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王權的誕生
林俊雄 / 陳心慧 / 八旗文化 / 20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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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匈人是匈奴人嗎?匈奴人和斯基泰人又有什麼關係?
漢王朝如何被迫和親匈奴?它的復仇戰爭成功了嗎?
探尋中央歐亞草原的騎馬遊牧民──「斯基泰」與「匈奴」在世界史被忽略的意義!
騎馬遊牧民是野蠻和破壞的化身、而與文明無緣嗎?
這不過是留下文字記錄的定居農耕社會單方面的看法!
鼎盛期的波斯帝國也無法征服的部族集團──「斯基泰」;與漢皇帝具有對等軍事戰鬥力的遊牧民族──「匈奴」。他們跨越了「東方」與「西方」地理分界,串聯起整個歐亞大陸。
「斯基泰」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遊牧民族,約在西元前八至前七世紀的時候登上歷史舞台。而「匈奴」確切在歷史上出現,則是西元前三世紀的時候。雖然兩者的存在時間有落差,且看似一個存在於西洋史、一個存在於中國史,然而從考古挖掘的資料可以發現,兩者文化上非常的相似,屬於同一系統。同樣身為馳騁在草原之上的霸主,「斯基泰」與「匈奴」是同一群人嗎?他們又各自如何影響東西方的歷史呢?
本書首次把橫亙東西方的騎馬遊牧民合併而寫,探尋古代草原世界的王權形成和它們的文化,藉此思考遊牧民在世界史中的積極角色。在這套「興亡的世界史」中,有三本書的主角是騎馬遊牧民(另外兩本是第六卷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和第十卷的《蒙古帝國及其漫長遺緒》),這種非常罕見的設計,反應了學界重新評價騎馬遊牧民在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騎馬遊牧民看來,「歐洲」或「亞洲」這樣的地域框架是可笑的概念!
斯基泰和匈奴不只是中央歐亞草原的統治者,也是東西方文化的偉大傳播者。
從亞洲東部的蒙古高原,到東歐的黑海北方,這一片廣袤的草原上疾馳著騎馬遊牧民。對它們來說,這個世界既沒有「歐洲」,也沒有「亞洲」。這些騎馬遊牧民,與農耕定居民的文化、社會、道德處在完全不同的位置,經常創建出擁有廣大領域的國家,並帶給鄰近的東亞、西亞及歐洲很大的影響。
騎馬遊牧民如何衝擊世界史呢?眾所周知,匈人的入侵導致了歐洲發生重大變革,雖然匈人是不是匈奴,學界依舊未達成定論,但匈人是從東方遷移到歐洲的騎馬遊牧民族則是確定無疑的。同樣的衝擊更早地發生在東亞。從所謂的「五胡亂華」開始,其中鮮卑系的北魏勢力崛起,最終銜接上隋唐帝國,統治東亞長達五百年;然後就是契丹和女真,最後是蒙元和滿清席捲了整個中國。可以說東亞受到騎馬遊牧民的影響更大。
不受既定地理概念拘束的遊牧民,除了自身發展出的輝煌文化之外,也促進了東西方文化雙向的傳播。他們將取自西方的構想傳到東方,也將東方的發明傳至西方,並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來自西亞、希臘、中國等不同的美術風格。
■透過文字與考古資料的對照,還原草原上人群的真實樣貌。
用考古挖掘的成果,具體掌握彷彿傳說般存在的古代遊牧民族。
然而遺憾的是,斯基泰與匈奴都沒有文字,它們沒辦法訴說自己的歷史。但藉由東西方的「歷史之父」──司馬遷與希羅多德的描述,他們的戰鬥實力與習俗被書寫、留存下來。司馬遷描述的匈奴人和希羅多德筆下的斯基泰人驚人地相似。這兩人不持有偏見,承認與自己定居農耕社會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之存在。

除了利用文獻,本書最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採用考古和美術史資料。關於遊牧社會的考古,大約是十八世紀初期才開始的。在彼得大帝兒子的生日會上,一名在中亞經營礦場的富商,獻上了他挖掘到的大量黃金器具當作禮物,大帝注意到了這些物品在美術上的價值,下令展開中亞地區的挖掘。隨著考古挖掘,馬具、兵器及黃金器具,這些斯基泰文化的代表象徵陸續出土。本書就利用了至今為止發現的考古資料,盡量「復原」湮滅的歷史。
以草原的「古墳時代」為主,解釋了西元七世紀的草原上已經誕生了王權,而且分佈在整個中央歐亞。另外,對(1)馬具、(2)兵器及(3)黃金器具的美術史分析,也凸顯出斯基泰美術的獨創性,及其融合波斯、中國、希臘風格上所達到的極致。
本書也將考古發現和文獻彼此印證。比如希羅多德記述的遊牧民「王的葬儀」——製作木乃伊、用割耳或傷害身體部位的方式表示哀悼、在喪禮上吸食大麻達到亢奮狀態,以淨化自己——這些都從考古發掘中加以證實。而在南西伯利亞考古發現的中國風屋舍,其主人是叛逃到匈奴的李陵,還是嫁到匈奴的王昭君的女兒呢?作者也結合文獻加以推論。
■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看見遊牧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國際性!
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遊牧民通常被視為野蠻和落後,與文明無緣。在中國史料中,「華夷之辯」是一種貫通整個農耕國家歷史的意識形態,甚至至今如此。真的是這樣嗎?
這首先要看文明的定義。「文明」一詞是從英語「Civilization」(原意是市民化)翻譯而來,原本就是城市定居社會所發明的用語。從這個角度看,以往被視為人類偉大的古代文明,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等等,都有一些所謂文明的共通要素:城市、王權誕生、具有象徵性的巨大建築、官僚制度的創設、發明文字等等。
然而,對於本來沒有「城市」的遊牧社會而言,他們難道因此就是與文明相反,生活在「野蠻」之地的「胡」人嗎?本書反對這種觀點,認為那不過是農業社會的偏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雖然沒有文字記載,但從挖掘出土的草原霸者們的裝飾品來看──華麗的黃金工藝品、色彩鮮豔的氈製品、以及各種馬具和武器——都凸顯出「文明」的獨特性。另外,隨著文化的交流,遊牧民也建立了更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和法律的城市,更具有多樣性和國際性。
以西元七到十世紀裏海附近的遊牧國家「可薩」為例,他們用貿易支撐其財政,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背景,與當時的大國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國並駕齊驅,備受矚目。首都裡有七位法官,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法官各兩人,薩滿教法官一人。處於對立的三宗教竟然受到平等的對待,這個事實讓近代歐洲的歷史學家大感吃驚。這樣的做法雖然並非出自近代宗教自由的觀念,但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國際性由此可知。
因此,如果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就可看見遊牧民族也具有豐富的文化和藝術!本書即採用大量考古學和美術史的資料,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如果放棄中國視角,從匈奴的角度看漢匈之爭,會看到什麼樣不同的結論呢?
其實,司馬遷已經告訴你。
關於匈奴的史料,幾乎主要來自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是持平之人,他透過一位叫「中行說」的宦官表達了匈奴的立場。中行說本是陪同和親的公主到達匈奴,但他最後發誓向單于效忠,並用他所認同的匈奴的價值觀反駁漢使。比如他認為,匈奴的政治更靈活和務實,不像漢那樣被無意義的禮儀所束縛。
透過司馬遷的記載,我們看到,漢除了以公主和親,取得匈奴支持外,還必須每年提供大量高質量的絲綢。這些絲綢並不是遊牧民自己需要,而主要是轉賣給西方,獲得高利潤。此外,一般中國史書上多強調匈奴不守規則,即便漢已經和親、並每年提供贈品之後依舊反覆侵寇。然而本書指出,漢匈之間本來就存在民間自由貿易,這也是符合雙方利益之事。然而漢的中央政府認為不需要民間貿易、故常常閉關,從而引發糾紛。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內部的叛亂分子常常尋求遊牧國家的援助。西漢時代最大的叛亂——吳楚七國之亂,就與匈奴單于合謀而發動。
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沒有記載匈奴掠奪金銀財寶、絲綢和穀物;他們掠奪的是人和家畜。這些人被掠奪去做什麼呢?——答案是從事農耕。本書也從考古學的資料中分析匈奴的遊牧社會中,也存在定居聚落。本書指出,漢帝國中也存在大量自發性的逃亡者,除了層級高的比如燕王,還有大量一般民眾「聞匈奴中樂」而翻越長城。官員郎中候應在反對廢除長城防衛的十大理由之一即是,長城的防守功能也包括防止漢人向北逃亡。
■《草原王權的誕生》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是海洋島嶼國家,和中央歐亞的騎馬遊牧民國家的地理環境迥然不同。然而本書讓我們懂得,拋棄傳統中華思想中的華夷之辯,不再認為遊牧民族是野蠻和落後的化身,而理解到「文明」擁有不同的形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擅長吸收和融合別的文化,更加尊重多元文化和價值,更具有國際性。
本書啟示
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海島貿易國家的多樣性,都是以貿易為前提而遵重不同的價值。以本書結語中提出的「可薩」這個遊牧國家為例,近代西方史學家也驚詫於它除了擁有強大的貿易和軍事力量,首都裡竟然有七位裁判官,負責不同信仰之商人的法律仲裁。這就是台灣作為商貿國家可以從騎馬遊牧民社會中學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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