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曹汝霖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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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陈夏红
2009年4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百科史学”丛书,隆重推出了曹汝霖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该书此前只在港台地区有出版,而且亦是很多年前的事情。适逢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出版此书,编者未必有心,但我们作为读者,不能不想想这位五四运动中被斥为“卖国贼”的风云人物了。
老记者徐铸成在其《旧闻杂忆》中曾提及,在其老家江苏宜兴小城市,五四时期曾贴满花花绿绿的大标语,诸如“誓死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打倒曹章王陆四大卖国贼”等等。徐铸成还说,“群众确实是实事求是”,因为这里面“王”所指的王正廷“亲日有名,卖国尚无实据”,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则毕生被戴上“卖国贼”的大帽子。
笔者之所以关注曹汝霖,并不全然是因为曹的政治结论,更多是因为曹汝霖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法律人。不才并不认为法律人就一定是高大全的形象,但亦不敢坐看法政前人蒙受过分的不白之冤,只好检索资料堆砌成文,权且为曹汝霖说几句公道话。
曹汝霖字润田,1876年生于上海,1966年逝世于美国。祖父、父辈两代均在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任职。曹汝霖18岁时,以第五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后入汉阳铁路学堂就读。1901年,曹汝霖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1902年清政府派载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学生代表身份与之结识。1904年曹汝霖学成毕业后,先和范源廉在东京开设“法政速成班”。不久后应载振之邀,回国后供职于载振担任尚书的商部,并兼任商律馆编纂。1905年清廷考试留学归来学生,曹汝霖考试合格并被授予进士,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大概在1907年前后,曹汝霖经徐世昌的保荐,获得两宫召见,授以四品参议候补。此后一直到1919年,曹汝霖都官运亨通,极一时之盛。
曹汝霖参与处理对日交涉事宜,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事,而曹汝霖和唐绍仪等当时都是袁世凯的助手。这次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按照张学继先生在《袁世凯幕府》中的可笑的说法,“曹汝霖一出山做事,就参与了卖国的勾当”。
与此东三省事宜有关,大致到了1909年左右,曹汝霖奉外务部特派,前往东三省实地考察,脚步踏遍除了被日本占据的南满“关东州”之外的东三省各要津。曹汝霖考察后发现,日本逾越条约事很多,比如日本人在鸭绿江的伐木权,按条约规定以三十里为限度,而实际上日本人已进展至五十里处;并在鸭绿江上建筑铁桥,为修筑安奉铁路打下基础,对于清政府的抗议丝毫不理。曹汝霖在东北期间,会晤了时任滨江道尹的施肇基,得知俄国在东北的扩张实况,市面上充斥俄货。基于对日本、俄国祸华后果的得失权衡,曹汝霖回京后呈递说帖,建议清政府以小妥协换取大整顿,适当满足日本要求,如将鸭绿江的伐木权扩张到五十公里处,早日了结此多年悬案,“日本也许感我好意,将来不至处处与我为难”,而我们则趁此安稳环境赶紧整理东三省内政。曹汝霖提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练新军、分县区以便治理、屯田寓兵于农、开设学堂、兴工业、练警察、开公路等等。这些建议未获清政府采纳。我们素有弱国无外交之说,而外交本身又是妥协之艺术,曹汝霖此建议,客观说来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清政府置若罔闻着实可惜。
此次考察回京途中曹汝霖获得清政府提拔。日本方面见此外交界新秀冉冉升起,对曹汝霖极尽拉拢之能事,曹汝霖亲日之说逐渐不胫而走。
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委任曹汝霖为“顾问”,屡次约曹至总统府谈话,并于不久后委任曹汝霖为外交部次长。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袁世凯政府不能同意,又不敢不同意,着实不安。曹汝霖参与有关“二十一条”之谈判,功劳苦劳一肩挑,在其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交涉事宜:“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对于袁世凯称帝行为,曹汝霖持反对态度。袁世凯为保密计,不通过外务部而召见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作为袁世凯的好朋友,朱尔典在没有英国政府指令的情况下,率尔对称帝行为表示支持,坚定了袁世凯称帝决心。有次曹汝霖前往总统府,正好袁世凯召见朱尔典,当时总统府副礼官蔡廷干将朱尔典劝进之言和盘告曹。嗣后称帝失败,朱尔典竟宣称袁世凯不听他的规劝,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以“英使劝进误尽了项城”一节详细记录其事。
1919年巴黎和会失败,曹汝霖等亲日派外交人士成为重矢之的,被五四游行中群情激愤的学生痛殴。此后曹汝霖等递交辞呈。起初徐世昌大总统对于辞呈不予批准,对曹汝霖积极慰勉。学生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迫于压力,徐世昌不得不于6月11日将曹汝霖等免职,并令其搬家以保障安全。曹汝霖被免职后,段祺瑞前来慰问,说:“这次的事,他们本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在其回忆录中曹汝霖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不再与闻政治。但曹汝霖的名声已一片狼藉,徐铸成先生言其在天津时,曹汝霖之子在南开上学,“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1937年国难日重之际,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曹汝霖亦被邀并前往共商救国大计。徐铸成就此认定,“听说,在华北沦陷后,蒋介石曾利用过曹汝霖,叫他‘曲线救国’,打入‘临时政府’当一名‘最高顾问’,一面要他递送情报。”不管此事真假,的确抗战胜利后曹汝霖先被短暂囚禁,后蒋介石手令戴笠,“润田先生有功党国,望即释放,优待”,曹汝霖即被无罪释放,1949年后先去香港、日本,后终老美国。
对于曹汝霖给予同情之理解的评价,来自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忆录日译本序言中指出,“但他的亲日,绝非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一种坚强的信念,认为中日两国,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东亚和平。”遗憾的是,这些持平之论毕竟无法为在中国臭名远扬的曹汝霖恢复名誉,一代法科出身的外交家就此留名青史,不亦悲乎?
2007年5月29日凌晨于昌平军都山下;2009年5月25日改定于昌平军都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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