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
若利斯-卡尔·于斯曼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10-4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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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一直盼望能读到《逆天》(A Rebours),这部被称作颓废主义的《圣经》的法国作家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的长篇小说。但因买西书不易,很久未能如愿。多谢互联网的普及,使我前些日子从网上,订到了一本1931年版,由柴登伯格(Arthur Zaiden-berg)作图的插图本。
于斯曼最早是自然主义麾下的一员大将。1877年他因为写了一篇关于《小酒馆》的书评,与左拉相识。当时他同意左拉的观点,即作家应当描绘他们的时代与环境。他早期的作品如《玛特,一个妓女的故事》(1876),就用高度写实的笔法,描绘了法国当时的合法妓院里的情形。
后来,于斯曼就发现自然主义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在他周遭的环境和人物中,并没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可供他描写;关键是没有什么新鲜的罪孽可供小说家研究了,因为作为小说的题材,罪孽显然比美德更有趣。爱情似乎是作家最喜爱的用之不竭的题材了,可是,正如于斯曼所说,“不管作者的想象如何丰富,故事用几个字就可概括——那就是,为什么某某先生跟或没有跟某某夫人通奸?”
于斯曼意识到了左拉及其所领导的自然主义小说流派的局限性。在于斯曼作于1904年,也即《逆天》发表20年后的一篇序文里面,他这样写道:“有许多东西左拉不能理解。首先,我迫切需要打开窗户,逃离窒息着我的环境。其次,我希望抛弃先入为主的观念,打破对小说形式的限制,把艺术、科学、历史引入其中;换句话说,仅仅把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作为放入更严肃的内容的框架。”
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下,于斯曼写出了《逆天》(1884)这样的一部小说。这其实也是一部用自然主义的研究精神来写的一部小说,事先经过长期的准备,只不过研究的不是人的风俗和环境,而是文学、绘画、音乐、宝石、香水、植物等等及其在人物精神上的意义。

小说主人公让·德泽森特公爵出身于世代簪缨的贵族家庭,但到了他的时代前辈的尚武精神已被奢靡生活消磨殆尽。他年方三十,资质聪敏,但在经过早年的放荡生活之后,却对生活中普通的娱乐失去了兴趣,并和当时由日益上升的资产阶级所主宰的社会格格不入。于是,他在巴黎附近的乡村买下一所宅子,按自己特出的喜好布置起来,就开始了他离群索居的生活。
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他这种独居生活的描写。比如他对新居墙壁色彩的挑选,就是一章;他在拉丁文学中所喜好的作家,又是一章;他为自己的温室所选择的热带植物,也是一章。书中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德泽森特对他以前的巴黎生活的回忆,如他跟一个女杂技演员和一个女腹语术士的奇特关系,还有他的一次同性恋偶遇,是书中最接近情节的东西了。
如果是一般人的生活细节,显然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于斯曼对德泽森特的隐居生活的描写之所以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就因为他描写的正是典型的颓废主义者的生活态度。
戈蒂埃在1868年的一篇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中写道:“《恶之花》的作者热爱被误称为‘颓废’的风格,它其实不过是日薄西山的古老文明所产生的极度成熟的艺术:一种精致、复杂的风格,富于探索和微妙的变化,不断拓展话语的疆域,引入技术性的词汇、从各种调色板上借来色彩、从各种音键上借来音符、尽力表述最难以表达的思想、描绘最模糊最难以把捉的形象、倾听并阐释神经症最微妙的倾诉、堕落的激情临终的忏悔、近于疯狂的强迫观念所产生的古怪幻觉。颓废的风格是走投无路的语言发出的最后叫喊。”
于斯曼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写德泽森特对文学的爱好。他所喜欢的,不是罗马国力和拉丁文学趋于极盛的黄金时代的作家,如凯撒、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等,而是在这之后的所谓“颓废(Decadence,亦可译衰微)阶段”的作家,尤其是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66),他的《萨蒂利孔》既没有情节也没有错综复杂的纠葛,只是用锤炼得和金匠的作品一样精致的语言,不加评判地描写了当时罗马社会的风俗与享乐生活,描写了帝国的崩毁与衰朽文明的堕落。
这德泽森特也并非善人,或者说,他的生活并非是受一般的道德准则指导的。面对社会中的腐朽与堕落,他不是痛心疾首,或是大声疾呼,劝人为善,而是推波助澜。例如他曾把自己在大街上偶遇的一个下层阶级的少年带去一个妓院,为的是让他养成奢侈的习惯,然后再把金钱的供给突然切断,以此来试验他是否会成为一个杀人犯。
德泽森特在任何方面都十分挑剔。但这种挑剔并非因为古怪,而是因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与高度发达的鉴赏力的结果。描写他为自己的温室挑选的热带植物的一章是极精彩也是极令人恶心的一章。德泽森特不喜欢低俗的花,如康乃馨;也不喜欢所谓“做作、老派、傻里傻气”的花,如玫瑰。他所钟爱的,是需要在人工控制温度的温室之中,在园丁的细心呵护之下才能存活的热带植物。对这些植物于斯曼有如下的描写:“就像人工的皮肤,上面还有仿造的血管网络。多数似乎为梅毒或麻风所损毁,露出一块块微赪的肉,因麻疹而发红,因溃烂而粗糙;其他的则露出像半愈合的伤口那样的鲜艳的粉红色,或是像在疤痕上面形成的疮痂那样的赭红色;有的则似乎受到腐蚀剂的烧灼,因灼伤而起水泡;有的则露出毛茸茸的表面,上面有因溃疡的侵蚀和下疳的掏空而形成的小孔。”人工或艺术模仿自然对德泽森特来说已经不够,他还要自然模仿人工或艺术,模仿人类及其社会的病症。
这是一部野心勃勃同时也是规模宏大的一本书。作者似乎在试图竭尽人工与艺术所能带给感官的一切享受,但它们给感官所能带来的快感也是有限的。这样,这本书描写的其实是一种绝望。
人其实无法逃离社会。艺术与文学无法给人提供全面的庇护——那么结果只有选择宗教或自杀。一位当时的评论家在读了《逆天》之后写道:“在写了这本书之后,可供作者选择的就只有手枪的枪口和匍匐在十字架的脚下了。”1892年,于斯曼果然皈依了天主教。
《逆天》一书的出版导致了于斯曼和自然主义的决裂。他回忆了自己与左拉之间发生的冲突:“一天下午,我们两个一起在乡间散步,他突然驻足,面色阴沉,责备我不该写这本书,并宣称我给了自然主义可怕的一击,把它引入了歧途;我还断了自己的退路,因为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即用一本书竭尽一个题材;最后,作为朋友——他是一个大好人——他力劝我回到老路上来,约束自己来写一部风俗研究。”当然,这是已另辟蹊径的于斯曼所不可能做的。

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唯美主义者的反应却和自然主义者截然不同。长期居住法国的美国画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在书出版的第二天就跑去向于斯曼表示祝贺,说他写了一部“极好的书”。瓦雷里(Paul Valery)将其称为他的“《圣经》和枕边书”。新婚的王尔德在巴黎度蜜月,正碰上《逆天》出版。他兴奋地阅读了这本书,并将其称为“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书之一”。据说王尔德对其中描写主人公德泽森特的一次同性恋经验的章节特别感兴趣。”
在王尔德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逆天》的痕迹。
在1889年发表的《说谎的衰落》(The Decat if Ktubg)一文中提到的纽孔里戴着凋萎的玫瑰的“疲倦的享乐主义者”,显然指的就是德泽森特一类的人物。在1891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中,提到亨利勋爵给道连带来一本“黄封面的书”:“这本没有故事的小说,实在是一部心理学研究。其中仅有的人物——巴黎一青年——以毕生的精力试图在19世纪再现过去各个时代的一切欲念和思潮,从而集世界精神所经历的种种情绪于一身……这是一本有毒的书。”它指的就是《逆天》。
小说中的道连一连几年不能摆脱这部书的影响。关于道连对香料、音乐、乐器、珠宝、织物的研究的那个章节,显然是对《逆天》的模仿,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书中也有对同性恋的描写,但因为英国的文艺气氛没有法国的宽松,所以王尔德只能把它隐藏在画家贝泽尔·霍尔渥德对道连的崇拜之中,使它成为介于友谊和爱情之间的模棱两可的东西。
于斯曼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德泽森特收藏的两幅以莎乐美为主题的法国画家莫罗(Gustave Moreau)的杰作。虽然他没有在书中写出这两幅画的名字,但根据描写我们可以知道一幅是《莎乐美在希律王前舞蹈》,一幅是《显形》,画的是施洗者约翰被砍下的头闪闪发光,在莎乐美面前升起。对前面一幅画中的莎乐美于斯曼有如下的描写:“当她开始那淫荡的舞蹈,并将要挑逗起年老的希律王沉睡的情欲的时候,她的脸上带着沉思、严肃、几乎是虔敬的表情。她的乳房在颤动,在她摇摆着的项链的轻触之下,玫瑰红色的乳头挺立竖起;在她肉体的湿润肌肤上,一簇一簇的钻石闪闪发光;她的手镯、腰带、戒指射出火星般的光芒;在她缀着珍珠、绣着银线、嵌着黄金的长袍上,穿着一件由金匠镂刻而成的紧身胸衣,它的每个网孔就是一颗宝石,上面似乎有盘绕着的火蛇在燃烧,就像长着色彩鲜艳、光彩夺目的翅膀的昆虫在爬过那粉红色的肌肤。”于斯曼的这段文字,就如同一道视觉的盛宴。
于斯曼可以说是对颓废主义这种艺术和生活态度,进行了最细致深入的研究。左拉说于斯曼试图“用一部书竭尽一个题材”。在对颓废这种生活和艺术态度的描写上,于斯曼确实在一本书里就登峰造极,后来的英、法唯美主义者或颓废主义者能就他书中的某一方面加以发挥,但总体来说没有能超过他的。但这并不是说他就提倡这种生活态度。
他描写了颓废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他们对平庸、愚蠢、拜金(但他们其实又需要金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社会极度厌倦,试图逃离,去生活在一个艺术的、全然人工的世界之中;但另一方面,人又毕竟植根于动物界,无法真的离开自然,就像人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扯离地面一样。于斯曼对德泽森特逃离庸俗社会的欲望无疑是同情的,但小说中的他也无法长期按照他为自己设计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他的那些热带植物,不久就在他的暖房里枯死了。他的一只壳上贴金,并镶上宝石的乌龟,在被珠宝匠送来后不久也死了。他自己受到厌倦如此的折磨,以致他的神经痛和消化不良症越来越严重。最后,医生对他说只有回到巴黎,过常人的生活,才能保住他的生命。
其实王尔德也未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提倡颓废主义的生活态度。他曾在致《圣詹姆士报》的编者的一封信中说,这本小说有一个明显的道德主题,即“所有放纵,和所有节制一样,都会带来它自身的惩罚……道连·格雷沉溺于感官享受和快感的生活,最后试图杀死良心,这时他便杀死了自己。”和《逆天》一样,《道连·格雷的画像》描写的,也是颓废主义者的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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