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学派、大分流问题——从经济计量看中国

伯樵·阿苏勒

“加州学派”的一部分学者目前已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如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李伯重、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他们的论文和著作陆续以中文形式发表,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此外,这一学派还包括杰克。戈德斯通(Jack A.Gold stone)、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王丰(Wang Feng)、康文林(Cameron Compel)、丹尼斯·弗莱恩(Dennis O.Flynn)、阿瑟·杰拉尔德(Arturo Giraldez)、马立博(Robert B.Marks)、杰克·古迪(Jack Goody)、阿布一卢格霍德(Janet L.Abu—lughod)等。由于这些学者大多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各大学任教或访学,相互之间长期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故名为“加州学派”。
龙登高将“加州学派”的整体风格和学术诉求归纳为四个方面:(1)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2)强调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3)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凸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4)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2】但本文希望强调的是:尽管如此,“加州学派”也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参与其中的学者们在研究旨趣和学术观点上依然呈现出明显的分野,本文将这种分野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研究,体现出这一倾向的学者包括安德鲁·贡德·弗兰克、丹尼斯·弗莱恩、阿瑟·杰拉尔德、阿布—卢格霍德。
针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布一卢格霍德首先提出了“13世纪世界体系”的观点,她认为,现代世界经济并非发端于沃勒斯坦所认定的
1450年,而是植根于13世纪的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与当前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它于14世纪初时臻于极盛,它涵盖了从西北欧到中国的广阔的地理区域。
在将“世界体系”的历史向前推进这一方面,弗兰克比阿布一卢格霍德走得更远。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他指出,世界自始至终都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而在1400—1800年期间,已经存在着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体系,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当时的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着巨大的顺差,吸收了大约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最大的生产力。正因为如此,18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并不是基于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而是由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B阶段引起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与部门性后果。
而丹尼斯·弗莱恩和阿瑟·杰拉尔德则把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推后到1571年,因为马尼拉城正是在这一年建立,从此美洲新大陆与东亚世界建立起直接而长期的贸易联系。与弗兰克相似,这两位学者也十分强调中国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认为,在这一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三个贸易圈,分别是:1540—1640年的第一个白银贸易圈,1700年一1750年的第二个白银贸易圈,1750年之后的鸦片和茶叶贸易圈,这三个贸易圈的运作都与中国国内的财政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而与弗兰克不同的是,他们更强调这一世界体系内部各因素的关联性和承继性,尤其强调:15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现象,应与全球经济、生态和人口的复杂变迁联系在一起,这种影响的深远程度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
(二)生产力、生态和人口研究。侧重于这一方面的学者包括李伯重、马立博、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
二十余年来,李伯重一直致力于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在生产力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江南农业生产力研究;二是明清江南城乡工业研究。在《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一书中,他深刻质疑了长期以来主宰史学界的“明清停滞论”,并明确地提出:在明清中国经济发展最成熟、最领先的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套配置均衡、运作有效的农业生产制度,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中,他认为明清江南的城乡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是“早期工业化”的表现。“早期工业化”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逊于欧洲,但另一方面,“早期工业化”的外在表现、发展动力和所导致的前景都与近代工业化有很大不同,它与近代工业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以前的经济史论著中,人们往往将前近代的经济发展与近代经济转型联系在一起,李伯重通过引入“经济增长方式”理论说明了这并非是一对必然的联系。这种理论将经济成长方式分为“广泛型成长”、“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三种,明清江南经济主要依赖“斯密型成长”,即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成长,这与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库兹涅茨型成长”在本质上不同,而且“斯密型成长”也并不必然导致“库兹涅茨型成长”。
马立博和彭慕兰十分强调史学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和形成》一书中,提出了生态和资源制约了中国经济向近代转型的观点。由于该著作的中译本面世已久,许多学者对其做了很详尽的述评,故在此不赘述。
马立博主要致力于岭南地区社会生态史研究。在《老虎、稻米、丝绸和淤泥:中华帝国晚期南方的环境与经济》一书中,他指出:岭南地区从1850年代开始就已经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包括耕地缺乏、人口增加、天气转寒、粮食减产等。但当地人在经济、社会制度和技术安排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以应对这种冲击,包括农业技术的精细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等,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生态危机。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完全不同于所谓的“传统经济”,但由于岭南处于独特的社会条件和生态条件之中,这种经济变化并不会将岭南的经济和社会带向“资本主义”。
在人口研究方面,李中清、王丰和康文林向一度流行的“马尔萨斯”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指出在过去的300年中,中国的人口并不像马尔萨斯所断定的那样,缺乏预防性抑制,中国家庭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干预和虚拟的亲属关系使人口生育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国的历史人口有其独特而有效的发展机制,马尔萨斯主义者将人口控制机制简单地二元化,并将这种二元对立与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简单对应起来,是值得怀疑的。
(三)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研究。在这一方面,杰克·戈德斯通、万志英和王国斌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王国斌所著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下编“集体行动”写得十分精彩,作者从粮食骚乱、抗税运动和革命三个方面,对于17—19世纪的中国和西欧进行了非常细腻的对比,既揭示了这三种社会现象在中国和西欧社会的共存,同时又深入到这两个社会的内部去探讨其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运作逻辑。从而说明,中国和西欧的历史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各自发展,而是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之处又因为处于不同的社会架构和发展机制之中,从而使两个社会走上了彼此相异的历史道路。
杰克·戈德斯通主要从文化的角度阐释了东西方历史的分野。他认为:经济成长方式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资源的获取,而是取决于能源的利用,尤其是将能源“聚集”(concentration)起来并加以利用的技术。西欧通过发明蒸汽机实现了这种技术突破,但这种技术革新与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复杂,既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偶然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西欧历史发展的一个“反常的支流”(unusual stream of development)。既然经济成长方式转变与社会和文化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发展和繁荣也并不应该专属于“现代”或“西方”,历史上的许多文明国家都经历过可以被称之为“勃兴”(efflorescence)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会伴随着经济的富足、文化的整合和制度架构的创新,全盛时期的清朝就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然而这样一种发展却并不一定是可持续的,因为“勃兴”所带来的制度均衡和路径依赖往往会限制进一步的重组和调适。
万志英主要从事货币与全球化研究,但他更倾向于从区域社会的视角切人。他考察了江南地区和岭南地区对于白银的需求以及这些各不相同的区域市场对不同种类和规格的白银货币的选择,从而说明:在17世纪时,中国许多区域市场已经与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对接起来,而对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的认识,也必须充分考虑各区域市场,尤其是亚洲区域市场的需求变动。
总而言之,“加州学派”是不同国别、不同研究领域、不同方法论背景的学者的聚合,他们既分享着建立社会经济史研究新范式的整体诉求,又各自发掘着独特的研究思路,这使得该学派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和生动。

——摘自周琳《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经济史》 2009年 第三期
“加州学派”的一部分学者目前已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如李中清(...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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