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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罪辩证及其超越——齐泽克论弗洛伊德的“三个神话”

雪千寻 2017-08-03
拉康曾在《精神分析伦理学》中重谈圣保罗的法罪辩证观,他用“原质”(Thing)这个词置换了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罪”(sin),将法罪的促生关系视同为律法与原质的关系:
律法是原质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原质。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原质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身体里头发动,若无律法,原质反倒死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原质活了,我却死了……用这些说法来界定原质和律法的关系是再好不过了……只因律法,罪恶才呈现出过量、夸张的特性。弗洛伊德的发现——精神分析伦理学——是否让我们坚持这种辩证观?[1](84)
齐泽克认真审视了这一章节,他提醒读者注意最后一句话,拉康强调的并不是法罪辩证的恶性循环,而是和圣保罗一样关注如何超越这个循环。他指出,当圣保罗将“因信称义”“超越律法之爱”确立为基督教打破法罪循环的宗旨时,拉康同样以某种超越性的自由意志或欲望伦理来达到这一点。
在拉康的理论中,因为父亲的乱伦禁令,母亲变成幼儿不可企及却始终垂涎的原质,由于它的失落和对其失而复得的渴望,我们有了对其他事物的贪求追逐。这在无意识中,最终构建了主体的幻象(fantasy)和超我。父法造就了原质并使它...
拉康曾在《精神分析伦理学》中重谈圣保罗的法罪辩证观,他用“原质”(Thing)这个词置换了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罪”(sin),将法罪的促生关系视同为律法与原质的关系:
律法是原质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原质。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原质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身体里头发动,若无律法,原质反倒死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原质活了,我却死了……用这些说法来界定原质和律法的关系是再好不过了……只因律法,罪恶才呈现出过量、夸张的特性。弗洛伊德的发现——精神分析伦理学——是否让我们坚持这种辩证观?[1](84)
齐泽克认真审视了这一章节,他提醒读者注意最后一句话,拉康强调的并不是法罪辩证的恶性循环,而是和圣保罗一样关注如何超越这个循环。他指出,当圣保罗将“因信称义”“超越律法之爱”确立为基督教打破法罪循环的宗旨时,拉康同样以某种超越性的自由意志或欲望伦理来达到这一点。
在拉康的理论中,因为父亲的乱伦禁令,母亲变成幼儿不可企及却始终垂涎的原质,由于它的失落和对其失而复得的渴望,我们有了对其他事物的贪求追逐。这在无意识中,最终构建了主体的幻象(fantasy)和超我。父法造就了原质并使它与我们保持暧昧非法的距离,父法本身就包含了享乐法则或隐蔽罪欲。这是常规的法罪辩证。但拉康伦理学的目标,却是对法罪辩证的超越,是“洞穿幻象、反抗超我、颠覆父法”。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齐泽克的解读,返回精神分析学中的法罪辩证及其超越的原型或起源,那是弗洛伊德的三个弑父神话:俄狄浦斯的神话、《图腾与禁忌》中谋杀原始父亲的神话,以及《摩西与一神教》中杀死摩西的神话。齐泽克将它们串联在一起,几乎是拉康派理论最形象明晰的呈现。从中,我们还可以窥探犹太教兴起乃至基督教诞生的奥秘。
一、自我理想和超我

不得不说,法罪纠缠的问题并非一开始就显明。古老的俄狄浦斯神话并不能天然地揭示人们心中无意识的罪恶,仿佛我们只要不犯下杀父娶母的罪行,就和可怜的主人公毫无瓜葛。实际上,在弗洛伊德及更早的萨德的伟大创作之前,人们从未想过人间权制中潜伏着罪恶,父亲及其律法隐藏着变态欲望。父法权威是神圣光辉的自我理想,它使各种心理变态消隐遁形,以致后者是一片无人触及噤口不言的禁地,遑论它处于圣父庙堂之中心。要发现这些真相是违逆伦常而无比艰难的。随着当代哲学的回溯性深入,真相的起点或许还要推至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他的道德法既为法西斯超我命令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反抗这一命令、超越法罪辩证指出了途径。
那么,父法罪恶或法罪辩证是因何缘故遮蔽又显露呢?齐泽克引用了拉康在《个体型塑中的家庭情结》(les complexes familiaux dans la formation de li'ndividu,1938)中的观点:在布尔乔亚核心家庭出现之前,父亲的两个功能——具有镇定效应的自我理想和残酷压迫的禁制超我是被分开的。譬如土著们了解图腾的符号功能和刺青的恐怖之间的决不兼容,他们指令石头、动植物、精灵、先祖作为小孩的神性父亲,从而保障父亲的符号效应不被超我玷污。
生父,当然是那个对孩童施行刺青、割包皮乃至呵斥殴打等进入社会必需的各种暴力仪式的狠角色。而将某种动物、石头拜为真正父亲的绝妙方式看似迷信愚蠢,却发挥着没有所指的能指“父名”(the name of Father)S()的符号效用,保存了父亲高踞尘寰之上的权威,这一权威之名使父亲的超我一面成为不必言说的潜在支撑,从而使孩子更好地融入其社会结构、符号身份中。这种方式如此有效,以致人们陆续将其保留在各种民俗、宗教、信仰中,诸如孩子认干爹(俗称“亲爹”),基督教的圣父,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先祖、圣儒、君王及其化身的神灵、龙、麒麟之类的崇拜。
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家庭中,这两种功能常集中到了生父一人身上,使他难以担任其符号功能,从而导致俄狄浦斯危机。一方面,父亲丧失了超凡脱俗的空灵性,沦为一个淫秽无能的原乐(jouissance)之人。或许大多数孩童都经历过从父亲崇拜到失望怨怒的时刻,一旦心智成熟并近距离审视,就会发现父亲的残酷专制及相伴的淫荡享乐,一个拥有低俗人性而非符号权威的父亲,不断下达不可违抗的命令,却暴露着私欲和弱点。另一方面,孩童不能再找到一个由神圣图腾或超凡能指所维系的符号理想,庸俗之父遮蔽了他的小小天空。孩童恍然大悟,社会理想的中心就维系在这样一个如此病态的男人身上,甚至整个世界的金科玉律、各种不容置喙的权威都由此类野蛮欲望、下流享乐所支撑。
齐泽克指出,父亲的符号功能基于超我和自我理想的形式分离上,超我保持隐蔽的第二性,一旦它们的同一性被揭示,父亲权威及其律法就遭到了质疑。这也就是19世纪晚期爆发的“授权危机”(crisis of investiture)。“这种同一性正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真相’,它若要‘正常运作’,并顺利将孩童整合进社会—符号秩序,这种同一性必须被掩藏起来——一旦它的原貌被提出,父亲权威的形象就会潜在地转变为一个淫秽的原乐之人,无能和过度的欲望交会于其中,也就成了一个受辱的父亲,不断与其子进行想像的斗争。”[2](436)
一旦超我和符号理想的同一性暴露,淫秽原乐之暗流就将从人类历史地壳下喷薄而出。正因为弗洛伊德是“维多利亚之子”,处于资产阶级的“授权危机”中,他才能挣脱父亲光辉之表象,发现俄狄浦斯情结。而且,正因为他揭示了父亲功能的真相,他不可能是个合格的父亲。
那么,弗洛伊德是如何揭示秘密而淫秽的超我的?他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古老的俄狄浦斯神话究竟有何区别?不如先从俄狄浦斯说起。
俄狄浦斯是世人熟知的陷入杀父娶母命运圈套的古希腊悲剧英雄,但弗洛伊德却使之成为精神分析学乃至西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他天才地指出,人类的爱欲形式在童年时与父母的爱欲关系中早已确定。简单地说,父亲既是儿子们渴望企及的理想又是难以克服的障碍,母亲则是儿子们渴望拥有的对象。俄狄浦斯情结意指儿子们抗争父亲及占有母亲的潜在心理,是成长过程中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正如齐泽克所言,“我们,身为平凡的(男性)主体,都对它怀有梦想。因为父亲的形象……扰乱我们与母性对象的共生关系(symbiosis)”[2](438) 。
同时,弗洛伊德又以某种“扬弃”(否定-保留-上升)的思维推理,只有当俄狄浦斯情结衰微(即成熟),当父子抗争被遗忘,主体才能将外在权威合并、内化在自己身上,实现“认同父亲放弃母亲”的超越。此时,禁制超我才能出现,俄狄浦斯情结才能发挥其正常功用。
因此,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简单地指“每个人都潜藏着杀父娶母的愿望”,更不可能召唤人们去实践俄狄浦斯的罪行。它实际上揭示的是超我的起源和父亲功能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要创造另一个弑父神话的原因。
二、谋杀原始父亲的神话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讲述了一则原始部落的神话:一个残暴的父亲霸占了部落的妇女和劳动果实,强行禁止儿子们的各种享乐;儿子们联合起来将他谋杀并分食,以为从此便可纵情声色。殊不料,肉体权威的倒塌迎来的是一片内讧慌乱,悔罪感的强烈涌现及渴望寻回昔日的和平,推动了象征父亲影像的图腾崇拜的产生。人类最早的两大制度:禁杀图腾和放弃同一图腾的女人,代表着对弑父掠母的乱伦悲剧重演的防卫。死去的父亲以精神权威的形象再次复活,父亲的力量从此上升到律法和禁忌的层面,成为人类文明秩序之起点。齐泽克认为,这则新的弑父神话是对俄狄浦斯神话的必要补充:
第一,在古希腊神话中,即使每个人都怀着杀父娶母的梦想,但只有俄狄浦斯是个例外,他是唯一犯下这桩罪行的人。而在《图腾与禁忌》中,“我们所有人都干了这件事,而且这种普遍的罪行构成了人类社群的基础……符号权威和禁制性律法的统治……总是基于一种(被否认的)原初罪行的行动。” [2](439)因此,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人们暗暗渴望却不敢实践的梦想,正相反,弑父(以及母子乱伦)是一件尘埃落定、无需思虑的原罪往事。弗洛伊德将其视为“真的必须发生”的前历史事件。齐泽克解释道,它是创伤性事件,是一旦我们身处文化秩序中,就“总已必须发生”的东西,即它是逻辑的必然,而非现实事件或心理事件。借用拉康的说法,它是支撑符号界的实在界,抵制符号化而不为人知,符号界却围绕它而建构。它是一种遗忘湮灭、抵制回忆的起源性罪恶,无人可以逃避。
第二,在俄狄浦斯神话中,逾越享乐在母亲那里,阻碍在父亲这里。其逻辑是杀死父亲(及律法)→获得享乐;而在谋杀原始父亲的神话中,父亲及其法律是逾越享乐的起源和终极保障,其逻辑是父亲死去→无法享乐,死父归来→获得享乐(及律法)。
原父神话揭穿了俄狄浦斯神话的谎言。在后者那里,仿佛只要杀死父亲就可以占有母后和王位,实现一切男孩心中所渴望之物。但在前者那里,这个幻觉被打破了,当儿子们杀死父亲,摆脱其法律的压迫,享乐反而更不可能。父亲之死只能使僵局显现,人们梦想的不是弑父,而是父亲的归来、律法的内化。儿子们明白了其想象中弑父后的无限快感是不存在的,父亲不是享乐的阻碍而是源头。父亲必须以禁忌的形式归来,儿子们才能再次享乐。因此,儿子们所觊觎之物原来不在母亲那里,而在父亲这里,这被齐泽克称为邪父原质(evil father-Thing):“这种原质毋宁是父亲本身,亦即淫秽的父亲——原乐,它先于父亲的谋杀,以及接下来的父亲被提升为符象权威的代理人(父亲之名)。”[2](438)父亲的享乐是儿子们享乐和一切内化法则的起点。
在以上两点中,齐泽克谈到构建文明秩序的原初罪恶,也谈到杀死父亲后无从享乐。律法保障享乐,享乐先于律法,他实际上阐发的是一种法罪辩证的观念,这正是原父神话的开创性贡献。
在传统解读中,俄狄浦斯神话仍停留在法罪对立的逻辑中,但原父神话却阐明另一种可名之“法罪互生”的逻辑,不是父亲及其法律杜绝了乱伦罪恶,而是父法禁忌和逾越罪恶相互促成。或者说,它揭示了犯罪和文明、负罪感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共生关系。
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父亲形象或社会公义和主人公的罪恶行径是对立的。主人公必须解决道路上的阻碍,弑父才能娶母,僭位才能称王,即使这一切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观众会因此庆幸,幸好我爱我的父亲也从未和他分离,因此不会落入罪欲和乱伦的陷阱。他们虽然在无意识中感到命运的盲目和残忍似曾相识,触动悲悯和恐惧,但说不出所以然来。即使俄狄浦斯最后以宗教先知和蔑世隐者的姿态警醒世人,但世人仍以父亲为荣,以父法为纲,而将一切病态逾越视为冒犯父亲的对立面。
而原始父亲的神话,正如拉康所说,是一个道德起源的神话,体现了文明高度复杂和狡黠的构成性,犯罪因此成为值得赞美之物。它以焉知非福的方式开创了新世纪。
首先,犯罪和逾越促成了秩序。并不是先有秩序,才有犯罪,而是对父亲享乐的垂涎及最终的极端手段——弑父才保证儿子们进入父法的世界。这在精神分析学中,是父名阉割基于享乐幻想的逻辑。父亲最早的法令并不是简单的“远离你的母亲”,而是“母亲是我的,其他如母亲般的享乐是你的”。要进入父法的阶梯世界,孩子们必须拥有某种想象中的享乐承诺,保证他们有朝一日能像父亲那般,斩获梦寐以求的邪父原质。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也同样指出,罪欲先于律法。在论及人类刑罚系统时,他表示:
它们的前提,是建筑在罪犯和报复的团体都具有相同欲望(被禁止的)的假设上,仅就这一点来说,精神分析学似乎是认可了宗教上常用的口头禅: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3](90)社会的存在是建筑在大家对某些共同罪恶的认识的基础上;宗教则是由罪恶感及附于其上的懊悔心理所产生。[3](188)
其次,权力和禁忌实现了逾越享乐,保留了犯罪意识。一方面,父亲活着时压迫儿子,儿子仿佛只要杀死他就可以获得乱伦结合。但正如齐泽克所说,这是将享乐内在的不可能性归因为一个暴虐的形象、一个原初的原乐之人,仿佛是他夺取了一切的快感,从而在幻想中挽救了快感。另一方面,当父亲死后,他必须再度归来,颁布律法,儿子们才能再度享乐。弗洛伊德谈到原始部落的图腾宴。虽然禁杀图腾是最古老的族规,但族人却在特殊节日宰杀烹享图腾,整个仪式先是哀悼,再是狂欢,发泄和满足一切本能。这是模仿弑父分食的时刻,在父法默许的空隙里寻求僭越的高潮。
三、原父的幽灵:肛门父亲

原始父亲神话是一个创伤性神话,讲述的是压抑的犯罪和激烈的惩罚,逾越和禁忌难解的循环,它无关于具有镇定、提升效果的自我理想的图腾崇拜,而是一场图腾狂虐之噩梦。就像一群小矮人为怪兽(如喷火龙)统治千年,即使他们联合起来将它杀死,怪兽的鬼魂却夜夜归来继续在梦中奴役他们。这怪兽不死的魂魄正是超我,它归根结底是一个狂暴淫荡父亲的内化,他不断下达残酷的命令,却明目张胆地暴露着享乐。
然而,千万年来,当父亲代表光辉理想和绝对权威时,人们从不敢提及超我。这绝不是说父亲不曾蛮横和淫乐,但只有当某种传统父权衰败之后,人们才能发现父亲有其淫荡的一面,才能证实那个早已被杀死的原始父亲仍然以某种幽灵的形态活在人间。因此,齐泽克说:“‘原始父亲’的古老形象事实上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实体,是父性隐喻之没落的结果。”[4](119-120)
原始父亲一直活着,他“过于人性化”,饱含愤怒和激情,浸没在子民不可抚平的爱恨纠葛中。他如同高高供奉的邪神,能从信徒的依恋中汲取能量,无论是垂涎还是嫉恨,弑父也只能增强他的生命力,使他升华到更高的虚灵层面,无所顾忌地侵占并暴虐所有子民的内心,这就像耶稣死后“他的国建在万人心中”的反讽版本。
那么,原始父亲如何能遇害不死呢?这并不能单纯地借禁忌、律法将其保存。我们必须在弗洛伊德的神话中区分两种父亲:作为死父的父法和作为活父的超我。在原始父亲的生死辩证中,我们实则看见父亲返魂的“二重身”:父名和超我。一方面,父亲真的死了,并且以崇高的符号形象归来。“父亲唯有在他被背叛与谋杀之后,才能提升为人人尊重的律法象征。”[2](439)。这就是拉康“父名”的含义:人间秩序的真正承担者并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父亲,而是一个人类共同而抽象的死父。父亲作为理想认同之所在,是以“父名”为权威基点将主体纳入庞大的父法秩序世界的符号效果,而父他(Father)在这一过程中也就超越了我们生活中所遭遇的父性他者的血肉形象,沦为一串没有生命的能指链条,他仿佛被谋杀于符号中,从此作为符号律令的化身发号施令。父亲因此被神化,成为令人认同和遵从的大他者,升华为普遍照耀的符号理想,他无知于压迫和享乐。另一方面,父亲的这种符号化“把谋杀的父亲融入符号宇宙”,“绝对不会不留下些残渣余孽。残余总会出现,并以快感之父(father-of-enjoyment)这一淫荡的复仇形象回归,以被残忍的复仇和疯狂的大笑所撕裂的人物形象的形式回归”[5](39)。这种残余就是超我,是原始父亲的不死身。它代表父亲作为禁制代理为所欲为的施虐,同时也暗含其在禁制背后的逾越享乐。在当代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古老禁忌不再生效,正如齐泽克所说,超我更多的是“去享乐!必须享乐!如果你不能在父法中淫乐,那是你的罪过!”
因此,根本没有撇开超我的内心法则和自我理想。这就是为什么在拉康欲望图表上父名和超我都标记为S(),并同为欲望之幻象支撑,而主体的矢量线只有穿过最顶端的S(),才能抵达最终的自我理想I(A)。
父亲必须“被杀死并死后还魂”才有人类利欲共同体,这不仅是历史的传说,也是每个小孩及其父亲的真实命运:一方面父亲要被父名杀死,化身“死父-父法”;另一方面,父亲又在死亡中念念不死,以超我的形态复活,占据逻各斯的中心。超我的复活之躯也被齐泽克称为“肛门父亲”(anal father),以区分原始父亲的外在障碍性(虽然两者指向同一实体)。这一概念也对应弗洛伊德生殖性欲成熟之前的肛门欲望,暗指父法源头处的享乐冲动,它是原始父亲活在人世的真身,总在公法不能覆盖的暗处寻乐偷欢,像个无处不在却不见天日的幽灵。他迥异于弗洛伊德笔下的阉割之父,他从不限制前俄狄浦斯的“多形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ity),将各种局部驱力纳入生殖法则中,相反,他是“最彻底的变态”,是父法内在的变态。这也“可以解释,何以拉康喜欢将perversion(变态)写成père-version(父亲版)”[5](42)。
我们就此可以稍改弗洛伊德的神话:原始父亲一旦被杀,就化身无数的肛门荡父寄生在每个子民的身上,就像某种外星虫族占据地球人的大脑,我们自此拥有了父亲享乐的秘密,这样才可以内化某种共同的律法,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
四、逻各斯之父和纯粹意志之父

淫荡的原父和律法的死父,构成了逻各斯的世界,即拉康的符号界。在秩序和享乐、公法和幻象、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的交织中,这个朗朗乾坤是否天衣无缝,现实是否安定恒久?我们是否抵达了人间诸法的最终视野?在《图腾和禁忌》中,人类谋杀原乐之父、建立符号之父、同时获得肛门之父的模型是否完整?弗洛伊德难道只是讲述人类受困于超我、无能摆脱原始父亲的宿命?在宇宙的混沌成型、超我和逻各斯的稳固中,或许还遗漏了什么?
在二十多年后的绝笔之作《摩西与一神教》中,弗洛伊德试图阐释《图腾与禁忌》尚未解决的一神教起源问题。在后者中,他已谈到两点:第一,伴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和悔罪感的消减,动物图腾回归了父亲形象,发展成祭神宗教。第二,耶稣以死承担的正是弑父罪恶,使信徒和原初罪行获得想象性和解。“倘若我们相信耶稣必须牺牲生命才能得到天父的原谅,那么我们就能了解到其背负的罪过必然是谋杀天父的罪名。”[3](201)
然而,以上观点并不能解决从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的实际历史过渡。最早的犹太教如何穿越历史尘封的漠地,呼应原初罪行,从而独揽狂澜,立于人心不败的制高点?为此,弗洛伊德详实地描绘了犹太教确立统治的暴力前提:摩西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因推崇异端的阿顿一神教而不见容于本族,便率领犹太人逃离埃及,建立自己的宗教部落,但由于其严酷的统治及火山神耶和华信仰的兴起而被教徒杀死。在漫长的遗忘压抑之后,一神教又借摩西的传说激发出原始弑父的古老负罪感,唤起子民们深刻的认同,遂将其搬上神坛,耶和华成为摩西的影像,“摩西十诫”亦被确立为犹太教根基,始祖摩西仿佛从未遇害。
表面上看来,杀死摩西仿佛只是谋杀原父的程序“重演”,在新的历史时代再度打开弑父罪恶和道德秩序的隐蔽通道,但这一次却因摩西开垦的一神崇拜的土壤而直接通向了现代文明源头的一神教,即犹太—基督教传统。
那么,这只是法罪辩证的老调重弹吗?齐泽克认为,弗洛伊德无意识地解决了《图腾与禁忌》所忽略的逻各斯起源的关键要素:自由意志,一种属于革命者和创世纪之人的真正意志。要建造一个秩序新世界,实现罪法扭转,简单地杀死原始父亲是不够的,而“一定要以一种意欲(willing)的正面行动来加以支撑”[2](442)。这种意欲必须彻底否定原父的律法和享乐,才能在自由的深渊里颁布新的法则。因此,谋杀摩西不同于谋杀原父,它具有某种毁灭(旧)逻各斯、反抗超我和原乐的革命属性:其一,谋杀原父是扬弃原乐、进入逻各斯、建立符号权威的过程,但谋杀摩西却是毁灭逻各斯和符号权威、重回混沌的过程。埃及人摩西并不是那个阉割前的淫秽原乐父亲,而是一神教秩序的创造者。在他身上发生的是图腾崇拜之后的故事,他已经是奉上神龛、化身超我、代表逻各斯体系的父亲,“他免除了旧式的多神教迷信,并引入一种观念,强调宇宙是由唯一的理性秩序所决定与统治”。因此,“《摩西与一神教》再度翻转了《图腾与禁忌》的模型:被其追随者/儿子所‘背叛’与杀害的父亲,并不是那淫秽的原初父亲—原乐,而正是那个体现符象权威的‘理性’父亲,也就是统一的理性结构(逻各斯)的化身”[2](442-443)。其二,原始父亲以超我的符号权威归来,摩西以耶和华的大神姿态归来。两者看似相似,父亲都在谋杀中力量增倍,升任符号界大他者、律法的担纲者。耶和华和原父图腾一样,也是妒恨的、不容子民背叛、绝不原谅的超我形象,是那个将亚当夏娃驱逐、对闪族下达诫令并施加严惩的复仇之神。
但是,耶和华并不同于原始父亲的返归,他是一个非理性的、任性的纯粹意志之神。他和原始父亲或超我的区别在于,他会对原乐说“不!”——“支配这种神的,是狂暴的无知(耶和华的狂暴无知),他的态度是‘我拒绝知道,我不想听见任何跟你那原乐的肮脏秘密之道有关的事情’”。因此,他的律法不是内化的超我律令,不同于任何为享乐所支撑的人间律法,也绝不陷入秩序和逾越的古怪循环中,他甚至不了解男女之间的秘密。他下达的只是一些同义反复的绝对命令:“事情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说就是这样”。“他那无尽的任性超越了一切逻各斯的普遍理性秩序,他完全不需要解释他所做的事情。”[2](443-444)
可见,不同于杀死原乐之父成就逻各斯之父的逻辑,摩西神话述说的是杀死逻各斯之父成就纯粹意志之父的传奇。这种否定逻各斯的自由意志、绝对命令因此在宇宙的理性大厦引入一道裂缝,摩西和耶和华也构成了哲学家之神和神学家之神的差别:前者是涵纳一切的逻各斯之神,等同于宇宙的理性结构、事物的逻辑秩序,他试图创造出律法和享乐之间的统一场景;后者却是超越一切理性设定的纯粹意志之神,是难以思议的黑暗之神,是非理性的预选论之神,以其独断意志决定一切。
正是这种自由意志使所有的理性结构在得以施展的同时不再稳固。基于它,人们才能处于某种神圣秩序的统治之中;也因为它,人们才能摆脱超我和逻各斯的宿命,开启新的宇宙大爆炸。
比较而言,谋杀原父只能进一步巩固统一秩序,实现法罪的常规反转,落入父法力量的邪恶循环中。而杀死摩西才能瓦解父法,打开一个新世界,它相当于萨德所说的解救大自然于旧有循环、为创造新生命开路的“终极犯罪”。在齐泽克看来,这不仅是耶和华信仰,即犹太教兴起的关键,也是耶稣如何再度摧毁犹太教上帝,令基督教诞生的契机。
五、道德法、死亡驱力和恶魔之恶

我们该如何理解耶和华的纯粹意志和律法呢?拉康曾说过,最接近摩西十诫的人是革命者,他们具有显著的清教徒特征(他甚至以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为例)。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红尘生物的希冀,只能在行动中同义反复地宣布某个超验理念(比如反抗剥削、人人平等),虽然这个理念在人间只是一个空洞,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之物,但革命者至少在其理念面前不再考虑私欲和幸福,绝缘于任何享乐,心无旁骛、一往直前,这是任何安居于符号界中的凡夫都无法效仿的。他们却因此轰轰烈烈地颠覆、重生了符号界。
那么,两者在哲学上的对应物应属康德的人格自律的道德法,一种剥除符号界感性因素支撑的不可能法令,它无法翻译成具体的人间法规,却号召人们无条件遵从,毋宁说它是符号界的断裂点,是聆听一个不可知世界的召唤而无畏献身的精神。当然,容易混淆的是超我的无条件命令,它使人们遵从大他者的律法和原乐。
在精神分析学中,否定逻各斯和原乐、无所依恋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著名的“死亡驱力”。拉康曾将谋杀原父和死亡驱力视为弗洛伊德理论中两个不容混淆的道德起源:前者诞生超我,以红尘善好诱惑、掌控凡夫,使其鼠窜于惧怕死亡和义务去死的两大领域;后者产生实在界道德法,召唤人类超越自身,真正地“为死而在”(being-for-death),为尚未存在之物而奋斗,它反抗超我,蔑视红尘善好,在欲望的绝不妥协中跨越符号界限制,寻得真正的自由。
死亡驱力,齐泽克更借用康德的术语将其命名为“恶魔之恶”(diabolical Evil),当一种恶上升为对整个人世再无任何隐秘依恋时,只为作恶而作恶,那它就是绝对否定性,是打破平衡的终极力量,是一种处于鸿蒙未开、否定人间秩序和世俗享乐的开创性罪恶。齐泽克将其类比于耶稣毁灭犹太教的革命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是名副其实的上帝之子,完美地显现了耶和华的自由意志。
如若不能颠覆无形的大他者及其原乐本身,只是在垂涎、嫉恨及虚假反抗中被之同化,那就无法上升到死亡驱力或恶魔之恶中去开创一个文明新纪元。谋杀原父的神话其实只是在父亲的律法和逾越的圈套中困兽犹斗、越挣越紧。因此,它只是一个伪(创伤性)事件——摩西神话才是最终的弑父神话。
参考文献:
[1]Jacques Lacan.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M].eds.by Jacques-Alain Miller,trans.Dennis Port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2]〔斯洛文尼亚〕斯拉维·纪杰克.神经质主体[M].万毓泽译.台北:桂冠出版社,2004.
[3]〔奥〕弗洛伊德.图腾和禁忌[M].文良文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4]〔斯洛文尼亚〕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好莱坞内外的拉康[M].尉光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齐昆】
Dialectic of Law and Sin and the Breakthrough——Zizek's Theory of Freud's "Three Myths"
CHEN Jian
(College of Literatur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In psychoanalysis,the prototype of dialectic of law and sin and its breakthrough is embodied in Freud's three myths of patricide.We can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sin step by step in Zizek's interpretation:First of all,Oedipus myth reveals the unconscious desire repressed in paternal law and superego morality,which is the opposing logic of law and sin.Secondly,the myth of murdering Primordial Father reveals the dependency of patricide sin and civilized order,the tangly cycle of taboo and transgression,which is the interdependency of law and sin.Finally,the myth of murdering Mose reveals the patricide sin in a high level,which is the free will of jumping out of the logos system,resisting the superego,and refusing jouissance,i.e.Zizek's "death drive" and "diabolical Evil." Only the third patricide can overthrow paternal law,explore a new world and create the myth of the origin of Judaism-Christianity.
Key words:Zizek; Oedipus; Mose; superego; jouissance
收稿日期:2015-08-07
作者简介:陈 剑,男,湖南邵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6)01-0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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