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取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9.1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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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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