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文化政治
蜃樓 / 2010年3月19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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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書介part I
《憂鬱的文化政治》的跨界視野,讓憂鬱重新解放。
這裡沒有對憂鬱的定論,沒有對理論的定論,也沒有更燦爛的憂鬱,更沒有一定要走向光明未來的答案。哀悼殘存 / 持續,在拒絕結束的憂鬱裡,開啟失落的意義。
給精神病患者:愛密麗.馬汀的〈我現在宣布,你是個躁鬱症患者〉,讓精神病院的的喘息與腳步聲可以被聽見,讓田野筆記中的人告訴你他們服藥與看診的故事。
給失語的詩人:麥克思.潘斯基〈憂鬱的辯證.序〉告訴你怎麼珍惜荒蕪的話。
給運動分子:海澀.愛〈拒絕的政治〉會告訴你為什麼總有人不陽光,走不出去,不敢參加遊行。
給左派與懷疑左派的人:溫蒂.布朗的〈抗拒左派憂鬱〉,以憂鬱症作為一種政治修辭,詮釋了左派的情感結構。
給期待快樂的人:在嘆逝與追憶之外,凱莉.漢彌爾頓在〈快樂的回憶〉裡重讀了但丁的話,「最巨大的悲傷,莫過於在悲慘中回想起快樂的時光」。
給不想不分的女同志:海澀.愛〈壞毀的身分認同〉裡有最驕傲、最不堪、最不被容許、最不應該被忘記的身分記憶。
給總覺得自己理論讀得太少的人:伊芙.可索夫斯基.賽菊蔻的〈梅蘭尼.克萊茵與情感造成的差異〉,從她小時候一個無法買到的大娃娃談克萊茵,讓理論成為一種互相了解的溫柔語意。
給groupies:愛密麗.馬汀的〈躁鬱簡史〉會告訴你為什麼我們會隨著樂團吶喊。
給當代的好孩子們:這個世紀要當活潑、快樂的小朋友才能上電視,能夠開朗、大方才會推甄得上不會讓爸爸媽媽失望的學校,克里斯多夫.連恩的〈不能再靦腆了〉會告訴你害羞是怎麼不見的。
給失落的人:朱帝斯.巴特勒在〈失去之後,然後怎樣?〉從歷史的尖叫聲裡告訴你哀悼的意義。
書介part II
憂鬱(症)的討論,常溯及佛洛依德的〈憂鬱與哀悼〉,在早期的精神分析中,哀悼是對失落的摯愛,或對某種抽象體所經歷的一種「成功」的心理過程,而憂鬱症則是這種轉化的失敗;但晚近討論這些語詞,已走向非單純的個人性或精神分析脈絡,《憂鬱的文化政治》主張哀悼、憂鬱症、懷舊、哀感、創傷、沮喪,不再只是一種失敗性的病態,憂鬱(症)或憂鬱書寫,其實是政治的──「情感」不只是精神分析論述處理的內容,而是一種社會、政治、法律、美學關係的建構,同時也漸漸形成一種情感政治。
伍德堯和大衛.卡贊堅在〈哀悼殘存 / 持續〉(“Mourning Remains”)所言:「失落」是一種「理論性的虛構」,“remains”不只是一種殘留,只是剩下的、得丟掉的殘渣般的過去,哀悼歷經著歷史、文化的政治性過程,而憂鬱具有它自己的意義。
當代人類學家愛密麗.馬汀《雙極探險》其中的〈躁鬱簡史〉,將藝術品味、流行文化視為一分析對象,敘述躁狂在美國如何成為一種病癥,以及躁狂如何成為當代被擁戴的文化現象。〈躁鬱簡史〉提到了許多中文讀者所熟悉的藝術家,紀德、梵谷、馬勒、普拉絲……在1980年代以後,他們因為憂鬱與躁狂而被認證為更「真誠」、「真實」的藝術家──憂鬱症的建構與行銷並不只建立在藥廠與醫院的消費關係,在一個躁狂歷史脈絡中,憂鬱被戴上花冠,輕躁狂是最受享譽的成功人格,這讓人看不清憂鬱所帶來的難捱與苦痛。
而愛密麗.馬汀在她的另一篇文章〈我現在宣布,你是個躁鬱症患者〉中,做了令人敬佩與感動的田野,她記錄了精神病院中的八個故事,所謂的譫妄、躁狂、情緒週期、思考障礙……等等病徵,是怎麼真實地發生在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她批判性地讓讀者知道「病」是怎麼被宣稱、運作。而文中提到的藥物,全部都是台灣的藥單上看得見的,這份田野的中文化非常重要,它提供了病例書寫的中文視野,更拓寬了服用這些藥物的在地讀者能夠說出自己感受的可能性。
引爆在地的閱讀意義一直是《憂鬱的文化政治》的初衷。克里斯多夫.連恩的〈不能再靦腆了〉收於他的《害羞》一書,除了甫發行的英文版,在三、四年內間已譯有日文、韓文、法文等不同版本。希望連恩的作品第一次的中文化,能夠讓台灣很少被討論的「害羞」爭取一些發言空間。文中論述的是「害羞」、「靦腆」等詞彙所形容的人格特質,漸漸地在1980年代成為了一種需要被定名與治療的疾病。扭捏、內向、古怪、拘謹等等與害羞相關的氣質,漸漸成為了「社交恐懼症」、「逃避型人格障礙」等等病徵。「害羞」的修辭內涵與其所指徹底的轉化了,面對「社交焦慮」的疾病與威脅,只能夠「不再靦腆」。
盡力想讓「憂鬱」能展現出最大張力,《憂鬱的文化政治》選譯了溫蒂.布朗的〈抗拒左派憂鬱〉,布朗以「憂鬱症」作為一種政治修辭,她所批評的左派,總眷戀著過去,總凝視著過往的政治依附,不願意卸下悲傷,也不憧憬復元,於是自戀 / 戀物的憂鬱症結構,讓政治只能朝向一種永遠失落的哀痛;抱緊過去的耽溺慾望,超越了任何現今對於政治動員、結盟,或是轉變的投資的可能性。
當代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朱帝斯.巴特勒,她在〈失去之後,然後怎樣?〉一文,鄭重地面對憂鬱,以哀悼的特殊位置,回應了「時間」與「歷史」的複雜性,她認為正是在「失去」裡,銘刻了所受的磨難、暴力、汙名,而早期精神分析中「癱瘓業已麻木」的狀態,其實正賦予了歷史的新的創造性,哀悼可以賦予主體戰鬥力、能動性。哀悼的暴露與「由內翻外」,正是她「然後怎樣?」的問題,哀悼的「時間」、「歷史」,就是身體性地、肉體地與物質相遇的政治。
《憂鬱的文化政治》透過麥克思.潘斯基在〈憂鬱的辯證.序〉試圖延伸對憂鬱書寫的關注,在台灣已經擁有了中文化的傅柯關於「自反性語言」的思想資源,提供了許多關於沈默、空白的話語的政治,而克里斯德瓦的《黑太陽》可以說是做了一種失語的重要標誌,她試著將語言的解構與作者的情感狀態做出連結,《黑太陽》裡誠懇的告訴讀者,書寫憂鬱的意義,正是因為遭受憂鬱折磨的人所書寫的每一個文字都是來自憂鬱──而麥克思.潘斯基接著說,這是「以書寫填滿了『蒼白的倦怠』,那空白的一頁」。麥克思.潘斯基藉班雅明對歷史主義者的批判,對憂鬱書寫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正是憂鬱書寫可以抵抗這收編的歷史體系,而「那空白的一頁」就是憂鬱書寫。凱莉.漢彌爾頓在〈快樂的回憶〉一文裡圍繞著雷納多.阿里納斯的自傳《在夜幕降臨前》展開分析,她強調了「快樂」在政治中如何地得來不易,更告訴讀者書寫「快樂」背後的重要與艱難。「快樂的政治」絕非是企圖擦拭掉壓迫與悲傷的記憶,也不是要把所有的事都看成快樂,更不可能是對悲傷與憂鬱的「超克」或是「放手」。〈憂鬱的辯證.序〉與〈快樂的回憶〉分別回應了中文語境裡對「失語」的寫作語言狀態的認知,以及對文學史中「嘆逝」的追憶傳統,企圖讓文學中的憂鬱能夠更深的問題化。
瑞克里芙.霍爾的《寂寞之井》在英語世界有著曖昧性的崇高地位,它既是最被廣泛閱讀的同志文本,同時也是讓拉子困擾、憎恨的作品。書中主角史蒂芬太過時、太逕渭分明的陽剛認同,在訴求流動、進步、拋下悲情的當代論述中,實在太不政治正確,並且滿溢的絕望、自恨,讓理論家們想要從中找正面的可能性都無法辦到。在〈壞毀的身分認同〉裡,海澀.愛認為史蒂芬之所以受爭議,正因為她受苦、自厭、愛的挫敗與絕望,都恰恰為近代同志形象的相反典型,她批判性認為越是閃避、跳躍、轉化甚至是誤讀史蒂芬的困境,反而越顯示出造就同志困境的社會規範的有效性;但正是要回頭看待自身的厭惡、羞慚又難以切割的拉鋸,才有可能接納並且開始處理酷兒歷史的艱難性。〈拒絕的政治〉裡,海澀.愛延續了她的關懷,把命題放在美國酷兒運動裡常被拒絕、抹拭的壞情感。她認為情感裡不論好的與壞的,兩者都構成了運動的可能;她追認這些沮喪、不正確的情感,試圖為這幾乎是羞恥的秘密的長遠歷史作些辯護。雖然這些壞情感看似根本就是對行動無益,更甚者就任何傳統意義上的能動性而言,它們會使得那些如此感受的人喪失資格。但海澀.愛的訴求,正是期待一種政治能動性的視野,而它所處理的政治性,是可以將所經歷的壞情感,納入希望修復的傷害之中;因為,能夠認可這些苦難的存在,並藉此發展出的相關論述,才是能夠處理酷兒經驗的運動。
當代酷兒與女性主義運動中重要的推動者伊芙.可索夫斯基.賽菊蔻,在逝世前完成了〈梅蘭尼.克萊茵與情感造成的差異〉,她在罹患乳癌多年後,想到了從年幼時就經常幻想能夠抱著的、卻一直沒能買到的大娃娃,並且以這個大娃娃替克萊茵的理論做了一個巧妙、溫暖而厚實的譬喻。賽菊蔻從情感層面來理解理論,直接靠近讀者的真實人生,在「抑鬱型位態」的概念中,她看見「憂鬱」能動性與創造力的可能,在「妄想型—分裂型位態」中,她充滿同理心地試圖解釋1980、90年代初期面對愛滋恐懼時,酷兒理論所衍發出來的動能,及其後續發展的疲態及限制,她的文字並不是為了批判運動路線的正確與否,更像是期盼著讓參與運動的人可以減少一些生活中的困頓與煎熬。在這篇文章中讀到的是賽菊寇理解理論的溫暖、寬大的大格局,雖然她小時候沒有買到合意的大娃娃,但閱讀她的文字,正如抱著一個她給讀者的大娃娃。
希望《憂鬱的文化政治》也會是讀者手中的棉花糖與大娃娃,希望在這本書的盡頭,不論是不是藥效的副作用,不論酒精與政治正確的比例,不論我們的身體毀壞與不宜人居的程度,我們都可以靠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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