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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怀故人——徐梵澄先生悼好友冯至

一一 2017-08-03

冯至与徐梵澄在德国海德堡大学


车子直向八宝山驶去。我坐在车里,心里说:“君培!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时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二日下午。这是参加冯至逝世后的告别礼。
车的速度似乎缓了下来,一拐弯,停了。这前面便是八宝山。见人已到了很多。我在客簿上题了名,取一朵白纸花佩在胸左,随长队缓缓走进礼堂。堂中花圈布满。躯体躺在不甚高的床上,覆以鲜明的国旗。面色几如生时一样红润,头发颇长,头部微微偏向右方,仍似生前一样安详,和蔼。我随大众在一边作了三鞠躬,向前走,转过到左方,见到亲属站在一旁,我便依外国习惯合掌致敬,未尝一一握手,从容走出礼堂了。于是将白花从襟上摘下,置于原处一大中。遇了好几位熟识,皆只点点头,没有说话。忍住了眼泪,其实也说不出话。时友人有将一束稿件托我看的,接过了插在袋里,也无话。
这仿佛是旧习俗,凡吊丧,主人不哭,客人是不应当哭的。哭朋友是人之常情;但古礼是“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即是大致过了一年多,墓上的草出现陈根,便应停止哀伤了。冯至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的交谊始于一九三一年,算来已有六十多年了。中间或离或合,最后一期是自一九七九年以后,我一直在北京,便时常相见。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励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

冯至与徐梵澄在德国海德堡大学


车子直向八宝山驶去。我坐在车里,心里说:“君培!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时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二日下午。这是参加冯至逝世后的告别礼。
车的速度似乎缓了下来,一拐弯,停了。这前面便是八宝山。见人已到了很多。我在客簿上题了名,取一朵白纸花佩在胸左,随长队缓缓走进礼堂。堂中花圈布满。躯体躺在不甚高的床上,覆以鲜明的国旗。面色几如生时一样红润,头发颇长,头部微微偏向右方,仍似生前一样安详,和蔼。我随大众在一边作了三鞠躬,向前走,转过到左方,见到亲属站在一旁,我便依外国习惯合掌致敬,未尝一一握手,从容走出礼堂了。于是将白花从襟上摘下,置于原处一大中。遇了好几位熟识,皆只点点头,没有说话。忍住了眼泪,其实也说不出话。时友人有将一束稿件托我看的,接过了插在袋里,也无话。
这仿佛是旧习俗,凡吊丧,主人不哭,客人是不应当哭的。哭朋友是人之常情;但古礼是“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即是大致过了一年多,墓上的草出现陈根,便应停止哀伤了。冯至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的交谊始于一九三一年,算来已有六十多年了。中间或离或合,最后一期是自一九七九年以后,我一直在北京,便时常相见。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励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
时流迅速,“小祥”又过了。有朋友多次催促我写点文字纪念他。但多次将心思稍稍集中,提起笔,想了想,不免黯然神伤,又将笔搁下了。事实上,他深明中国旧社会和新环境,年龄比我大几岁,而我多年生活在国外,与现代社会颇觉隔膜了。多事只合请问他。曾有颇关时代的文字,初稿便请他看过,他不惮烦将我的文字细加推敲,指出必要修改之处。年来又有些疑义,想到倘和他一商量,必然妥善;但他逝去了。
这期间,我见到新出的两本书:一,《冯至传》,周棉撰(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二,《我与冯至》,即其夫人姚可亮教授著(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入乎《名人之侣回忆丛书》之列,一九九四)。这两本书内容充实,皆是可资为根据之书。前者之文字或者可减少一些,似乎还应编入一《著述总目》。后出则如我所知,皆系“实录”,然文采高华,无溢美,无愧辞。所记之地多我所曾到,所记教授多是我亦曾听其讲课的,虽事过六十多年,因叙述生动,遂感到亲切。可惜此回忆录是自一九二八年写到一九六五年止。最后这二十几年还未曾写。诚希望后来这部叙述能够完成。夫人年高,身边有两位同其贤明亦复文采翩翩的女公子,可以口授,记录下来便是好文章。不得已,我还可以任校对之役,正如往年一样,几大部稿件详细看过。
有了这两本书,冯至的学术与事功,大致读者已可明了,不必友人更加辞费了。虽然,仍有些事及其前因后果,亦较有关系的,如我所知,我以为毋妨发表,或者尚有助于今后对此诗人及其创作之较明确的了解。·
于此,当记起五四运动时期,诗人十五、六岁,其新体诗写作,始于此时,一随新文化运动同发展。其在北京大学本科入德文系,则在十九岁(一九二三)。其时《新青年》和《新教育》两杂志风靡全国,鲁迅之写小说也盛于此时。求新学自然当学外国语,一般只是英语和法语,先于此期是日语,后于此期方是德语。凡深造的机会,是往其所学习的语文之国。时潮时变,学法语的往法国留学,一时“勤工俭学”运动风靡南北,但后下多归失败。学英语的,企慕考清华大学借庚款留美,后下可算成功。学日语的,其源更早,多自费,一水之隔,往来方便,闻前在辛亥革命时期,已有一千三百多人。—诗人处于北方,是各派新潮的源头,有所抉择。其时风气已微偏向北欧了,鲁迅兄弟已致力学德国还没有官费,或未尝有此远图。其所以独选修德文,乃是步其令叔冯文潜先生的后尘。冯文潜早年是留学德国的,后来是南开大学的名教授。正如蒋复德之往德国学图书馆学,是其令叔蒋百里先生的指引,蒋百里是军事学家,早年成其学于德国的。
于此,往事又当稍回溯:周氏兄弟之提倡北欧文学,尽人皆知是间接取自日本。第一次欧战时北洋政府还闹过“对德宣战”的问题。一鲁迅讥笑过“公理战胜”的牌坊。大致第一次欧战德国失败,在中国还有人不忘其科技,工业,医学,以及军事之高明,知道其战争无甚“公理”可说。第二次欧战就不然了。知识分子皆不同情于德国纳粹党之所为,除了罗家伦赶忙促编译馆翻译出《我的奋斗》,在国民党中又成立了“蓝衣社”,模拟法西斯蒂之所为。这时乃遭鲁迅的呵斥了。但日耳曼这民族的科、技、工、医等,原有其卓立于世界之优点,在中国从初颇享盛誉,一时也难有取代。而留学德国的,从初也是在这些学术范围之内。人数亦复不多。
论此少数学工、医、科、技等人物,学成后归国又有其主观条件的限制,即皆属专业,未曾如留学他国者人多,专业人才而外,犹多通才。那么,学军事的,回国入军队;学医学的,入医院或单独挂牌行医;学科学的,入实验室;学工技的,入工厂;如此之类,各有其活动范围。较少为普通人所知,不能如学社会科学的人士,以广大社会为其工场,以书籍笔墨纸张为工具,其学较易普及一般民众;尤以入教育界者,可以造就多后起人士,因此声光较为辉赫。如鲁迅之弃去医学而从事文学,正是看明了这一点。
这无形之间,应当成为德国留学的一派了,诚然,但如一盘散沙,没有组织,不能成其为一派,因为人数少,活动范围小,各自奔前程,闻有“留德同学会”,却不闻其有何工作。或者终因人数太少,后来又扩大为“德、奥、瑞同学会”,也寥寥无几人,亦不闻有何工作。在抗战时又合并为“欧美同学会”,在昆明还挂了一招牌,也不闻做了什么事。亦未尝闻开过什么会,发出过什么通报。
虽然,没有团结,没有组织,仍不能否定这事实:确有一班曾往没有成派,但总有些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或正或反,有形或无形,是受了德国文教之薰陶,亦原本于我国固有的教育,彼此同似;隐约成了一流。这里无庸分判日清流或浊流,总之是社会上的某一流人物,或可称为中坚分子。其风格一向是崇朴实,不尚华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诚,没有变诈;通物理,亦近人情。考其缘由,是中国和德国的美德传统,异地同符。以质地论,多如浑金璞玉,亦无用于炫耀辉煌。其弊则有不免流于平凡或鄙俗,但鄙俗未尝贻害。当然,人生不齐,也有少数不肖分子杂出其间,在教育界打着“蔡先生,’(孑民)的旗帜,纵横裨阖,后来多作了大官。其官运固然亨通,但在南方多低为“学阔”。则可算“异人”了,于古当属纵横家者流。但究竟其中还没有出汉奸或“财阀”,不妨稍作平恕之论。至若这一流中坚人物,仍当属古之儒家,还有点近于“逸民”,未尝作官,终其身为学者,亦非全然默默无闻,似乎皆能守其专长,深造自得,亦复乐天知命。计自抗日战争时止,可推宗白华,陈寅洛,冯文潜,张贵永,赵伯昂……诸学者。此外还有短期往德国“取经”的,如成仿吾,朱自清,贺麟,李石岑……诸人物,尚不在此列已
能保持本国传统美德,又能抱取德国文教之蓄华,治学深固,成就大,事功圆满者,本世纪中,冯至算得一个。于此推其当入儒家者流者,还有一义,因其言行中,绝无任何佛教,道教,或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毕生悔人不倦,直到门墙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舀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凡人稍与接触,即感觉其学养深纯,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可见,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闻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观其平生的文学创作,实很丰富了。其“主要著译目录”,不见于周棉所撰之《传》,而见于《冯至学术精华录》,收入鲍霏所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为第二种(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他说自己对这本书颇不满意。或者是谦虚之辞。稍前则有《冯至选集》,·分二卷,第一卷包括诗,梦幻剧,历史故事;第二卷收录散文,杂文,文艺杂论,凡五辑。(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这两种皆可供读者赏析。至若我个人所特别欣赏的,多在他的短篇和中篇散文。叙事抒情,多明漪竿绵,沉着闲雅,与古文章家欧阳修为近。读之使人感发,往往恻然有隐。在其去世前半年还写了几篇回忆录,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之《读书周报》,这些,或者还有其他散文,为上述两种所未能收,将来希望能有结集出版。—又还有一《冯至生平著作一览表》,见于其亲自题签的《十四行集》德文翻译华文对照本,是一九八三年他在北京德国使馆受勋时分赠。似乎在国内流行不广,不知为什么他对这本书的译文又不满意,这是他亲自向我说的。我也检校过其译文,觉得没有什么大差距,仍可算正确译本。严格言之,任何诗皆是不能用另一种文字或文体传达的,其不满也无足怪。当然,原作之所诉与者本非西人,但他的作品时表一种广大的世界观,诉与者是大众或可说全人类,他自己一向明显有此自觉,因为寻常所治之学,属于西方,未曾严格存东洋西洋界画的成见。
推原言之,这仍是儒家精神,总有“放诸四海而皆准”之意。这便非一般雕章琢句的旧诗人可比了。惜乎其在旧体诗的写作比较少,其研究却又很深。写作少,自然机杆欠熟,许多情意未能表达出来,感到声韵格律等的栓桔;以同时代的一位旧体诗人如沈尹默相比,未能有其名篇佳句在青年中传诵一时。或者在沈尹默的作品中,世界观的表现又较少了。
冯至对于旧诗的研究深,则可见于其所著《杜甫传》。《杜甫传》是一本近代不可多得的书。看来至少费时三年,取材广博,而力求出之简洁,引录不多,已将杜诗之著华及其时代社会背景完全摄入了。这作风是取法西儒,如他的老师宫多尔夫之写歌德。但冯著之本旨,亦有在于揭出唐代社会的真实面,如杜甫所写,即所以映现在当时国民党治下人民的牺牲痛苦为何如。—正如陈援庵先生撰《清初僧净记》,乃有感于当时国民党中人明争暗斗而为;是同一动机。—其处理材郭沫若之写杜甫之死,乃由于食腐牛肉中毒云云,竟是臆断了。可以说,郭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主旨另有所在,性质完全不同,不并论。
《杜甫传》冯至赠了我一本,上题:
早年感慨恕中晚,
壮步流离爱少陵,
心力此生多浪费,
何曾一语创新声。
梵澄兄存念
(署名)一九八O年六月一日
又题:
书是三十年前旧作,
诗是十年前旧诗,
持赠四十年前故人,
益增今日之惭愧。
在前四旬我以为是谦虚,在其白话诗中新声何曾少?在下四句则增惭愧的倒是我,我对着他平生的文学创作以及事功之伟大,应当深深惭槐。
此外还有一事,亦应提起。同在少年时,他时常和我谈起中国画家的南宗北派。那时只能听他说,我这方面的知识浅。因为他有一位舅父,是画家,自幼耳濡目染,得了许多学识。大致未尝继续深求。早几年我又和他谈及国画,他却不谈了,我说他当年如何向我夸夸其谈,他却逊谢不逞。—大致这位诗人,对造形艺术的鉴赏,是有眼力的,所以研究西方木刻等,也通行无阻。
这些渊源以及许多其他故实,若一一搜集起来,可以写成一小册子。他还有一小团体好友,如杨晦,顾随……诸名家。总之,一个诗人的成就,必是一时代中曾受多方面的影响,而他所加于人的影响也极大。必定还有追念他的人不少。我终觉得他平生无恨事,是一完整人格的圆成,既圆满成就,也无须朋友多说什么了。然而我希望有更多关于他的著作出现。

一九九四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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