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闯华尔街

上篇
第一章 闯入华尔街
走近华尔街
1.在华尔街闯荡的三类中国人
2.华尔街头衔的背后
3.过五关斩六将，“撞”进Banker’S Trust（“银行家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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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闯入华尔街
走近华尔街
1.在华尔街闯荡的三类中国人
2.华尔街头衔的背后
3.过五关斩六将，“撞”进Banker’S Trust（“银行家信托”）
华尔街的最初印象
1.华尔街的“地中海”
2.买长还是卖短
3.不怕牛市，不怕熊市，就怕猪市
4.犹太人的财商——华尔街的大脑
5.土地和房价
第二章 在华尔街的头三年
游泳中学游泳
1.衍生证券之Options（期权）
2.“‘麻筋’Call”（补仓通知）不是期权的“Call”
3.衍生证券之Futures（期货）
4.“名模”蒙特卡罗
5.真有固若金汤的模型吗？
投资不一定赚，但不投资肯定亏
1.神奇的Compound Interest
2.华尔街“傻瓜投资法”
ILiving and Learning（活到老，学到老）
身份，身份，还是身份！
第三章 加拿大的华尔街
海湾街（Bay Street）
1.INEA的第三个先锋
2.“你公司要上市了吗？”——股权的魅力
租房vs.买房
公共交通vs.私人汽车
两地分居
沉思
教育背景与个人前程
税收和利率——“劫富济贫”的利器
股市泡沫与发财梦的破灭
第四章 重返纽约华尔街
再发掘金梦
1.让交易员下课的ECN
2.9·11——与死神擦肩而过
残酷无情的华尔街
1.“我是中国人！”
2.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游戏的规则
1.肮脏的内线交易
2.证券的分析
3.华尔街的“精髓”
4.浅谈美国证券交易法
第五章 华尔街的“AVP”和“VP”
我在瑞信的岁月
1.NYSE（纽约证交所）里的八个月
2.参与Google（谷歌）和中国人寿的上市
郎“财”女貌？
我在美银的日子
1.最复杂的证券交易SWAP
2.富人的游戏
第六章 华尔街随想
海龟vs.海鳖
投“智”而非投资环境
单打独斗的中国人vs.团队合作的印度人
华尔街的“中国梦”
我的外公外婆
下篇
雪城小呤的感悟
1.什么是幸福？
2.E-Club
3.罗斯福岛
4.过大年
5.护照的联想
朋友的话
《独闯华尔街》读后感 张瑜
附录
华尔街十大投资银行
美国主要证券交易机构
美国各类投资工具
其他华尔街常用术语
结束语
序言
一个靠头脑生存的时代
沈敏特
之前，陈思进出版他的处女作《闯荡北美》，是请我写的序言，他和小玲合作的《闯荡北美》的修订版换了一家出版社出版时，由于内容和形式显著提升，我也为此写了评论。应该说，这一序一评的对象与我的思想和知识的领域很近。写起来虽不敢说“驾轻就熟”，但确实比较顺当。如今，他和小玲的新著《独闯华尔街》即将出版，又请我作序。我在电脑上阅读传来的稿本，读着读着，两种感觉同时产生，一是因新鲜而兴趣盎然，一是因陌生而颇费心机。
这书大大超出了我的知识领域。金融：我接触金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存户，我每个月的工资由我所在的工作单位转到我的账户上，再加上我不炒股票，不买债券，我的金融知识仅限于存钱取钱，如此而已。甚至利率多少，我也从不过问。因为，我只是个小存户，没有千万上亿的资金存在银行里，利率的涨落和我或得或失的关系微乎其微。这本书却把金融。特别是离我千万里的华尔街的金融摆在了我的面前，那些把多少亿美金放在手心里玩着的世界级的富豪们，对我来说太遥远了，要我对此说三道四。能不费心机吗！
然而，读着想着，我的感觉和念头发生了游移。我想书的本质功能就是我们提升认知的阶梯，就是我们走向新知的通道。就是扩大我们视野、打开我们胸怀的窗口。我首先不必端着评论家指手画脚、说长论短的架势，来个居高临下的判说，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心态去阅读、去感受、去思索，然后轻轻松松、自自然然，像和朋友促膝谈心一样，交流交流“读后感”，就不会有“从何谈起”的为难。而唯其陌生，才更有从陌生到有所感有所知，到逐渐深感深知而大有所获。读书，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华尔街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但在21世纪的今天，却离我们愈来愈近。且不说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标志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怎样认识和对待恐怖主义，是每个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地球村村民必须面对的人类共同的问题。就说这华尔街的金融，我们应该知道，它是世界金钱的集散地，全世界80％的金钱在这里流动、分解、组合，再扩散到世界各地，形成了世界和华尔街、华尔街和世界双向互动的经济格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中国，需要进一步和国际接轨，这不仅是世界范围产品的生产销售问题，更重要的是世界范围的资本的运作整合问题。华尔街是干什么的？华尔街的游戏规则是怎么样的？华尔街正在如何地起伏变化？这是当代任何一个身居中国市场经济的人不应，也不能绕过的问题。
于是，一个人和他的夫人小玲合写的一本书，应运而生。这个人，陈思进。这本书，《独闯华尔街》。
应运而生的“运”，当然不只是个人之运，更重要的是世道之运。需要两者相加，才能产出一个可喜的结果。
20世纪末，在北关跌跌撞撞的陈思进，先是学机械工程。是信息，也是敏感，他转向了电脑软件。而电脑软件需要进入一个行业领域，才能实现它的功能价值。而又是信息和敏感，陈思进选择了他自己当时也不熟悉的金融，于是学学闯闯、闯闯学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练就一身在华尔街安身立命的功夫，融入了华尔街。
这是风险很大的选择，结果却证明是正确的选择。因为，这恰是一个机遇，使他有幸成为华尔街的一员。此时，也就是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华尔街的金融业正面，临着信息科学最新潮流的冲击，整个金融业只有信息科学化。才能进入新世纪的新天地。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陈思进搭上了这班进入华尔街的列车。在美国，“最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在金融界，而不是官场和公务员队伍中”。他踏入了世界精英人才荟萃的殿堂，领略了最前卫的精英文化。
于是，一本品质特异的书《独闯华尔街》摆在了读者面前。我们说“品质特异”是因为它交织了多重元素：
它具有当代意义的知识性。我这里说的知识性，是指代表当代金融业精髓的华尔街的知识，并且是经过信息科学最新潮流洗礼的华尔街的知识。无论你在世界何地何处，一个当代经济人能漠然于这样的知识吗！
它具有艺术的观赏性。因为它不是标本性的金融教科书，所有这些知识，都附着在陈思进独闯华尔街起起伏伏的命运中。有戏剧性的情节，跌宕的故事，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命运不同、肤色各异、文化心理差别突出的各色人等，更有个人在融入华尔街艰难过程中的、让你感同身受的喜怒哀乐。
它具有前卫意义的思想性。全书渗透着对新世纪的审视和思考，追索着对于时代特征的把握，在华尔街求知和运作的过程中，在精英人物的睿智中，在大成与大败的案例中，在友好人物诚挚的告诫中，作者深深理解了这是一个最需要头脑，必须把精力与财富投入头脑建设的时代。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如此。有这么一个象征性的细节，值得玩味儿：作者对华尔街的最初印象之一是，这里的一大景观叫做“地中海”。那是指这里的人有太多的是谢顸的，头的顶部光光的，再细察，这里“头发的多少则和级别高低、工作压力的大小成反比”，级别愈高、压力愈大，头发就愈少。这种头顶光秃、四周留发的头型被称为“地中海”。这景观象征着华尔街宏大业绩靠的是头脑。在华尔街80％的投资产品是犹太人发明的，犹太人被称为“华尔街的大脑”。一个犹太人告诉他，“最有价值的财产是无形的”，这就是人脑。今天的华尔街的发展，离不开电脑，而不断更新换代的电脑，只能是人脑的外化。
是的，他的思考与求索不能止于个人，个人的定位与时代、与生养他的民族息息相关。全书贯串着一条红线，就是“中国情结”。独闯华尔街的命运，最终落脚在：我们这一代闯荡在华尔街的中国留学生，学有所成、事有所成后，能为祖国做些什么？能为祖国的现代化贡献什么？此时此刻的回答是：
把经过中西文化交流，重新取舍、梳理、整合的大脑，献给祖国。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华尔街的“中国梦”！
(2007年8月的暑热中)
后记
在1994年之前，华尔街里几乎很少看到美国少数族裔的身影，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留学生背景的就更少了。我当时是第一个进入银行家信托风险管理部的中国留学生。直到1997年，电脑网络的兴起之后，带动了华尔街电脑技术更新换代的需要，中国留学生在华尔街才渐渐多了起来，这也只是近十年来的事情。
2006年10月，《北京青年报》“理财时代周刊”主编牛金荣女士邀请我开设一个“走进华尔街”的专栏，介绍一下华尔街的方方面面，通过我在华尔街十多年的经历来揭开华尔街神秘的面纱，每周二刊登一篇。因版面有限，每篇的字数限定在千字以内。专栏连续刊登了几周后，牛女士来信说读者的反响很大，就是觉得篇幅太短，读得还不过瘾，让我将每篇字数增加到1400。
可两个月后的一天，牛女士很遗憾地告诉我，“理财时代周刊”将改版进入日报，篇幅缩小不说，几个专栏只能停下来。不过，她已将我的专栏介绍给了国内最大的财经网站“金融界”。没过几天，“金融界”的王炜副总给我来了个电邮，邀请我在他们的读书频道上开设专栏，并同时会在其网站的首页上作介绍，我欣然接受。
于是我的专栏以“独闯华尔街”的名字、以章回的形式上了“金融界”连载，每周更新两回。专栏开始至今，除了每星期、每个月都上了该网站的“书籍人气榜”前十名，许多读者还来信建议我将专栏写成书，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正好，我和小玲的《闯荡北美》(传记篇)于2007年初由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李济平副社长看了专栏后来信说，《独闯华尔街》可作为《闯荡北美》的姊妹篇出版。由于我工作繁忙，专栏的文笔内容离成书又有很大的距离，便由我太太小玲(雪城小玲)来修改、补充和加工，变成了读者眼前的《独闯华尔街》。
在这儿特别感谢牛金荣女士的赏识，感谢王炜先生提供了我介绍华尔街的平台，感谢广大“金融界”读者、网友的支持，也感谢李济平副社长再一次的赏识，使这本《独闯华尔街》得以与更多的读者见面。
在写作的同时，我不断将写完的章节发给周围的亲友，让他们先睹为快，也请他们提出修改建议。绝大多数的反馈说他们看得津津有味，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提及的好些交易内容还不够充实，特别是我在瑞信和美银时所做的那些交易。很抱歉，因为我当时是签了保密协议的，任何有关的交易内容在一定时间(五年之内)是不能公开的，我们那时甚至在公开场合都不能谈论我们所做的交易，所以只能在书中简单地介绍一点儿。等过了协议年限之后，再等我详谈，在这儿就先卖个关子吧。
在写《独闯华尔街》的同时，我反思了我们这些年的所为，梳理出了《独闯华尔街》的主题：
尽管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北美奋力拼搏，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毕竟是单打独斗，作为群体来说，成不了气候。‘由此便联想到我们该如何学习印度人和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并怎样与母国的发展结合起来，以留学生桥梁作用的最大优势，将华尔街的资金、最新金融科技项目引进中国(像印度那样)；并将国内的企业带出来发展(像日本那样)，参与并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应是我们留学生的理想和作为。华尔街早已不是地理概念了，哪儿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哪儿就是华尔街！
坐而论，不如起而行，最近我和几位华尔街精英及国内金融界好友组建了一家从事金融投资及金融技术服务的跨国公司“新马国际”，目的是将华尔街的资金、最新金融科技项目引进中国，协助中国的公司来北美上市，参与并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些贡献。
文摘
第一章 闯入华尔街
走近华尔街
1991年7月的一天，初到纽约，出于对华尔街的憧憬、向往与好奇，我怀着朝圣般的心。专程坐地铁从皇后区居住地直奔曼哈顿下城的华尔街。去一睹它的风采，梦想着有一天能在那儿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因不甚了解而进入，等完全领悟了便退出。
待我走近下城慢慢地观察细看，发现华尔街短短窄窄的，全长不到五百米。在百老汇街与华尔街的交界处，我看到了著名的三位一体教堂（Trinity Church）。这座19世纪中叶完整矗立起来的建筑，远在华尔街还是一堵破烂不堪的城墙时，它就已经是标志性的建筑了。远航归来的船只，视教堂高耸的尖顶为欢迎它们进入纽约港的信号。教堂外墙精工细琢的神像令人赞叹，连一砖一石都值得仔细观赏。教堂后花园的墓地里，埋葬着五位知名人士。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先锋，他的经济主张：工业化，对新独立的美国的发展影响深远。距离墓地几步之外，便是喧闹的街道，各种车辆日夜川流不息。反倒更加衬托出教堂本身的神圣与静谧。
三位一体教堂的正前方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背后是美国证券交易所，两侧则是高耸的办公大楼。相较于周围新起的玻璃钢筋摩天高楼来，这几栋老大楼则显得相当敦实，透着贵气。在纽约证交所和美国证交所的楼前我驻足了片刻，将电视镜头里见到的交易厅画面，回闪、放大：大厅里混乱不堪，大宽条屏幕闪耀着债券报价，满地的废纸，手握话筒的电视台记者喋喋不休地报道着当天的股票走势，交易员们旁若无人地吼叫咆哮。这是一种紧张而刺激的生活。回头望着教堂，我猜想：银行家、交易员和基金经理们经过早上的搏杀与格斗，中午休息时，他们会不会走到几步之遥的教堂去祷告，然后再回到证券市场的血腥搏杀中去？
三年后我进入这个行业时，觉得这项工作的确令人兴奋、刺激。我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承受着当我过度疲劳时产生的挫败感，也常常享受到攻克难关后的喜悦感。我的猜想没错，华尔街的大亨们中午的确去那里祷告，后来连我自己都成了三位一体教堂的常客。不过我不是去祷告，每个星期三中午那儿有个室内乐队的演奏，有时我一人，有时我约了同事一同去观看。音乐家们演奏的多半是巴克的曲目：巴洛克风格，重复优美的主旋律与丰富的合声，听来使人内心沉静，起到了镇静剂的作用。演奏家们的酬劳当然由教堂支付，教堂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来自于华尔街的大亨们，他们每赚一百美元。便捐十美元到教堂里，所谓“逢十捐一”，这已是不成文的规矩。教堂的富有可见一斑。
当时在华尔街上，除了“银行家信托”大楼，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大投资银行的名字，更不用说著名的共同基金或对冲基金等证券机构了。实际上，华尔街和好莱坞一样，早就不是个地理概念了。如果说好莱坞是美国主流电影业的别称。那华尔街就是美国证券市场的代名词，是全球80％以上金钱的集散地。十多年前起，大部分金融机构渐渐地离开了地理意义上的华尔街，搬迁到地价更贵、奢侈品商店一家连着一家的曼哈顿中城去了。9·11事件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尔街的格局。有些机构干脆搬到了对岸清静安全的新泽西州。现在，除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外，还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或基金，将总部设在华尔街。在著名的“华尔街巨人”中，只有高盛和美林还坚守在离华尔街不远的地方。不过，据说高盛和美林也已经在曼哈顿中城区购置了新的豪华办公室，不久就要彻底与“旧华尔街”说再见了。
既然绝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已经搬离了华尔街，人们为什么依然将与金融证券业有关的一切称为“华尔街”？一大早，衣装整齐的红男绿女，他们左手捧杯咖啡，右手抓着装有早点的纸袋子，胳膊下夹着《华尔街日报》，步履匆匆地从时代广场、中央火车站、洛克菲勒中心地铁站以及公车站台上冒出来，人潮如涌般地汇聚到中城区豪华的办公楼里；在国会听证会上，美联储主席关心的仍然是“华尔街的态度”；而企业家们的最高梦想是能“在华尔街上融资”。无论地理位置相距多远，哪怕在伦敦、巴黎、多伦多、东京和香港，金融界的精英们精神上追随的还是同一条街道。在这条街道上，所罗门兄弟曾经提着篮子向证券经纪人推销债券；摩根曾经召开拯救美国金融危机的秘密会议：年轻的文伯格曾经战战兢兢地敲响高盛公司的大门（日后他成为高盛历史上的传奇总裁）；米尔肯曾经向整个世界散发他的垃圾债券。在这些神话人物死去几十年之后，他们的灵气依然悬浮在纽约上空，俯瞰新一代的银行家、分析师、交易员、经纪人或者基金经理，延续他们不灭的精神，制造出最新的金融神话：华尔街的神话。
那些华尔街的神话是由大小不同的玩家们创新发明的。街上最大的玩家（即Players，在国内称“投行”）大约有十来家，最为老牌的莫过于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和JP摩根，他们以做上市的承销商和公司兼并居多。帮助富人们管理资产最多的投资银行是欧洲的三大家：UBS（他们是收购瑞士银行的瑞士第一大财团，简称瑞银）、瑞士信贷（瑞士第二大财团，我在里面供职两年多）和德意志银行（当年兼并我所在“银行家信托”的那家）。另外还有三家后起之秀：花旗、汇丰和美洲银行的证券公司（我离开美国时所任职的公司）。因为这三家证券公司是目前全球超巨大银行，他们的成长最快，这也代表了“One-StoD Shop”的发展方向：也就是在一家金融公司里可以得到所有各项金融服务的意思。像雷曼兄弟、贝尔斯特恩，他们虽属传统的中型玩家，不过它们有各自的优势，在好几个证券领域中名列前茅。
这些大中型的玩家们玩的是证券，我们常常说他们是玩别人口袋里的钱（Playjng Other People’S Money）。证券的种类繁多，假如投资者不参与生意活动，被动地完全依赖别人的管理赚钱，这样的投资就应该算是证券。像股票、债券、油田的股份、有限合伙人公司的股份、投资合同等。大家比较具有共识的证券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债券，包括美国各级政府和各大公司发行的债券；另一类是股票，包括普通股和优先股。购买债券的是“债主”；而拥有股票的则是股票发行公司的股东。举个简单的例子，要是你的朋友搞个网站找你参股，那就相当于让你买他网站的股票；而要是他找你借钱的话，那就类似于让你买他网站的债券。所有的证券基本上是由纽约证交所、美国证交所、纳斯达克的电子交易系统以及通过最新潮的电子通讯网络来交易完成的，即：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简称ECN。9·11事件发生时，我就在当时的五大ECN之一的BRUT ECN公司任高级金融软件工程师，在华尔街上，我算是得到了一席之地。
在华尔街闯荡的三类中国人
华尔街是美国精英们的众望所归之处。整个华尔街的从业人员有30万人，而在前十到十五大投资银行里就职的，估计占了一半儿；还有一半人在其他无数的中小公司从业，这些公司一般是做配套服务于这十多家大公司的。二十年前，华尔街可以说是美国白人的天下，有色人种是80年代后期，才开始陆陆续续地进入华尔街的。90年代初，华尔街还很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特别是有中国内地留学生背景的。后来，就像计算机是因特网的火车头一样，计算机也渐渐成了华尔街的火车头。1997年开始，计算机网络的兴起带动了华尔街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的需要，中国留学生在华尔街才渐渐多了起来。最早进入华尔街的中国留学生只是做计算机软件的，随着不少数学、物理高手进入华尔街作模型分析后，中国留学生进入华尔街的现象，引起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几年前《纽约时报》就曾大幅报道过。而第三类人是金融专业毕业进入华尔街的，他们从事金融分析、交易员和管理基金的工作。当然这“三个代表”只是大致的区分，不是绝对的。目前在华尔街从业的中国人，计算机专家必须懂金融，单懂计算机的职位大都外包到印度、新加坡、俄罗斯等地，而做金融分析和模型的专家们也应该懂计算机，会开发软件，都必须“一专多能”，只有这样才能在华尔街继续“生存”下去。
前些日子看到一个统计，说华尔街主流公司资深的从业人员中，中国留学生背景的大约有800到1000人。所谓资深，一般指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十年以上者。其中第一类人占大多数，估计在600到800之间，这类人的年税前收入一般在18万美元到20万美元之间（底薪+奖金+各类福利，如退休基金、健康保险、人寿保险等等），我可以算这一类的典型；第二类入门要求很高，至少要名牌大学的数理博士，他们的底薪一般在15万美元到18万美元，奖金与业绩挂钩，业绩好，奖金可以拿到8万美元，甚至10万美元以上，年税前总收入一般在25万美元到30万美元之间；而第三类的情况较复杂，很难一概而论，像曾在大摩的谢国忠和瑞士信贷的陶冬都属于第三类。而我老同学的弟弟王光宇曾属于第二类，他是北大的物理学士、硕士，美国名校的博士。起先，他在华尔街的主流公司做了两年模型，后来又做了六年债券交易员，前些年去香港发展，负责为英国老牌银行Barclays建立第一个期货交易平台。王光宇和陶冬、谢国忠在香港时都是“圈内的哥们儿”。目前，他回到纽约与几个华尔街老美大腕儿合伙，搞了一个专门投资中国的基金：积德基金（Jade Capital）。去年，投资了八百万给中国的读书网站：豆瓣网，非常成功。日前我和几位华尔街精英及国内金融界好友组建了一家从事金融投资及金融技术服务的跨国公司“新马国际”，积德基金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儿之一。
自己做投资公司的，不管规模有多小，哪怕一个人，都很容易引起国内的关注，这可能和国人普遍的“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心态相连，总觉得公司再小，也是自己做老板，他们的收入就难说了，可谓“下不保底，上不封顶”，少的每年也就三五万美元，和大多数在美国开中国餐馆的小老板差不多：多的可达百万，甚至几百万、上千万美元，是没有顶的。
撇开中国留学生背景的华尔街从业人员，我们再来看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一般工作人员的薪水标准。一个刚人行的本科生（担任助理或普通分析员职务），大约是三万到五万美元，其中包括奖金。有MBA学历的毕业生，薪水标准大约是六万到十三万五千美元。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地区，薪水标准也不尽相同。刚开始的时候，奖金占薪水的10％到50％，然后慢慢增加一到三倍。最能挣钱的当数投资银行的股票交易员们，1994年收入最高的是一位“共同基金”经理，他那年的所得，不多不少，分到中国老百姓的头上，正好每个人一美元：13亿美元！怪不得有的交易员一年几十万美元落进袋里，简直就不好意思说出口，走在街上狠狠地骂自己“Mother Fuck Looser” （“失败者”），恨不得一头撞上南墙。说明华尔街投资银行业是个高层次、高风险、高竞争、高回报的行业。
根据2006年的统计，华尔街员工的平均年收入是30万美元，要是按华尔街最兴旺时4073员工来计算，华尔街每年单发给员工的薪资就超过12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06年中国GDP的5％，超过了世界上好些国家的GDP，很“壮观”吧！就不用再提老板们赚到的钱了。
华尔街头衔的背后
华尔街大多数主流公司将职工分成十级（Band），不同的级别分不同的薪水段、奖金级别、假期的天数、公司对外交际的业务费用高低以及退休金的比例，与国内的24级干部级别制有着异曲同工之趣。这些级别如金字塔般分布，数字越大，职务越低，人数也就越多。公司里百分之五十的员工属Band10到Band8，他们没有职称，一般被称为职员或者非行政人员。如Band8以上的员工，每年可享受两周有薪假期；Balld7和Band6有三周有薪假期；Band5和Band4是四周有薪假期。有的职称以专业命名，如会计师、分析师、软件开发员等等。从Band7开始进入中层，一般对外就可以用名片了，这一级一般还是用专业作为职称，前面加上资深或高级两个字，如高级软件工程师、高级分析师以及高级会计师等。
比如，我在BPUT ECN工作的时候，职称是“高级金融软件开发分析师”（Senior Financial Software Developer Analyst），够长的吧。这就算专业职称上最高的称呼了。凭这个职称可以在华尔街找到任何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证券软件方面最好的工作。1994年起，华尔街许多大公司就一直在全球寻找能开发UNIX上的工作站软件和各类金融分析应用程序的人才。从那时开始，对一个优秀的计算机专家来说，如果再懂些金融方面的基础知识。拿到六位数的工资（所谓“Six-Digit Salary”，这在美国是高薪的昵称）是不足为奇的。
从Band6以上的职称就是“行政”上的职务了，可以开始负责一个部门或一个项目。Band6一般的职称就是AVP（中文翻译为“助理副总裁”），我在“瑞士信贷”时就是AvP：Band5是vP（中文译为“副总裁”），对外名片上用的是“副总裁”，我在美洲银行就是这个级别。在美国的华尔街主流公司里。一般华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有留学生背景的，能爬到VP的位子基本上算到顶了。想成为vP，除了至少做十年甚至十五年，最好还要隔三差五不停地“跳槽”才行（这我在下面还会谈及）。而白人（欧洲人后裔）往往工作三年便能升任AvP，五年之后一般都排在VP之列了。和体操运动员差不多，纽约华尔街员工的平均“工作寿命”就是十来年。通常，美国学生大学毕业后，会预先进入一家公司做一年的实习，然后花三到四年时间半工半读拿个硕士学位，25岁左右正式进入华尔街大公司拼个十来年，结婚生子后40岁左右便退下来，离开纽约搬去其他地方的金融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曼哈顿近80年来，人口总保持在150万上下的原因。这150万的人口中有60％是绕着华尔街转圈的。可以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断地进进出出。
大投资银行中层的最高级别为Band4，是Principal或Director（中文可译为“董事”或“合伙人”），王光宇当年在香港工作时，就曾经到了董事这一级。而高层中最低职位Band3为MD（Managing Director），中文里各种翻译都有，最多的翻译为“董事总经理”，如原来大摩的谢国忠、瑞士信贷的陶冬就是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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