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诉讼档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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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70知县以下就再无官方政府存在。在理论上，国家利用保甲制度任命了一些准官员，这些准官员中级别最低的是牌头（负责监管10户人家）。黄宗智指出，事实上在中国北方，政府试图控制的最低层级的准官员是乡保，这是一名负责20个村庄的税收代理人。然而，政府对乡保的影响力有限，因为这名代理人是由地方首领举荐，是地方和政府间的缓冲器。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辅助的情况下，衙门高效快速地完成其职责的能力仅在理论上存在。国家深入地方社会的能力受到了来自地理位置方面的限制。 P273区公署，地方自治单位，官员由区内的地方民众任命。 P274在整个民国时期不断得到加强的重要趋势：在县级以下的行政管理层面，一个正式的协调层正在国家的推动之下被加诸其身。 P275有证据表明，民国暑期在地方政府中建立了一个更多层级的官僚体制，但是在政权建设方面所做的这一努力，并不必然能消除清代普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权力滥用和非正式权力网络。 (查看原文)

  もも陶 2015-10-21 13:35:38

• P204国家和乡村之间持久的紧张和冲突，并没有排斥它们在地方管理方面的互相依赖。 P226在获鹿村庄，垫款乡地制下的自治合作，与官方提倡的自封投柜制和官方谴责的包收行为同时并存，这可以被看作是华北农村地区不同治理方式的一个缩影。……虽然这些非正式实践的出现从表面上看是国家无力在乡村实施其构想的结果，但在地方官员看来，深入乡村不仅在财政上没有必要（甚至产生相反作用），而且在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上也与理学的简约政府和自治社会的宗旨相悖。 从村社的角度看，任何违背其惯例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各纳各粮”虽然是国家明确规定的纳税办法，但仍会被视为对地方村规的违背。对务实的地方官员来说，在村规有利于征税的情况下，它们就是与国家法律完全协调一致，而不管当地村规实际上如何有悖于法定措施。这即是为什么地方官员在处理因村民坚持自封投柜而引起的纠纷时，会认可村规而不是国家法令。因此，用村规代替国家法令，是地方治理中的非正式手段的象征。 P227在中国乡村的大部分地方，日常行政活动具有一种“实体治理”的特色。“实体治理”的概念，凸显了乡村治理中国家和乡村之间界限的模糊，并把这种过程与形式主义的（formalistic）的行政体系区分开来；后者建立在系统化的法规和正式的等级制官僚层之上，并主导了中华帝国的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官僚机构。 为什么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权一起满足于它在地方社会的有限渗透，为什么它没有试图阻止地方主义的可能成长。而在历史上，这种地方主义被认为是帝国政权的心腹大患。 国家最低限度地参与基层行政管理：儒家“仁政”的说教、对地方官员舞弊行为的顾虑、帝制中国的财政需求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环境。 中国的君主从未感受到各种社会集团对其权力的威胁和限制。 中国长久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其文化、外资和军事远胜于周边藩属…在大部分时间内，中华帝国享有和平和繁荣，并对周边以天朝上... (查看原文)

  もも陶 2015-10-21 13: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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