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小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9-7出版
简介

在这部《中国思想小史》中,他极力地把现代思想与古代思想连接起来,从古代一直叙述到当下。例如在第二十章中,他对刚刚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有他相当独特的评价。当然,他首先还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在他的总结中,新文化运动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从思想史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培植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他认为不是陈独秀,也不是胡适,而是章士钊及《甲寅杂志》。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似乎与我们现在的常识相去太远,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理解?他很坦率地说,这是因为章对新文化“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于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但是,尽管当时看起来梁启超从社会改造人手的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也跟着梁启超的思路走,然而,章士钊却主张从政治人手,看上去似乎很失败,但是,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应当注意的恰恰是章士钊和《甲寅》给新文化运动预备下的几个基础:一是理想的鼓吹;二是逻辑的文章;三是注意文学小说的意义;四是正确的翻译;五是通信式的讨论。而后来《新青年》的作者,恰恰多是《甲寅》的作者。当然,他们打倒孔家店和主张白话的激烈思路,引起了巨大反响,使得人们很容易把新文化运动归功于他们,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要溯源的话,则应当看到章士钊和《甲寅》的位置。这一判断当然与他的立场有关,他觉得,新文化运动虽然很可爱,但是它的问题是,“内容上是非常幼稚浅薄的,他们的论断态度大半毗于武断”。今天看来,常氏建立这一思想史的书写脉络,一是要从历史上溯源,思想史要追寻真正的来龙去脉,发现“起于青萍之末”的端倪,一是希望表达他对当下的文化运动的态度,他觉得,需要的不是破坏式的激进,而是建设性的温和。在思想的历史研究中,他带入了对当下的思索。
《中国思想小史》,既显露了他的思想才华,也暴露了他学术缺陷。这部书,不能算名著,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就是这一页中也许包含了很特别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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