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
京华出版社 / 200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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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海关大约始于宋朝,称“市舶司”。明朝实行“海禁”,市舶司撤销。?至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四年)解除海禁,翌年设置闽海、粤海、浙海、江海等关,设海关监督,一般由皇帝钦命当地兵备道官员兼任。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实行闭关政策,仅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
一八四O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五口为通商口岸,但海关的行政管理权仍然控制在清政府手中。
一八五三年九月,刘丽川率领小刀会在上海起事,捣毁江海关,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打着履行庄严条约的旗号,以保障中国关税的征收为借口,发布了上海《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规定:外商应向英国领事缴纳关税。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紧随其后,也公布了一个与英领事大致相同的章程,以求利益均沾。
不久吴健彰被任命为苏松太兵备道兼管江海关,遂向英领事交涉在海关原址恢复办公,但遭到拒绝,并被告之:“若设官必须在租界之外”。同年十月,吴健彰通告停泊在浦东的两艘?船为临时水上海关,拟事征税,但英、美、法等国领事不予承认,声明他们有权准许其国船只可自由地进出上海港,而无需缴纳任何关税。
一八五四年二月,吴健彰不得不改在苏州河北岸虹口租界外设关,但因报关结关货船寥寥无几,吴健彰只得又于闵行及白鹤港增设两分卡,英、美、法领事又以根据条约应在通商口岸征收关税为由,再次反对,其目的就是要染指中国海关的关税征收大权。其后各列强又做清政府的工作,两江总督怡良遂令吴健彰“速将上海商税事宜,从长计议,妥为办理,勿致各夷有所借口。”吴健彰遵令与英、美、法领事会商,结果达成多项条款,其中最重要一款即由英、美、法各推一人帮办关务,组成税务管理委员会,同年七月十二日,由英国的威妥玛、美国的贾流意、法国的史亚宝正式组成江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是为中国海关任用洋员之始。从此江海关行政管理权旁落,中国海关便逐步形成两个互不统属的征税部门,即一个由海关监督或各地方官吏管辖下的常关(钞关、大关、工关、户关、老关),管理原来管辖的华商民船贸易的华税征收事宜,另一个则是外籍税务司管理对外贸易关税征收事宜的海关(洋关、新关)。
为进一步扩大各列强的在华利益,一八五六年英国与法国在俄、美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分别于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O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增开牛庄(今营口)、登州(今烟台)、台湾(台南)、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淡水(今台北)、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在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八日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中确定了值百抽五的不平等协议低税率,同时还规定聘请外国人帮办中国税务。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理外国通商事宜大臣何桂清指派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管新关总税务司,至此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正式确立,美、法两委员退出,关税管理委员会自然解散。接着何桂清派李泰国与费士莱、吉罗福和赫德等去广州创办粤海关,并于一八五九年十月正式成立。随后又去汕头设立潮海关,派他人开办镇江、浙海(宁波)、津海(天津)、闽海(福州)、江汉(汉口)、九江、厦门、淡水、东海(烟台)、山海(营口)、打狗(旗后)等关。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委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同年五月李泰国在上海受伤,请假回国修养,六月三十日总理衙门批准由李泰国指派费士莱、赫德共同代理总务司职务。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赫德正式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一八六四年五月赫德奉命将海关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至此,已辟新关十四口,此为创办时期。自一八七六年《烟台条约》之后,资本主义列强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开放了一个个口岸,至一九O九年十二月,次?开办了琼海(今琼州)、?海(今温州)、宜昌、北海、芜湖、九龙、拱北、龙州、蒙自、重庆、亚东、苏州、杭州、思茅、三水、梧州、胶州(今青岛)、金陵(今南京)、三都澳、岳州、腾越、江门、长沙、南宁、奉天(今沈阳)、安东(今丹东)、滨江(今哈尔滨)、大连、珲春等三十关,前后共设海关三十五总关及万县分关。其间,一八九四年八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台湾,一八九六年六、七月间,淡水、打狗、台南三关相继被迫关闭。一九三一年一月远津海关(后山海关)秦皇岛分关升为总关。
一九O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海关改隶该部,海关仍可插手外交事务。一九O六年五月十四日,清廷设立税务处,海关所有华洋人员归其节制,这意味着海关干涉中国外交事务的结束。一九O八年赫德因病回国休假,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日病逝英国。
一九一O年四月清政府任命安格联为副总税务司,一九一一年六月署总税务司,同年十月正式任命安格联为总税务司。时逢辛亥革命,安格联乘机夺取中国关税税款保管权,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因不执行开征二. 五附加税而被免职,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北京政府令派易纨士为代理总税务司,一九二八年十月被免职。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国民政府财政部设立关税处,十月改为关务署。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海关总税务司署迁至南京,归关务署管辖,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一九二九年一月八日,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被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东北海关爱珲、滨江(哈尔滨)、延吉、奉天(沈阳)、安东(丹东)、山海、大连相继沦丧,分别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被迫关闭。同时在山海关建临时海关,受秦皇岛关管辖,负责处理东三省海关税收。
一九三六年一月自设雷州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秦皇岛、津海、龙口(分关)、东海、威海卫(分关)、胶海、江海、镇江、金陵、苏州、芜湖、杭州、江汉、九江、厦门、粤海、江门、三水、南宁、琼海、北海、长沙、龙州(分关)、宜昌、浙海、闽海、?海、九龙、拱北、腾卫等二十七个总关三个分关相继沦陷关闭。但总税务司梅乐和听命于英国政府,为维护所谓的海关完整和保全对沦陷区海关的统治,竟牺牲中国利益,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和日本签订了非法的关于中国海关协议。
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伪满政权,掠夺东北海关并设立伪满海关。一九三七年底日本又扶植傀儡政权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温世珍为津海关监督兼秦皇岛海关监督,在北平设立总税务司署,派伪满洲国海关关员松原梅太郎为总税务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上海特区,强行接收海关税务司署上海办事处,囚禁梅乐和及其它华洋要员,胁迫汪伪政府任命原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日本人岸本广吉为总税务司,成立汪伪总税务署。先后设立秦皇岛、龙口、威海卫、津海(北平分关)、江海、东海、胶海、厦门、潮海、粤海、琼海等关。另有蚌埠、江汉、安庆、苏州、杭州五个转口税局及海关转口税征所,南京总所和海关转口税宁波征收所。、一九四三年蚌埠、安庆两局裁撤。
一九四一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在重庆设立总税务司署,在梅乐和未到重庆前,由腾越关总税务司周骊代行总税务司职务,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办公。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梅乐和到达重庆,奉命复职,同年五月退职。随即财政部派美籍税务司李度署理总税务司,因李度尚在美国,遂由丁贵堂暂行代理。八月十六日李度抵渝视事,是年十一月令丁贵堂为副总税务司,一九四四年四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李度为总税务司。
沦陷区海关被夺权后,关税损失严重。国民政府根据需要,对原有海关进行调整,一九四二年一月将蒙自关改为昆明关,二月改腾越关为昆明分关,四月改北海关为南宁分关,五月改思茅关为昆明分关,一九四五年一月龙舟关改为南宁支关,改梧州关为雷州关之关。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十月先后增设兰州、西安、洛阳、上饶、曲江、昆明、万县等七关,一九四四年二月又增设新疆关。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派副总税务司丁贵堂前往上海接收汪伪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及其它收复区海关并办理恢复沿江、沿海助航设备事宜,随后重庆总署各科室陆续迁回,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成立总税务司署上海办事处。重庆设驻渝办事处,处理善后,同年八月驻渝办事处撤销。
抗战胜利后,我国对外贸易以沿海边境个要塞为主,遂将各关进行恢复、合并、裁撤。台南关恢复,打狗关复办并入台南关,淡水关改称台北关,一九四六年六月琼海关改为雷州关支关,思茅关改为昆明关支关,腾越关改为腾卫关,一九四六年裁撤宜昌、沙市、长沙、兰州、西安、洛阳、上饶、曲江、岳州、九江、芜湖等关。一九四七年八月梧州改为粤海关支关,十月南宁关裁撤,一九四九年三月重庆关改为江汉关分关。鉴于财务部关务署将迁广州,海关总署决定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同年十月新中国成立,海关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外籍税务司制度下的中国旧海关,自成立之日起就深深的打上了殖民主义烙印,除正常的海关业务外还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他兼办港务、航政、气象、检疫、引水、灯塔、浮标、治港治河、经办外债、赔款以及邮政为主的洋务,管全国海关所在地五十里以内的常关;代订国际协议;代办国际展览;代为整理国内公债,发放外交使领馆经费及军警薪饷,一九二九年建立海陆缉私武装舰队,代我国巡防国境等,权利早已超出正常的海关所属范畴。
中国旧海关在近百年的活动中形成了大量档案,仅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就多达五万余卷,涉及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海关出版物也是琳琅满目,在众多出版物中内容之丰富,数据之完整,时间之长久者,当首推贸易年刊。自一八五九年起江海、粤海两关即将各自贸易资料统计 ?编成册,公布中外,随着设立关口增多,贸易统计报告所收内容也逐步增加,海关总税务司署于一八七三年在沪设立造册处,统一编制贸易统计年刊,一九三二年改称统计科,因中国外籍税务司制度下的海关曾帮助当时藩属国朝鲜管理海关,故中国海关贸易统计年刊自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三年,将朝鲜通商三关(仁川、釜山、元山)贸易册作为附录包括在内。经过近六年的精心整理和准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海关总署办公厅联合,将九十年来的《进出口贸易报告》、《贸易统计报告》、《中国各条约口岸贸易统计报告》、《根据条约向国外开放贸易各中国口岸贸易统计报告》、《各口岸贸易统计报告》、《各口岸贸易统计报告和调查报告》、《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贸易统计报告和调查报告》、《通商各关华洋贸易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全年清(总)册》、《通商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年报》、《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月报》、等?辑出版,定名为《中国旧海关史料》。
(二)
《中国旧海关史料》大致有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贸易统计,第二部分为贸易报告,内容所涉及的省份有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西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台湾、四川、重庆、新疆、甘肃、陕西等,城市多达六十余个。
贸易统计方面。《中国旧海关史料》以贸易年刊为主,主要内容涉及当时贸易、汇兑、关税、金融等方面,且按年、关口、国别分别列出了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的数据,准确地记载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汪伪政权及伪满洲政权各统治时期,各关各种进出口货物的数量、货值、税收额及减免税等,论述了各个时期关税协议的情况,记录了每年各国货船进出各关的数量和吨位,进出各关的华洋人数、移民等情况,还列出了各个时期的币值变化及厘金、船料的征收。另有税款征收后,偿还中国借款和因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还款赔款数额,关余情况等事宜。
例如出入口货物货值方面。纵观九十年中国的进出口纪录,中国只有入超而从无出超,表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从进出口货物的内容看,出口主要是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主要是工业产品及生活用品,如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三年共进口火柴一百七十七万O一百一十一各罗斯(每各罗斯为一百四十四盒),货值二十九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两;进口铁条,六十三万五千一百七十七担,货值一百四十三万五千八百O六两。特别是一八五九年后列强对清政府威逼利诱,迫使其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各国便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倾销鸦片,《中国旧海关史料》贸易统计资料提供了各列强向中国疯狂倾销鸦片的见证。仍以此三年为例,共销售了十四万九千六百零九担,货值八千一百七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八两。这还只是正常的进口,走私未列其中。由此可以看出,鸦片的进口货值远远高于其它工业及生活用品的进口货值。
再如洋行方面。洋行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倾销其剩余工业产品的主要执行机构。《中国旧海关史料》对在华洋行数及从业人员有详细统计,例如:一八九五年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设立了六百0三家洋行,从业人数一万0八百五十五人,一八九七年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设立了六百三十六家洋行,从业人数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七人。尽管外国洋行在中国数量时有增减,但从业人数却逐年增加,说明其规模在不断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不断加深。
旧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对外关系,主要是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侵略、掠夺的关系。《中国旧海关史料》以丰富的对外贸易资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英、美、法、德、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百年以来在中国的角逐及势力的消长。
贸易报告方面。从中国近代关制沿革可以看出,列强控制下的中国近代海关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征税机构,而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它的触角伸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列强窥探中国、研究中国的窗口。在《中国旧海关史料》中,这方面的情况主要反映在调查报告上,既以“论略”为中心,并辅以总结性的“十年报告”(该报告止于1932年海关总税务司署成立统计科后)。当时海关总税司规定,各关口每年需将发生在本地区的重大事件上报总税司,并对本关的贸易状况做一个总结性的概述,对影响贸易状况的因素一一分析陈述,故本书中有大量的调查资料,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教育、宗教、交通、地方行政、社会状况等,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大量正史和地方志中所没有的原始调查数据,特别是数据性的数据。
例如自然灾害方面。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而自然灾害在当时经济、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对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故此,当时的海关调查报告对其格外关注,记载十分详实,包括各种自然灾害的灾情程度、受灾范围、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的数据以及灾后所带来得一系列社会动荡等,对研究中国近代的灾变史、社会史等,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现仅罗列数条于后,以具管中窥豹之能。
一九0一年江西大水,九江关有如下记录:“六月初五日,江水高至尺度表四十五尺,乃历来最高,比三十二年前之洪水尚高三寸。”此次大水有有四十多个县被淹,灾区田亩几乎颗粒无收。
一九0一年湖北大水,沙市海关记录:“灾民六十万。”同年安徽水灾,无湖海关记录:“受灾地约有二十州县,灾民三百万人。”
一九一四年吉林省延边地区水灾,龙井村关记录为:“阴雨连绵七十五钟点之久,甚至数礼拜水旱各路均不得经过。”
一九一五年广东大水,三水口海关记录道:“七月初旬,西水聚至,十一日围中一带平原,水深二十英尺。”并引用当时三水县长王思章的统计:“仅三水县内重修基围需款八十七万二百八十一元。”
一九三四年湖北省先旱后涝,据当年沙市海关调查:“五谷损失约三千万公担,值九千万元。”
一九三五年发生在冀、豫、陕、晋、鲁、绥远、察哈尔、苏北、皖北及湖北、四川、浙江的大水,海关报告损失:“国币达四亿五千万元,为数之巨至甚惊人。”
自然灾害带来了物价飞涨和社会动荡,一九一五年广西南宁关报告洪水过后:“米价每担贵至十二元之多。”而未发洪水前米价每担七元左右。一九一0年,因上年湖南发生大水而引发了抢米风潮,且蔓延至湖北、安徽数省。
除水、旱灾害外,虫灾、地震、火灾也屡有发生。
一八九二年、一九二九年镇江关、宁波关分别记述了蝗灾情形。一九一八年汕头关报本处大地震“毙命两千余人。”一九一四年安东发生森林大火,据安东海关报告,日金损失约达一百五十万元。一九一八年温州海关报告:“十二月三十日大火,延烧至二百五十间之多。”
不但旧中国自然灾害频繁,瘟疫亦为流行,一八九二年蒙自关报告云南:“痒子症(鼠疫)盛行,毙者一千五百余人。” 一八九七年厦门关报告:“四月初见结核,至八月二十日方见净止。” 一九0三年龙州关报告:“霍乱三月初至五月杪,死饥疫约有千数百人。” 一九一一年东北爆发鼠疫,哈尔滨关报告:“东三省约有不下七万人死亡。”同年吉林关、奉天关对此疫情也有报告。一九一九年安东关报告:是年“患虎疫(霍乱)者共一千二百二十一人,致死者五百五十四人,日本居留地内患疫者共三百三十人,死者一百五十六人。”
又如人口统计方面。中国旧海关对当时各关所在省份的人口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外籍人口及外籍入境人数等,反映了当时部分省市的实际情况。一八九五年台南关报称本地有居民:“二十五万人,淡水十万人。” 一九0九年苏州关报称:“城内有四万九千四百九十四家,城外则有一千一百二十二人。”其中“男为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五人,女为五万零六百七十七人,户口为二万九千九百二十七户。”并指出男多女少的原因。一九一六年长沙关报称:“本城内外户口椐十月份调查,共计五十三万八千八百多口。” 一九一0年龙井关报称:“华人三百五十人,朝鲜人二千一百人,日本人三百二十人。” 一九一三年龙井关报称:“上年入境韩民一万二百五十名,本年二万二千一百五十名。”并列有韩民所占耕地亩数。同年龙井关报称该处有居民三千八百六十人。而一九二七年哈尔滨关报称:“仅此一年激增移民五十万人。”估计一九二八年全国各地将有“四百万人移入东三省”,尽管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整个北方地区的人口流动倾向。
旧时海关对各地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发展情况也有详实的记录。广西梧州关在一八九七年记述了该地“设西学馆,专教英文、算学”,并记载所请教员、所收学生的数字。湖北沙市关记述了一九0三年该地设立“蒙学堂,共收学生四百人”,并列举了所开设的课程。同年海南琼州关记述了该地所设学堂“添设英文一门,各学生欲专学英文,或专学法文,亦或英法兼而学之均听其便。” 一九0六年苏州关记述道:“该地共有官立二十五校,公立二十一校,私立亦有二十八校之多,女学堂尚有四校尚未记入。”还介绍了该地区的学制,及入京师大学堂师范堂的标准。南宁关记述适时该地:“设立学堂小者四处,中学者一处,师范学堂一处,法国教会设立法文学堂一处。”两年后该关再报该地“创立模范学堂收学生四百五十人,女书馆已开学。”同年重庆关对川省的小学、中学、专科学校数量、经费来源、课程设置、入学人数、外籍教师的聘请及存的问题均有详细说明。一九一零年吉林关记载:“该口有大小学堂二十五处,其中法政学堂等七所,共有学生三千人,师范学堂学英语,陆军、警务学堂则学日、俄两语。”同年云南腾越关记载:“学校所学者有历史、地理、国文、算数,惯用西国数目字,并兼化学、体操各门”,校舍则“大半以寺庙改作”。岳州、温州、安东、长沙、汉口等各关在这一时期内均对与办学校情况作了详尽报告。由这些记述足见清末民初,废除科举,提倡西学后,中国对教育的改革。
医疗卫生方面。一九一零年湖南岳州关报告了外籍医生阿特姆斯发现血吸虫病及一九一一年汉口关记载用砒霜治疗此病之经过。一九一一年在东北发生鼠疫后杭州及北各关均详细说明了各地防止此疫症流入本地的检防措施,手段多种多样,可谓花样百出,同年的贸易总论中还详细地介绍了四月在沈阳召开万国检疫大会的盛况。一九一四年梧州关报告美国浸信教会,在该地设立最新西式医院的情况。一九一五年长沙关报告了雅礼医院建造情况,一九一八年江门关报告了加拿大教会医院在该地行医及设立护校,培养现代护士的情况。一九一六年苏州关则报告了外籍医生柏乐文发现角虫病之经过等。各地海关对此类调查的记载较多,恕不一一列举。
上世纪一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两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前者终结了中国沿袭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后者则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汉口、南京、镇江、广州、天津、烟台等近五十余个海关均对本地市民如何响应、参与这两件大事,作了详尽说明,此处不再赘述。此外,一八九四年重庆口记述了甘肃回民起义和四川教案,一八九七年天津口记述了鉅野教案,一九三零年北方各口分别记述了义和团运动,一九零六年九江口记述了南昌教案,一九零九年九龙口记述了对西沙群岛考察的情况,一九一零年拱北口又记述了葡萄牙改制对中国的影响,同年广州记述了新军与巡警冲突及伤亡人数,上海口记述了震惊中外的金融诈骗案——橡皮风潮,一九一三年九龙口记述了陈炯明出逃经过,南京口记述了驱逐程德全和黄与率部与张勋军队在该地激战的经过,一九一四年贸易总论和芜湖口记述了中原白郎起义及失败,温州口记述了菜场案,九龙口记述了钟秀南案件审理,腾越口记述了张文光遇害的经过,一九一六年南宁口记述了广西独立,重庆口记述了四川独立,奉天口记述了军阀张作霖两次被炸,一九一七年沙市口记述了荆州独立,蒙自口记述了云南脱离中央后进军四川,一九一八年岳州口记述了南北军在该地的混战,上海口记述人力车夫抗议取缔人力车夫事件及虹口中日斗殴事件始末,一九一九年龙井村口记述了朝鲜独立、在华朝鲜族群众声援及与当地日本人冲突情况,一九三零年爱辉口记述了中俄因中东铁路发生冲突、俄国人入侵我国事件,一九四六年新疆口记述了伊犁叛乱经过。此类史料记录颇多,几乎各关各年都有。但有些记述和调查则是报告人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对一些事件进行了大肆歪曲和污蔑性报导,阅读时颇值得注意。
贸易报告对地方的事件和变化也十分注意,如一八九二年重庆口记载的开设利川保险公司,一九零五年南京口记载的设立警局,九江口记载饶州、乐平两处民众因占柴山、争水道而引发的大规模械斗,一九零九年杭州口记述了限制滥捕鸟类,一九一零年牛庄口记载了废除缠足和禁烟,重庆口记载开办烛川电灯公司,一九一二年南宁关记载该地禁烟,一九一三年哈尔滨口记载东北滥捕滥猎及兽皮价格,一九一四年福州口记载禁止赌博情况,一九一七年烟台口记述招工局招募国人赴法服役情况,江门口记述警察改制,哈尔滨口记述实行夏时制,一九一八年宜昌口记述缉私情况,九江口记述该地开办电灯公司、勘察庐山情况,一九二九年奉天口记述该市市政建设、发展公共交通等情况,一九三三年烟台口记述该地设立特区及市政建设、与建码头情况等等,不一而足。
旧中国海关在赫德等人的把持下,不但长期控制了中国的国门,而且处心积虑地夺取了中国邮政权。一八六六年底,北京、上海、镇江关分别设立了邮政办事处,三十年后,清政府批准了由海关兼办邮政,“新式”邮局于一八九六年正式开办,从此中国邮政权完全落入帝国主义手中。清政府于一九零六年设立邮政部,但赫德等人为了维护英帝国主意的在华特权,延至一九一一年才正式办理移交,由法国人充当邮政总办,而邮政行政管理和人事制度仍沿用海关旧习,邮局依然是帝国主义侵华工具之一,直至一九二七年,邮政权才从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回。自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一一年,邮政一直属于海关管理,旧海关档案中保存了一部分有关邮政的资料。在《中国旧海关史料》中,收录了历年的清邮政事务通报,包括中国近代邮政制度的缘起;邮界的划分、邮局的建制、数量、邮件统计的数字;汇兑银钞的数额及各邮区所发生的各类事件。在附录中,列有英、德、法、日、美、俄各国在中国口岸开设的邮政分局表;邮政邮政新域图、线路图;邮界及副邮界清单、邮局各目处所单、信箱柜筒径寄数目等;因陆路邮传依赖于铁路,故附录中还列有各铁路路段已成公里数及在建、修公里数,史料十分珍贵。
综观《中国旧海关史料》,时间跨度九十年,包括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时期(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五个政权(满清政权、北洋政权、民国政权、伪满政权、汪伪政权),一百七十巨帙,以大量详实的史料、丰富的资料,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各方面的事件与活动,其记述全面、细微,在诸多方面弥补了当时报刊、著述和地方志的不足,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个地方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是一部难得的珍贵史料。
(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集中统一保管旧政权档案数据,一九八零年由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通知,将旧政权中央级的档案资料统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为此,该馆成立专门机构,分别从陕西华县海关总署档案数据后库、天津海关、上海海关三个地方将旧海关档案数据集中到第二历史档案馆保藏,并进行整理,在整理中发现尚有缺漏。在此次编辑《中国旧海关史料》过程中,编委会的诸同仁又寻访了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市的部分图书馆、档案馆,进行了补配,但仍有部分年代(尤其是伪满时期)的海关史料尚未收齐,实属遗憾。在编辑此部史料中,限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望广大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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