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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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起凤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624页 / 32开精两册 / 1982

辞通的内容简介

一部解释古书中异体同义词语的辞典。近代朱起凤撰。朱起凤(1875~1948)字丹九,浙江海宁人。此书草创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写成于民国十九年(1930),历时三十余载,易稿十余次,足见用力之勤。书中所录都是古籍中两字连用在一起的异形同义的词语。作者指出某为音近假借,某为义同通用,某为字形讹误,分辨极细。所有词语都取第一个词语的下一个字按《佩文韵府》的106韵的韵次排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凡见于经史子集中的词语都以最习见的写法为纲,其下所列的种种异文别体,则按经史子集的次序排列。体例谨严,秩然有序。其中一词一语之下可以有多至十余种的写法,既可以借此研究声音转变通假的道理,也可以借此研究文字在使用中的演变,比以前纂集经典异文以及吴玉搢《别雅》、钱坫《十经文字通正》之类的书所收的词例都广泛得多。
此书原名《新读书通》,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改名《辞通》,编为24卷。其最大的特点是每一组词语之后几乎都加有按语,以声韵为枢纽,指出文字异同之间的关系。何者为假借字,何者为声近义通字,何者为同声通用,何者为形误,何者为别体,有时还刊正旧注的误解。自序说:“此书音训,有沿用旧注者,有采清儒之说者,要皆参以己意,折衷一是。”现在看来,其中创见颇多。惟对古声韵部类未能详究,但云一声之转,尚有不备,甚且时有错误。书末有补遗 7条,并采录字同而义异的词语99条附录于后,以广异闻。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有重印本。
关于《辞通》的诞生,得先从编纂者朱起凤说起。那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朱起凤在他外祖父翰林院检讨吴浚宣的提携下,任海宁安澜书院教师(实职为阅卷,吴任该书院院长)。在一次阅改学生的课卷时,他把学生卷中“首施两端”错认为笔误,改批为:“当作首鼠”。卷子发下后,众生大哗,讥笑说:“《后汉书》都没有读过,怎能批阅文章!”原来“首鼠”“首施”“首尾”三词是可以通假的。前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后者见于《史记》、《左传》。朱起凤遭受到这样的奚落,深感学业上的不足,从此发愤,潜心于训诂学的研究。 从1896年开始,朱起凤便广泛阅读古籍,收集其中的通假词和词组,记入读书笔记中。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直到1919年才完成全书12册300万字的编写工作。最初的书稿名叫《蠡测编》,即在古籍的书海中钩沉古双音词。后积词越来越多,便更名为《读书通》,到正式出版时遂定名《辞通》。朱起凤将它命名为《新读书通》。
要弄通古双音词,这要在大量的经、史、子、集等典籍中搜集有通假现象的词,并一一地进行考订、辨析,工程是非常艰巨的。朱起凤以个人的力量花了三十个寒暑,在没有一个助手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这部《辞通》。这在我国辞书编纂史上是极罕见的。朱起凤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在浩如瀚海的古书中,从搜集资料到研究、抄录,往往是“一字之征,博及万卷”。他对一些沿讹已久的词,不厌其烦地考订、校正,对一些解释含糊的词,经过他的类比辨析,获得明确含义。有些词一时委决不下的,就把它写在小纸条上贴起来,以供时时考核、审订,把书斋内的墙上、窗户上都贴满了,甚至在火车上也没有停止过编写。他就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到一九二四年,书稿全部完成。为谋求出版,起先去找犹太巨商哈同的总管姬觉弥和南浔富商、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二人。商谈的结果竟然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可以付给朱起凤一笔巨款,条件都是必须用他们的名字出版。朱起凤毅然拒绝了他们这种欺世盗名的无理要求,把书稿带回。在这被搁浅的六七年间,他对全书各个条目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订和增删,内容更加丰富扎实了。
后来他的儿子吴文祺(从母姓)入商务印书馆,为父亲这部书的出版多方奔走并著文宣传。其中历经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王云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以及历史通俗演义作者许啸天等人撮合洽谈,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出版。最后书稿为夏丏尊、章锡琛、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等所赏识并竭力推荐。开明书店独具慧眼,用千字二元的稿酬,以全书六千元买下书稿,至此《辞通》遂告正式出版。
《辞通》分为上下两卷,章太炎、胡适都为它作了序,对它的学术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一九三四年上卷五千本在出版后一个月内就全部售完,这在当时是一件盛况空前的事,震动了出版界。著名学者胡适、钱玄同、刘大白、林语堂等都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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