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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lich评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lancevickky 2010-03-06 18:26:34

如果某位哲学家不是基督教徒,这不意味着他没有宗教信仰。同理,如果某位哲学家攻击基督教,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在完全否认信仰的意义。然而,对于许多粗心的现代读者来说,很容易从某些哲学家对宗教的批判,仓促地得出这些哲学家完全否认信仰意义的结论。这点在我们理解罗素的反宗教言论中,恐怕也是适用的。   罗素在本书中集中阐发了他反对宗教的思想,但由于本文是面向大众的哲理性随笔,所以,他并没有花费太多笔墨来反驳论证上帝存在的神学思想。对于专业的神学家来说,罗素的反驳肯定不乏误解和简化神学理论之处。但这些都是学理之争。作为一名深谙公众心理的哲学家,罗素很清楚,大多数公众对宗教信仰的兴趣,并不在于“上帝是否存在?”这么一个智识性的问题,而是在于宗教信仰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许多笃信基督教的人认为,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慰藉,在这个物欲横流、经济至上和人性异化的丑恶世界里,为美德和精神追求留下了最后的避难所。   上述意见在当今文化市场上颇为流行,这似乎印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宗教大法官的预言:给公众以他们的力量不可承受的自由是愚蠢的,民众无法忍受自由带来的重负。他们迟早会无法忍受由此带来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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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位哲学家不是基督教徒,这不意味着他没有宗教信仰。同理,如果某位哲学家攻击基督教,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在完全否认信仰的意义。然而,对于许多粗心的现代读者来说,很容易从某些哲学家对宗教的批判,仓促地得出这些哲学家完全否认信仰意义的结论。这点在我们理解罗素的反宗教言论中,恐怕也是适用的。   罗素在本书中集中阐发了他反对宗教的思想,但由于本文是面向大众的哲理性随笔,所以,他并没有花费太多笔墨来反驳论证上帝存在的神学思想。对于专业的神学家来说,罗素的反驳肯定不乏误解和简化神学理论之处。但这些都是学理之争。作为一名深谙公众心理的哲学家,罗素很清楚,大多数公众对宗教信仰的兴趣,并不在于“上帝是否存在?”这么一个智识性的问题,而是在于宗教信仰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许多笃信基督教的人认为,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慰藉,在这个物欲横流、经济至上和人性异化的丑恶世界里,为美德和精神追求留下了最后的避难所。   上述意见在当今文化市场上颇为流行,这似乎印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宗教大法官的预言:给公众以他们的力量不可承受的自由是愚蠢的,民众无法忍受自由带来的重负。他们迟早会无法忍受由此带来的现实利益冲突或由自由选择带来的焦虑而重新匍匐到宗教权威的脚下。在这里暂且不论“宗教大法官”的是非对错,作为现代哲人,罗素绝对没有幼稚地忽略宗教信仰在这方面对大众的吸引力,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主要将批判的锋芒集中于宗教的各种效用上。   宗教有益于人生的慰藉吗?初看起来似乎是相当明显的。加入宗教组织后,许多教徒变得能够忍受生活带给他们的痛苦和不公正,对于死亡似乎不再畏惧,也不再为生活中可能遭受的变故和遭难而焦虑忧虑。痛苦、焦虑、恐惧和憎恨似乎都离他们远去。然而,罗素相当敏锐地意识到,宗教给予大多数人的慰藉,其实并不稳靠。许多宗教信徒的痛苦、焦虑、恐惧和憎恨只是被批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人生本来不可能没有痛苦,正如尼采等哲学家的心理学反思表明,痛苦和快乐本来就如影随形,所谓的快乐和痛苦,就是心理上的感受反差。没有了痛苦的对照,也就没有所谓的快乐。因此,痛苦正如死亡的威胁一样,本身就是健全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对于一个积极有力的人来说,痛苦就是生命的强心剂,能推动一个人向着完善自我的方向发展迈进。然而,宗教打着天道秩序的名义,合理化人类的痛苦,让人将之当成是上帝的考验而逆来顺受。固然,在面对许多难以改变的痛苦,一个人若能从天道秩序中找到意义,那总比没有方向地怨天尤人要好得多,若一个人能从一个虚构的秩序中找到他所承认的痛苦的意义,那么,他或许是有可能变得舒心得多。但是,事实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痛苦都是人类无法改变的,而且,即使对于许多人力无能为力的事实,人也可能从其它非宗教信仰的关系、感情和文化传统中找寻到意义。罗素认为,宗教消解痛苦的方法,让人无法正视现实,让人屈服于自然的淫威。虽然过度张扬人类主宰的态度是不对,但是由此而推回到前现代对自然灾难俯首称臣、逆来顺受的态度,这同样是一种极端的教条态度。罗素认为,这种打着环保的态度来反对科学和人类自治力量的理论主张,实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种。它们打着环保的旗号,实则以自然的名义拒绝改变成问题的传统习俗和社会制度,让民众继续停留于畏惧自然的蒙昧无知状态。这种观点与自由人的目的格格不入,水火不容。   谈到自由人,斯宾诺莎有一句深得爱因斯坦和薛定谔等哲人科学家欣赏的话:“自由人极少思虑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对死的默念,而是对生的沉思。”宗教为人类许诺了一个死后的世界,从而使人有极大的勇气对面对亲人和自己的死亡。和斯宾诺莎、爱因斯坦等人一样,罗素对此极不以为然。宗教教给人超越死亡畏惧的,不是在此世的内在超越,而是对来生的外在超越。它只是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生引向生后。在基督教教会布道的种种世俗化版本中,对死亡的慰藉,恰恰伴随着对下地狱的诅咒和威胁。对死后责罚的畏惧和焦虑,仍然隐秘地伴随着许多基督徒的内心。基督教的信仰一方面似乎给了人死亡的勇气,但这种信仰是建立在对死后生活或者说灵魂不朽的坚定信仰之上的。然而,这种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很难经受得住科学的考验。即使科学与宗教有关灵魂不朽的争论尚未是定论性的,死后地狱的存在,以及上帝惩罚罪恶的标准,对于一个普通的宗教信徒来说,终究是新的不确定因素。因此,死亡的焦虑,绝对不会因为存在着宗教或上帝而减少。   既然上帝的思想是不容易揣摩的,至少对于一般的教徒来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对于《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解读,也就交到了教会的各级教士手里。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许多基督徒有了个体信仰的自由,但是,在今日正统的基督教会眼里,这仍是马丁•路德等神学家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过。宗教教会推崇权威,排斥异端,这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尤其是基督教掌控国家政权的时代里,不仅导致了基督教教会内部狂热的派系论战,而且还造就了一批批血腥的屠杀异端的活动。普通教徒加入基督教,固然可以从权威中获得巨大的安全感和确定感,但是,如果说神学家中还有倡导怀疑信仰的自由思想家,但是,在教会中,尤其是对积极干预世俗政权的教会来说,他们从来就不欣赏普通教众思想和生活中的自由。为了所谓的秩序,可以牺牲个人的尊严,可以遏制个人的兴趣,必须检查和制约个人的兴趣,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要挑战世俗的伦常关系。   在今日流行的公共意见中,有些人极力主张,在哲学日益陷入技术化分析的过程中,宗教是目前维系传统道德习俗的最后圣殿。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宗教的地位比较凸显的年代里,经常在哲学家或神学家中进行争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神之所以爱好善,就因为它是善的吗?或者它之所以是善的,就因为神爱好它吗?”(参见柏拉图的《游叙弗伦》)为了检验其对神的忠诚,宗教常常要求教徒打破伦常的道德,《马太福音》第10章里,基督就明确说过,那种爱自己父母胜于爱他的人,不配做他的门徒。而以试探之名,要求虔诚的信徒打破伦常禁忌,这在基督教的历史中绝对不是罕见之事。克尔凯郭尔以其生动的心理描绘,在《恐惧与战栗》中叙述了亚伯拉罕在上帝的感召下,将其子以撒带至摩利亚山献祭的故事。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克尔凯郭尔当然不是在谴责基督教,而是力图表明,要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绝对不可能回避信仰和伦理的冲突,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决不是将自己信仰和行动的决断交给教会,而是依据自己的体验、感悟和对人生和信仰的理解,在具体处境中独立地做出孤独而本真的选择。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教会已蜕化为上帝巨大的坟墓,里面聚集了大批对本真信仰冷漠的仪式崇拜者,信仰的骑士则孤独地在世俗生活中实践着他本真的信仰。   可见,真正的信仰离不开自由,离不开一个人的独立思想和对世界,对经典的敏锐理解。然而,对普通的大众来讲,这又谈何容易? 当大众受着教会诸多诱惑和允诺而投身于基督教信仰时,他们很可能恰恰拜倒在一个已经背叛了耶稣训导,完全倡导魔鬼教条的宗教大法官的脚下。大众在权威、神秘与奇迹的精神鸦片的慰藉下,成为某些人实现自身政治野心的炮灰和垫脚石。他们究竟是幸福,亦或是不幸?   作为一名自由思想家,罗素本人虽然出于各种原因,不相信任何宗教信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本真的个体信仰者并没有太大反感。他批判的矛头,直接针对的是那些试图打着宗教信仰的名义,去积极干预政治的团体。本来基督教就有着相当严重的迫害异己的倾向,倘若这种势力再与某些推行专制主义的政权相结合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担忧的宗教大法官统治天下的时代也许离我们就不会太远。   也许有人会说,在我们这个和平盛世里重新回顾罗素批判宗教的“激进”言论,未免太不合时宜。毕竟,就我们所接触的基督教教会中的成员,他们大多数都是善良的、温和的,甚至比一般人都充满着学识和人生智慧(比如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等等),罗素如此评价他们未免太过分了。这难道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的虚妄吗?进而,也有一些推崇古典学的学者憧憬着中世纪的学院生活。毕竟,那时的大学是完全的精英教育,没有商业意识形态的污染,没有课题制的束缚,学者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那时的自由给予的是那些能够懂得节制的学者,而普通教徒则在教会颁布的各种律令下顺从的生活,一切都显得是恰如其分。更何况,现代文明引以为傲的哲学、科学和艺术本身不也是从宗教中脱胎而出的吗?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与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不都是在试图表明宗教对科学的促进作用吗?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就是在表明宗教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紧密关系吗?难道我们不能说宗教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吗?   应当说,在这些盛行于文化市场的意见中,存在着太多草率的误读和稀松的推理。囿于时间和精力,我在这里无法一一澄清这些误解。我需要强调的是,当代在文化和政治上没有特权的基督教会,与在政治和文化中拥有无上权威的古代教会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的。正如在政治上经常出现的现象那样,一个排外的党派在力量不够,总是遭到其他宗教或政治力量迫害的时候,常常会利用“信仰自由”的权利来对抗这种迫害,然而,一旦它掌握了世俗的权力,拥有了迫害不信仰它的人群的力量之后,那么,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事实是,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在政治地位上的演变,也确实就是依照着这种规律发展的。所以,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依据当前失去了政治文化特权的教会的面貌来判断宗教教会执掌政权后的面目。   其次,我们当前的文化存在着遭受商业文化侵蚀的诸多问题。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也就让许多知识分子像德国浪漫主义者那样,得了追缅古人的思乡病,其特点就是一味厚古薄今,把“前现代”想得特别理想,在纠正现代哲人对中世纪的一些过于偏激的批判的同时,又走向了全盘美化中世纪的道路。的确,中世纪的教育和学校有着它神圣的氛围,也有着许多当代学校所缺乏的精神气质,但另一方面,中世纪的教会学校也绝非探究知识的哲学家的圣土。研究的自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对自然感兴趣,有着独立精神和怀疑批判精神的哲学家向来都要遭受宗教教廷的严格审查,随时都有被推上火刑柱的危险。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布鲁诺被烧死并不是简单因为他的科学理论,而是他颇成问题的形而上学。但是,仅仅为了形而上学上的争论就烧死一个人,这难道就是基督教会的德行吗?这难道就可以减轻教会扼杀自由思想的罪责吗?对于某些学者宣扬的中世纪学者的自由,是非常让人可疑的,除非人们把学院的自由仅仅限定在对古典典籍的解经注释上,而且还是一种符合于教会政治癖好的诠释学研究。   至于说到宗教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确实,我们看到了许多对人类文明起到推动作用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或艺术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是基督教的教会或教义的功劳呢?我认为这个推论是太仓促了点。一个人的身份是多重,由于某些时期宗教势力的强大,科学、哲学、艺术等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不得不通过它的卵翼才有可能在社会上生存下来。虽然诸如牛顿、巴赫和里尔克等伟人的宗教信仰并非不真诚,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更多的是围绕着他们在艺术、科学和哲学领域内的创造性活动展开的,宗教信仰成为了他们为自身的创造与革新辩护的修辞手段。若完全僵死地固守于宗教教义的传统教义,那么,近代人类文明的成就基本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哲学家普特南非常敏锐地认识到,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所理解“上帝”的含义有着天渊之别,这其实也适用于伟大思想家心中的上帝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心中的上帝的差别。若认真审视,近代人类文明的缔造者的宗教信仰,其实已经在许多细节乃至实质问题上有别于传统严酷而不宽容的宗教信仰。他们说着相同的话,用着相同或类似的修辞,但心中所想的,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那么,说经过改革后的宗教教会有助于人类文明进步,这样是否呢?罗素对此仍然会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宗教教会贪恋政治文化上的特权,因此并不喜欢削弱其势力的宗教改革,促使其改革的动力主要还是外部自由思想家的压力,然后通过教会内部的开明人士才得以实现的。宗教中固然有提升人精神高度的东西存在,但是,由于其鼓励教徒脱离现实经验,由于其鼓励教徒的心灵封闭于教会经典,由于其对异端采取严酷的迫害,因此,大大局限了它对人类文化的推动作用。在这里,虽然一些有宗教背景的历史学家苦心孤诣地试图改写文艺复新的历史,极力贬低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解放人类心智,繁荣人类文化的价值,但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对宗教的改革,仍然是近代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当代一味强调宗教教会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这固然可以取悦于宗教教会,甚至有可能获得相应的资助,但是,这种做法本身恐怕并不值得称道。   由此,罗素从个体生存和人类文化两个方面批判了宗教本身的价值。信仰若作为一个人自己的事情,那么,他当然有选择私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然而,倘若信仰者总是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别人,甚至建立起一整套的组织社团来努力将他们的理想政治化,并在付诸政治的过程中党同伐异,迫害异己,那么这种宗教信仰就显然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了。罗素期望消除掉宗教狂热,让一个信仰者能够自由地,而不是依从权威地从一切人类古典传统中汲取养分创造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为了某些政客别有用心地制造出来的神学教条,再次引燃人间的战火。倘若基督徒或其他宗教教徒学会了宽容,能够主动放弃他们干预政治和社会事务的野心(只要宗教势力一旦强大起来,这似乎就相当困难),那么,也就是信仰自由真正来临之时。   最后也许还有人会说,看罗素横刀阔斧地把宗教教会以及相关传统猛烈地批判了一番之后,虽然不能说没有启发。但是,“批判仅仅是以他人的污垢为生”。罗素提出了不少批判宗教教会的意见,这很好,但是,你罗素有能力重新提出一个可替代的生活方式或人生理想吗?作为一个无神论者,难道就不会走入加缪等存在主义者的虚无主义路线吗?一个社会没有了宗教教会的支配,难道还会有什么道德存在吗?   且不说这种对加缪等存在主义者的流行偏见的无根无底,作为一个中国人,竟然能得出“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就是无德的社会”的类似结论,这只能说明某些国人“离根”得厉害。甚至罗素本人也以中国为例,指出基督教宣扬的许多道德,孔子和释迦牟尼等东方圣哲早就宣扬过了,而且,作为一个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中国也绝非是一个没有道德的文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提倡宗教教会统治的中国文化甚至还比基督教支配下的西方文化更为繁荣发达。当然,这一反对意见的可取之处是,在基督教提供的信仰体系之外,还有什么样类似的思想观念能给我们这些孤独的现代人以意义和生存的动力?作为一个从事积极建构的现代哲人,罗素给出了其中一种。   在“我为什么而活着”的随笔中,罗素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爱,使一个人冲破狭小的自我,与他人和自然形成紧密的联系;知识,让一个人对人生与人心有着更为透彻的洞识,并通过来自自然和经典的知识的启蒙,开启出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同情心,使一个对爱与知识充满激情的人不会仅仅封闭于自己周围的生活世界或书本世界,而是能心系于广大受苦受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在任何时代,他们都为着学者和思想界的自由实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每个享受到这份自由的学者都没有资格罔顾他们的苦痛,或者居高临下地以精英身份蔑视、调侃他们的生活。以知识充实自己的心灵,以爱牢固与世界的关系,并借助知识与爱,致力于改善这个世界受难者的状况,这是罗素生活和创作的力量之源。   虽然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但是这至少表明,要让自己的生活获得意义和动力,加入教会不仅不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虽然我们的时代充满着各种变数和困惑,年轻人的生存和理想每天都遭受着来自现实的残酷打击,人们常常会因为时代的变动而对生活的意义和目标陷入迷惘,希望有个权威能一劳永逸地告诉自己该往哪里走,然后自己就可以不费心思地跟着牧羊人前进。然而,思想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里,难免会存在着价值、意义失序和混乱的现象。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由于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简单投入某个宗教权威的怀抱,并不能解决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放弃了独立思考,任凭权威引导,这固然能给自己带来安定感,甚至能在短时间内产生不少积极的成果,然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选定依靠的牧羊人不是一只披了羊皮的狼,更无法预测何时他会做出利用或加害自己乃至整个人类的行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独立思考的理性清明,时刻对自己接受的信仰、信念或思想的前提要做出反思,要能在自己信封的思想信念之外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并时刻能通过比较不同思想信念而意识到自己所持有信念和思想的有限性。只有当大多数人都做到了这些,我们才能比较有把握地认为,宗教迫害以及相关的政治迫害不会在这个渺小的地球上被可悲的人类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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