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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陈平原 2708侠客

陈平原:燕山柳色太凄迷

海阔天空祝沽笙 2017-07-26
按:本文为作者为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三联书店,2008年)一书所撰的书评,发表于《读书》2008年第12期。


  这是一部旧书,三十年前出版的旧书。做学问的人都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三十年前的著作,还能傲然站立在读书人的书架上——而且还是在异国,这很不容易。当然,三十年后重印,作者加了很多补注。这样处理很好,既保存了初版本的肌理与脉络,又体现了作者对此课题持续不断的关注与思考。比如第四章“非议与沉默”的三则补注,分别摘引楼适夷的《我所知道的周作人》(一九八七)、李霁野的《关于周作人的几件事》(一九九二)和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一九九○),说明周作人原本希望在美国系统的燕京大学和德国系统的辅仁大学谋求职位,以实现其北平“苦住”的诺言(《北京苦住庵记》,67—68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这一点,让我们对日军占领第一年周作人的态度,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当然,类似的说法,《知堂回想录》一七七节“元旦的刺客”中已提及;可有了旁证材料,再辅以史家之笔,效果还是大不一样。

  在《致中文版读者》中,作者称,对于“这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刊行中译本,“不能不产生一些复杂的感慨”。说实话,我也一样。喜欢周氏兄弟的,...<老学庵笔记><老学庵笔记><老学庵笔记><老学庵笔记>
按:本文为作者为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三联书店,2008年)一书所撰的书评,发表于《读书》2008年第12期。


  这是一部旧书,三十年前出版的旧书。做学问的人都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三十年前的著作,还能傲然站立在读书人的书架上——而且还是在异国,这很不容易。当然,三十年后重印,作者加了很多补注。这样处理很好,既保存了初版本的肌理与脉络,又体现了作者对此课题持续不断的关注与思考。比如第四章“非议与沉默”的三则补注,分别摘引楼适夷的《我所知道的周作人》(一九八七)、李霁野的《关于周作人的几件事》(一九九二)和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一九九○),说明周作人原本希望在美国系统的燕京大学和德国系统的辅仁大学谋求职位,以实现其北平“苦住”的诺言(《北京苦住庵记》,67—68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这一点,让我们对日军占领第一年周作人的态度,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当然,类似的说法,《知堂回想录》一七七节“元旦的刺客”中已提及;可有了旁证材料,再辅以史家之笔,效果还是大不一样。

  在《致中文版读者》中,作者称,对于“这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刊行中译本,“不能不产生一些复杂的感慨”。说实话,我也一样。喜欢周氏兄弟的,估计不会诘难;但在中国学界,如何谈论抗战中的落水文人,以及如何看待日本学者之关注沦陷区文学及学术,存在很大争议。尤其是作者明显对周作人抱有敬意与同情,“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这么一种论述策略,能否被中国读者理解并接受?

  作者在撰于二○○四年的《新版后记》中,表达了重读旧作的感想:“对于本书的主人公,我自然站在与中国人不同的立场上,甚至反手利用我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去加以批判的关系,而试图尽可能去接近周作人的经历体验,今天想来,结果是对这位文弱之人的失败主义式的抵抗给予了相当的肯定。”(274页)所谓“日本人没有权利批判周作人”,很可能被中国读者读解成了“曲意回护”而编造的遁辞。比如第三章“滞留北京”中关于“七七事变”的叙述(27—32页),便与我们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一句“事件本身的真相,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是不太让人满意的。说到底,这是日本学者所撰、在日本出版的著述。

  我读周作人抗战期间的诗文,明显感觉到强烈的内心挣扎。《北京苦住庵记》第五章“流水斜阳太有情”,引录《知堂回想录》中的三首打油诗,尤其是第一首“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解说得很好(84—87页)。这与作者的旧体诗修养深大有关系。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新文学家的旧学(包括旧诗)感兴趣,但因自身学术素养的限制,说得不到位。选择了“现代性中的古典”这样的好题目,可实际操作中往往力不从心。而木山英雄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旧体诗词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从事过专门研究,这种学养很少人能够企及。

  木山书中提到,在咏叹“流水斜阳”前一年,周作人还写了“怀吾乡放翁也”的打油诗:“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解说时,作者认定其“表达对被占领的前途之忧虑”(85页)。其实,诗后自注值得玩味,不像用典,也不纯然写实,是内心的挣扎,这才需要着一“怕”字。作者关注“禹迹”诗,联系到“他在沦陷时期始终坚持且以此来支撑自身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同一性这样一种东西”,故将此诗定为“一说便俗”的自我辩解。我同意“这首诗的慨叹乃发自欲参与临时政府的自觉”(86—87页),但这已经是落水后的自我安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落水前的犹豫不决、彷徨无地。

  周作人“无法回绝日本人的邀请而写的那一类‘应景’文章,他则以均不收入沦陷时期出版的文集这一方法划清界线”,木山先生由此认定,“作为文笔家的周作人,可算证明了他在作品层面的不肯屈服”(158页)。其实,不是艺术判断,而是道德自律——落水后的周作人,心事重重,为自家的历史定位留下不少伏笔。中国人格外讲究民族气节,这对于当事人,无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就像钱谦益,降清后不断自我表白,借助那些必定传世的诗文,让后人理解其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孤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注意到“家祭年年总是虚”前面的那首关于糖炒栗子的打油诗。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周作人撰《<老学庵笔记>》,提及“笔记中有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即关于李和儿的炒栗子的事”。对于曾歌吟过“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诗人陆游来说,记录这则凄婉的故事,自然是寄托遥深。至于后世无数读书人,只要稍有正义感及历史常识,很少不被李和儿之递送南宋使臣炒栗子,以及“挥泪而去”的身影所震撼。至此,“炒栗子”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某种不便言说或无须明言的“故国之思”。

  体会陆游的心境不容易,追摹乃至实践,那就更难了。“七七事变”后,名教授周作人没有随北大南迁,而是选择了“苦住”北平,不能不让人捏一大把汗。此后,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周氏公开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标志着其正式附逆,这中间的半年多时间里,敌我双方都在努力争取他。而周作人的内心深处,更是翻江倒海。就在此天人交战之际,他写下这么一首打油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诗后有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自注:“一月前食炒栗,忆《老学庵笔记》中李和儿事,偶作绝句,已忘之矣,今日忽记起,因即录出。”二十天后,周作人意犹未尽,重写一绝,便是上述“怀吾乡放翁也”的“怕出偏门过鲁墟”。身为“标志性人物”,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周作人其实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一旦失足落水,更是很难重新上岸。

  一九四○年三月二十日,周作人撰《炒栗子》,刊同年六月《中和月刊》一卷六号,后收入《药味集》中。此文在立意以及史料排比上,与三年前所撰《<老学庵笔记>》互有同异——最大的区别在于,作者在文章末尾巧妙地引入上述那两首表现故国之思的打油诗。又过了四年,也就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在《杂志》十四卷一期上,周作人发表《苦茶庵打油诗》,共收入其撰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的打油诗二十四首,打头阵的,正是这“伤心最是李和儿”!此类“述怀”,吟咏是一回事,发表又是另一回事;不只刊于杂志,还收入《立春以前》(此书刊于日本战败投降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可书稿寄往上海太平书局,却是在同年三月底),可见周作人确实希望此中心迹能“广为人知”(参见拙作《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学术研究》二○○八年一期)。

  最近十年,华北沦陷区文学开始受到重视,但学者的生存处境及其内心世界,却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举与周作人相关的,如燕京大学的郭绍虞、辅仁大学的陈垣、中国大学的俞平伯,还有顾随等,他们抗战中的诗文和著述,都留下了某种心迹。“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代表中,本包括“公开宣布不合作的辅仁大学陈垣的名字”;可很快地,“陈垣的名字从后来的协议人员名单消失了”(78页),这背后必定大有文章。还有,其他留平教授处境如何,怎样咬紧牙关度过艰难岁月,不也同样值得钩稽?俞平伯曾自述:“在敌伪时间,常有人来向我拉稿,我倒并不是为了贪图稿费,只是情面难却,便给那些不含政治色彩的文艺刊物写写稿。”朱自清得知此事,曾去信劝阻:“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从此,俞很少撰述,抗战“最后两年,根本就没有提过笔”(参见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3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据说陈垣平生“最满意的著作”乃是《通鉴胡注表微》(参见《励耘书屋问学记》,66页,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版),其中关键,恐怕不在学问,而是心境。一九五八年科学出版社重印此书,其《重印后记》有云:“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做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  

  至于周作人早年学生、也被认做京派文人的顾随,抗战中困守北平,也吃糖炒栗子,也读《老学庵笔记》,还写下了《书<老学庵笔记>李和儿事后》(《顾随全集》第一卷,3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单说其使用“怀念故国的典故”还不够,还必须补充一句:北平沦陷八年,顾随先后在燕京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从未与日伪政权合作,保持了传统士大夫的气节,无论讲论诗文,还是为人处世,均显示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一九四三年元旦,顾随去沈兼士家拜年,不幸被日本军宪扣留了十多天;同年,顾随吟成《书<老学庵笔记>》李和儿事后》,两相对照,不难明白其中的忧生与感怀。一九四五年秋,抗战胜利,顾随撰《病中口占四绝句》,其中有云:“吟诗廿载咽寒蛩,一事还堪傲放翁;病骨支床敌秋雨,先生亲见九州同。”(《顾随文集》,5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从《老学庵笔记》到《示儿》,从“炒栗”到“王师”,正是陆游的诗文,使得同为诗人的顾随身陷逆境而不甘沉沦。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收录了有关周作人资料二十六篇,除前北大校长蒋梦麟证明周作人作为“留平教授”如何保护大学校产、现任北大校长胡适出具证明:“北大复员后,点查本校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稍有增加”(今日北大图书馆善本书库里的“李盛铎藏书”及大量日文书,得益于此);我更关注的是前辅仁大学教授沈兼士、前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的陈情,以及前燕京大学教授郭绍虞证明周作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如何营救燕大教授陆志韦、洪业等,前辅仁大学教授顾随则证明作为教育督办,周作人如何出面与日本方面交涉,让其释放诸多被捕的辅仁教授。审判中,“北大旧同僚们的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大概是事实的”(236页);可昔日的学生,也有采取另一种立场者,如傅斯年之严词批驳,还有郑天挺的拒绝签名为周作人说情。这也是北大人,各有其志,完全可以理解。木山先生谈周作人一九四六年六月寄傅斯年《骑驴》诗,连带分析其五言十六韵长诗《修禊》(236—238页),见解很好,不过稍嫌隐晦了点。此诗不仅表明周作人对傅斯年的怨毒与不满,更包含了其对战争的理解、对审判的抗拒,以及对书生高调的鄙夷。

  日本占领北平后,开展“大学整顿”,综合原国立北平、北京、清华、交通四大学的剩余部分,组成了所谓的“国立北京大学”。作者称:“当然,这个‘北大’正如在中国冠以‘伪’字那样,从抗日中国的原则来讲,只是一所继承了北大的名字和设施的完全与北大不相干的另一个学校。”(77—78页)其实,抗战期间,不仅有“伪北京大学”,还有“伪中央大学”等,这是一笔没能得到很好清算的“旧账”。烽火连天,大批国立及私立大学辗转南迁,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不仅西南联大,很多大学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只有苏联的莫斯科大学有过类似的举措,但规模和时间远不能比。撤退到西南、西北的大学,日后得到政治史及教育史家的极力褒扬,而如何看待沦陷区的大学,始终是个难题。到目前为止,这是个禁区——纪念“百年校庆”时,各大学毫无例外,都含糊其辞;至于当事人——不管是政要还是学者,也均刻意回避。学校“伪”,学生不“伪”,教授立场更是迥异。如何使得那些年毕业的大学生,不会成为“孤魂野鬼”,考验着政治家及史学家们的智慧。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安藤彦太郎多年研究西南联大,也在关注“伪北大”问题;我们约好多多交流,可未能真正落实。回望历史,“燕山柳色太凄迷”,谈论此话题,中日两国学者各有“难言之隐”。

  《北京苦住庵记》第十一章“审判”,好几处提及黄裳的《老虎桥边看“知堂”》和《更谈周作人》,其中有曰:“他的确有些当时记者的风格,关于周作人的事情,关键之处往往以剑拔弩张的言词予以断罪。”(232页)作者很敏感,黄裳确实“深明大义”,且行文中“义正词严”,对涉及文人气节者,从不含糊。十几年前,葛剑雄在《读书》(一九九五年二期)发表《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对身处五代乱世的“长乐老”冯道表示同情;张中行于同年十二期《读书》上刊出《有关史识的闲话》,为之叫好。隔年一月,《文汇报》即揭载黄裳措辞严厉的《第三条道路》,称张论与汪精卫的“高论何其相似乃尔”。另外,一九八九年第九期《读书》上,黄裳又有《关于周作人》一文,提及周谈《老学庵笔记》的打油诗:“以已经落水的汉奸而写出这样的凄哀欲绝的诗,表面看来正是一种绝大的矛盾,然而却是周作人祈求内心平衡而流露出来的心曲。”

  这倒让我想起去年文坛发生的一件小小公案。这场论争,微妙之处不在葛、黄二人文章,而在葛文转述的柯灵那通电话(参见葛剑雄《忆旧之难——并谈一件往事》,《随笔》二○○七年二期;黄裳《忆旧不难》,《随笔》二○○七年二期)。孤岛时期,日后成为著名散文家的黄裳,曾用笔名为汉奸所办杂志《古今》写文章。这到底是不明真相,还是生活所逼(照黄本人说法,是为了筹集到大后方去的路费),其实无关紧要;关键是,这些论文衡史的随笔,作者长期遗忘,近年被有心人发掘出来后,方才结集出版。可就这么点陈年往事,想推导出黄裳之所以喜欢谈论“文人气节”,乃是早年经历留下的阴影,由“自感愧疚”一转而成“大义凛然”,我看不大合适。若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不该作“诛心之论”。

  记得二十年前,第一次见面时,木山先生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大意是:作为日本人,我深感歉疚,让中国最好的作家沦落到世人不齿的地步,而且百口莫辩,实在是罪过。几年前,在台湾的清华大学演讲,被问及什么时候给周作人摘去“汉奸”的帽子,我说不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对周作人“附逆”这件事,会逐渐淡漠,或者有一种“了解之同情”,但不会也不该完全遗忘。我曾经设想,假如“元旦的刺客”得手,周作人“杀身成仁”,那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及文学史,将是何种景象!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对于生活在太平岁月的读书人来说,面对乱世中的“文人落水”,首先是哀矜勿喜,千万不要有道德优越感。其次,不管是讥讽/批判,还是理解/同情,谈论此类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及人物,分寸感很重要,即所谓“过犹不及”是也。作为史家,必须坚守自家立场,既不高自标榜,也不随风摇荡,更不能一味追求文章之“酣畅淋漓”。有时候,论者之所以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文章之所以欲言又止、曲折回环,不是缺乏定见,而是希望尽可能地体贴对象。以上几点,是我读《北京苦住庵记》的感想。

  (《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二○○八年八月版,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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