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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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言之，运动式治理模式的利与弊皆在“运动”二字，运动可以帮助党和国家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贯彻国家意志、实现乡村治理，运动又使得这种动员和治理无法日常化、常规化，而只能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加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这就是运动式治理模式的根本困境之所在。 革命应该是社会变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革命胜利应该成为现代化建设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在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扭转革命胜利后革命走向灭亡的普遍趋势，防止会导致丧失革命动力的“官僚主义的制度化'，并保护革命目标和革命理想的内在生命力，从而使其成为现实社会活动的力量源泉。”革命年代的斗争激情和行为方式仍然长期延续，民众动员和群众运动仍然支配着乡村政治生活，动员型参与未能及时转化为以公民权责为基础的自主性参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长期停滞不前。 (查看原文)

  DRYJIAYOU 7赞 2020-04-14 00:04:18

• 事实上，以生产关系（“剥削“是其核心）为基本标准对乡村社会成员进行分类，这种做法本身那就对传统乡村格局造成了巨大冲击。传统时代，无论是富户还是贫农，都将土地作为基本追逐目标。在诸子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下，土地分散是难以避免的趋势，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成倍地扩充家产、增加土地，而这单靠农业耕作和经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大多数的地主富户都要通过商业、高利贷等手段获取较高的额外收入。这些行为在共产党的阶级呼吁中是受到谴责的“剥削”，而在以土地增长作为普遍追求目标的乡村社会，却恰恰被视为对祖先和家族、家庭的最大道德义务。 中共进入乡村社会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用阶级身份、阶级利益、阶级矛盾、阶级冲突来取代各种旧的身份。利益、矛盾、冲突，乡村社会原有的亲友、邻里、派别、地域、经历和社会身份等形成的关系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甚或等同于阶级关系，从而使乡村社会结构在根本上被重塑。 (查看原文)

  豆友2959860 6赞 2019-11-19 10: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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