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控制论谱系

控制论的方法很快传播到了学术圈以外，影响了美国政府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社会量化工作——尽管这一尝试与1970年代初智利政府的努力截然不同。MIT等高校和国防智库兰德公司将控制论和运筹学的技术用于管理复杂的社会和组织问题。在兰德公司，这些技术又与博弈论、概率论、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领域相融合，形成了一套更加通用的“系统分析”理论。兰德的系统分析师们试图将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建模为一系列方程式，从而将世界量化。一旦把这些数学模型转化成软件代码，就可以用计算机来处理模型中的诸多变量，从而对不确定条件下的系统行为进行预测。

二战后高校里军方投资的增加、以及科学和工程学地位的提升，鼓励了学院派的社会科学家采用这些量化方法，从而使这些方法在美国学术界愈发受到重视。随后，这些方法也被批评过度简化了社会系统的动态，鼓励政策制订者、学者和华尔街银行家过度信赖数字。另外，批评者还指出，这些量化方法鼓励自顶向下的管理层级，从而把军队的结构和文化嫁接到民用部门、商业、乃至民主体制上。

控制论理念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这种用量化系统来建模社会系统的方法。在美国的历史背景下，控制论与军用工程实践、与保罗·爱德华兹所说的“封闭世界”式的命令与控制体系有着清晰的关联。但这并非控制论的全部历史。在对二十世纪生物学隐喻的研究中，伊夫林·福克斯·凯勒断言：把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分析、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等“赛博科学”仅仅看作“战时极权和命令与控制式通信向民用领域的延伸”是过度简化的一元论视角。凯勒认为，控制论同时也在向着一个拥抱复杂性、“对传统权威日渐无力的趋势作出响应”的方向发展。这一观点，在英国控制论的历史、尤其是斯塔福·比尔的管理控制论研究上得到了印证。

比尔实践的英国控制论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有显著区别。在《控制论大脑》一书中，安德鲁·皮克林区分了英国控制论（以比尔、艾什比、格雷·沃尔特、格雷戈里·贝特森、R·D·拉英和戈登·帕斯克等人为代表）与更广为人知的美国控制论——后者经常与诺伯特·维纳的学术生涯、尤其是二战期间维纳在MIT从事的军方研究紧密相关。皮克林指出，英国的控制论主要应用于精神病学而非军事工程，其关注的重点是人类大脑。

在皮克林看来，比尔等英国控制论学者并不认为大脑这个器官仅用于创造外在世界或知识的映像。相反，他们认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与身体行动紧密相关”。这个“控制论大脑”不仅指挥身体在物质世界里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帮助身体适应外在环境。皮克林这样写道：“控制论大脑的意义不是‘映像’，而是‘行动’……它在行动中最重要的职责是适应。”“行动的大脑”这一理念塑造了比尔应对复杂系统的方式，以及他的管理控制论思想。

诚如皮克林所说，比尔的工作集中体现了英国控制论的特点。比尔从事过精神病学的研究和工作，在自己的写作中频繁引用这一领域的材料。他经常借用神经科学的隐喻，包括用大脑的行为来阐述和支持他的管理方法。他拥抱复杂性，重视整体观，从不孤立描述他所研究的复杂生物或社会系统。比起精确呈现真实世界的状态，比尔更有兴趣研究系统在真实世界中的行为。而且他很关注用何种机制能让复杂系统自我调节，从而在真实世界中适应和生存。他强调控制论和运筹学的目标应该是促成行动，而不是制造日益复杂精确的数学模型。

这种“行动重于数学精确性”的态度使比尔区别于很多学院派的运筹学者——比尔认为这些人关心的是数学抽象，而不是解决问题。这种态度也使他区别于维纳：后者认为控制论并不适用于研究社会系统，因为社会系统不能长期稳定地生成数据，使得他的统计预测技术无法应用。

比尔的管理控制论把公司看作一个有机体，努力在变动的外界环境中生存。他写道：“公司当然没有生命，但其行为与有机体非常相似。公司必须发展出在变动环境中生存的技能，它必须适应周边的经济、商业、社会和政治环境，并不断从经验中学习。”他所说的“生存技能”之一就是借助统计学让管理者看到公司如何应对之前的环境变化，这样在面对未来的波动和混乱时，管理者有可能更好地调整和适应。比起单一部门的短期目标，管理控制论更重视整个公司的长期生存。对整体生存的重视又提升了全局管理的重要性，并且印证了比尔的观点：有效的管理就像人的神经系统一样。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企业把经营划分为若干部门，各自负责一块业务领域，并解决各自领域中出现的问题。比尔相信这种割裂的、过度简化的管理方法会导致局部优化：这种结构下做出的决定可能短期有益于某个部门，却损害了整个公司的长期稳定。要建立像人类神经系统一样全局的、适应性的系统，需要用别的方式来实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