还是特喜欢看宣传队表演的节目,尤其喜欢看他们表演的歌舞剧“白毛女”片段。大春、喜儿、杨白劳的舞姿都跳得很舒展,就连稍后出场的黄世仁和狗腿子甲、乙、丙的动作也跳得很生动,特别是那个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呀飘”的女高音,听起来简直比收音机里面唱的要悦耳得多,舒服得多。我们学校宣传队这个节目,在全区的巡演中赢得了应有的名气。

我和多数同学一样,有点羡慕宣传队的同学,有点崇拜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呀飘”女高音为首的那个朋友圈的校花们。

“心想事成”这句话在过后几十年,直到活到现在才找到一点感觉。当我得知有与心中崇拜的女神一起出远门机会的那几天,心头那个兴奋呀,真的是现实网络语言才能形容的那样,不要不要的。

妈妈说,你暑假到忠县去看看两个哥哥,对了,补充一句,我二哥是挂靠大哥的学校下乡的,两个哥都在一个大队当知青。妈妈说张孃孃家小青和你一起去,小青去看她姐,她姐和你大哥是同学是一个公社的知青,你要比小青大一岁,又是男生,路上要照顾好小青。

小青是谁?宣传队跳舞的主力队员,在我眼里比唱“北风那个吹”的女高音漂亮,女高音太瘦了,小青却是大眼睛,微微胖,我真的觉得微微胖比较丰满的女孩要比那些瘦筋筋的女孩好看。

女高音和小青耍得好,现在的说法应该叫“闺蜜”,在大家都崇拜的女高音为首的她们那个朋友圈的校花们中,我最崇拜的其实是小青。

妈妈给了我30元,花了6元多买了张去忠县的船票,开船的时候,我和小青同时趴在在护栏上向各自的妈妈和孃孃招手,做再见。

然后就一直扶着栏杆看岸边的风景。下水去忠县,船上不过夜,下午6、7点钟轮船就会靠上忠县的码头,我们买的是5等仓的船票,就是那种没有床位,只有自己找地方坐或者站着,或者四处溜达消磨坐船时光那种船票。

这趟旅行没有更多细节可陈,概要是:我把小青安全护送到她姐那里,她姐留我玩了两天,然后小青陪我走30里山路到我哥那里玩了两天,逢到赶场天,我的哥和他们的同学们要下山去赶场,他们一溜知青和我顺便把小青送到了她姐落户的汝溪河边。

汝溪河边的风光很美,但是我觉得并没有那天我和小青两人走的30多里山路让青春期的我留恋。

“从这里爬上山顶,沿万家沟的水渠一直走,走到尽头就到了太平,只有唯一的一条路,不会走错的”。那天,小青她姐给我们指了路就出工去了。

我和小青从汝溪河边爬到山顶,果然看见一条水渠,水渠没有水,杂草丛生,弯弯曲曲的向纵深延伸,看不见尽头,水渠下又深又长的万家沟和两岸的山坡上光秃秃的没有一户人家,可以说万萧俱静,荒无人烟。所谓路,就是这条人工开辟水渠的石板提坎,相对平缓。

从河边登上山顶,视野开阔,有凉风吹拂,居高临下的感觉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此休息了一会,就沿着曲曲弯弯的水渠向纵深进发,小青在前面哼着苏联歌曲“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我送我的爱人向远方——”

我知道这首歌是出至“外国民歌三百首”的一首黄色歌曲,但我不会唱,就听她唱,小青唱起来特别的好听。水渠是从山脉的更高处缓缓流淌过来的,所以虽然我们沿着水渠在往上行,不知不觉中还是钻进了半山腰,一路上小青都哼着歌,我们轻快前行。

突然,“哎呀呀“!”小青一声惊呼就呆在那里,那声调是一种惊慌,带着哭腔,我急忙冲上前去问啥子、啥子?

小青一只手抓住我,一只手斜指前面的水渠,我看见约3米远的前方,有条一米来长的乌梢蛇,正在逃循,而小青抓住我手膀子的小手在微微的颤抖。

她简直被吓坏了,这就过渡给我了一个体现男子汉气概的机会,我说,一条乌梢蛇怕啥呢,前年我们割牛草去牛奶场卖钱,见到一条比这还长乌梢蛇,就把它打来烧烤着吃了。

小青揉了一下发红的眼睛,说:怕它啥子,我才没有怕。

好在,路边稀稀拉拉的黄金棍条子还没有被砍柴的老乡砍光,我折了一技黄金棍换了个位置,在前面开路,让小青屁颠屁颠的跟在我身后。

没一会身后又传来悦耳的歌声:“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这首歌我也会唱,我一唱,就把小青的声音盖住了。

我没听见她的歌声了,却听见了她哈哈哈的笑声,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去等她笑够了,不笑了,才发问:笑啥子笑?一起唱塞。她打着哈哈说,那个吼得过你嘛,哈哈,唱歌又不是比声音大,关键是要唱准,你唱跑调了,哈哈,你唱成这样了“可知道如今在哪里”经过她夸张的模仿我那种跑了调的声音,听起来确实没有对劲。

我们继续朝前走,这回我谦虚的要小青在后面教我唱,她唱一句,我跟着一句,没唱对的调子就重复唱,直到我把《深深的海洋》这首歌唱准了,与小青的男女声二重唱也能唱得合拍合调的了,人工水渠才走到了尽头。水渠尽头接上了从山沟自然流下来的一条小溪。

我们沿着小溪走到了第一个目的地,那里已属于我哥哥们落户的太平大队了,那是一户忠县县城像馆工作的转业军人的老家,因为他夫人与小青姐妹同姓,小青姐妹认他叫哥,我也跟着喊哥,这个哥的家里竟喂养了一只我从未见过的野生动物,比猫大,又比常见的一般土狗小,身上长有金黄色的毛圈圈,那哥说它叫“白妹”哥对着屋檐上的它喊“白妹-”白妹就从屋檐上跳下来趴在了哥的膝盖上,看起来好乖。

在这条让人留恋的山路上,我们遇到过一条蛇,学会了唱一首歌,还有徐徐迎面吹拂的凉爽的山风。此外还有点啥让我这般的留念呢?

如果不是路上产生的单相思,就是我和小青之间产生了点那啥,默契,对了,我们之间好像有了点默契。

回城后,照常参加复课闹革命,参加学工、学农、学军,也上千万不忘阶级斗争的政治课和工基与农基课,(工业生产基础知识与农业生产基础知识课)

由于我是一连的,小青是二连的,所以我们在一个学校却並不容易单独碰上面。(停课闹革命后积压了三年的小学生,一同跨进初中,接受同一教材的教育,但按停课前的三届,依次编为一连,二连,三连,一个连有若干排,一个排有40多人,相当于常态中学的一个班)。

不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人了,学挍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学生去支边,来人穿着军装,他介绍的云南边疆的自然风光是令人向往的,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使命是神圣的。听了报告的学生没有不激动的。

学挍的操场左右两边都是坡,一连,二连的教室分佈在左边的山坡上,三年和学挍食堂等公用设施分佈在右边的山坡上。

报告会结束学生就向两边散开,我並没有向自己教室所在的方向走,而是尾随在三连小同学的后面,反方向移动脚步,想凭多走圈圈来消耗内心的激动。

脚步随人流移动涌到准备上台阶路口那个时候,我遇到了同样反方向而来的小青。她问,去不去?我说去,当然要去。你说呢,她说那好,就去!

我们就这样简短的却很充分的交换了意见,然后就分开了,各自消失在人流中。

就这样,在並没有任何预约的情况下,在偶遇的人流中,我们共同作出了去支援边疆保卫边疆这项重大的决定。

我们都知道这种默契在双方家长之间同样存在,我们的母亲在一个单位,关系处得好,两家的孩子差不多大小,小青家有五姐妹,人们称“五朵金花”,我家五兄妹中有四个是男孩,母亲单位的同事早就在怂恿两个妈妈结成亲家。

我第二天就把决心书交到了班主任的手上,小青和她们排另外一个同学把决心书写成大字报的样子,贴在了校长办公室的门前。

那几天,双方家长也要在下班后交流几句,给孩子们准备点什么。

在忐忑的兴奋中,终于等到公布支边名单的那一天,可班主任宣布的名单中居然没有我!

我当即举手提问,老师,我是最早交决心书的,怎么支边没有我,老师却环顾左右而言他说,同学们,支援边疆是很光荣的任务你们去了以后……老师,请问为什么你刚才宣布的支边名单中没有我?我坚决的打断了老师的教导,固执的追问。

经过文革锻炼过三年的小闯将,复课后也并不太讲究师道尊严,老师只好说,你冷静一下,好不好,你应该知道的,支援边疆保卫边疆很重要,所以,那些同学能去,那些同学不能去,是要经过严格的政审的。

那,那谁谁,他的家庭成份不是跟我一样的吗,我们都不是出生在纯粹劳动人民的家庭,我装出了一副二不挂五,满不在乎的样。

你们不一样,不一样,xx同学家庭出生是职员、职员的成份比你家要好一点,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党的政策是重视成份但并不搞唯成份论的那一套。老师他虽然当作全班同学的面,没有点出我家的成份,但我自己知道,我家户口本上写的是小商。

我觉得小商成份并不是属于见不得人的地主资本家或者国民党反动派的家庭。至少还是无产阶级应该团结的对象没啥好隐瞒的,下课后约几个平时耍得好的同学帮我分析,为什么“职员这种成份要比小商好一点”的问题。

大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阶级社会若干阶级矛盾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职员和小商都不是纯粹的体力劳动者,但都是劳动人民应该团结的对象,他们之间的差距相当于农村中农和下中农,这点差距不在于经济状况,而在于旧社会的职员是在有组织的单位里面上班,比如银行、学校等各类机关上班,工作的性质是属于集体主义的,小商则属于单干,发展的方向是资本家,所以“职员这种成份就是要比小商好一点”。

我打算下午越过班主任去向校领导表决心,中午回家吃饭时,却被妈妈严厉的制止了,妈妈说你不是不要求进步,是别人不准你进步,只要人有志气,那里都是一样进步,小弟娃不准再去表决心了哈,记到起。

几天后,火车站上,前来送行的人头涌动中,同学们举着我把我从窗户塞进了二连知边青年乘坐的那节车厢,女高音看见了我,给我指了小青的位置,一个男生正在帮她往行李架上搁箱子。我挤过去和小青面对面无言相视,终于我们打破了沉默,交流了三个字:走了?嗯。

呜﹌气笛一声响,马上就开车了,我只好钻出车窗,跳下了站台,想,我没能与小青同赴云南,只因为“职员这种成份比小商要好点”心里面十分悲凉,茫然的站在月台上,流出了憋屈的泪,车远了,人散了,才想起去找一同来送行的同学们。

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阶级斗争哲学思想天天讲那个年代,“职员这种成份要比小商好一点”的意识在脑子里面挥之不去,就这样刻进了我的灵魂,融入了血液中。

以至于以后改革开放下海了,甚至直到现在退休在家赋闲了,谋划的任何事都必须要从集体主义出发,明明可以自己干的事,也是宁肯不干,也不会自己去单干。“宁当单位职员,不当个体老板”这种想法,让我一生失去了不少发展的机会,但我从来就没有在乎过。

当然,后来我知道了,支边那次政审没有过关,并不因为家庭出生成份是小商的问题。而是因为父亲曾在抗战时期参加了青年军,还当了挂尉衔的小军官,文革中,父亲曾向党和群专组织交代过,他们那支部队在赴前线前,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父亲的这点历史问题才是政审不过关的关健,后来当知青也是这个问题,下乡去了好多年都出不来。(群专组织即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组织)

即便后来知道了这个秘密,也并没有冲淡我“职员这种成份要比小商好一点”的深刻认识,潜意识里也洗刷不掉“宁当单位职员,不当个体老板”的深刻烙印,这个烙印,也许将会标志我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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